上周，谷歌联合创始人谢尔盖·布林的家族办公室Bayshore Global Management向监管机构提交文件称，该公司于2020年年底在新加坡设立了一个办事处。
谢尔盖·布林出生于1973年，是一位美国籍俄罗斯裔企业家。在斯坦福大学求学时，谢尔盖·布林遇见了拉里·佩奇。此后，两人在1998年共同创立了谷歌，并于2004年带领谷歌成功上市。
2019年12月4日，谢尔盖·布林宣布卸任谷歌公司总裁一职，现任Google董事。据彭博亿万富豪指数显示，谢尔盖·布林是全球第九大富豪，净资产高达865亿美元。
Bayshore是硅谷著名家族办公室，专门为谢尔盖·布林打理财富，保护布林及其家人的人身安全等。Bayshore来源于山景城的一个地名，而山景城正是谷歌总部所在地。据悉，Bayshore的员工约有几十人，来自谷歌、高盛、德意志银行以及其他家族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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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富豪们“爱”新加坡
值得关注的是，在谢尔盖·布林之前，多位知名超级富豪均选择在新加坡设立家族办公室：
2019年，在戴森宣布将企业总部从英国伦敦迁移到新加坡后，戴森创始人詹姆斯·戴森一并将其家族办公室Weybourne Group迁至新加坡，并成立Weybourne Service Singapore。
据悉，Weybourne Group成立于2013年，全球约有50余名员工，管理戴森的家族财富。星期日泰晤士报2020年富豪榜显示，现年73岁的戴森为英国首富，净资产约为216亿美元。
2020年，海底捞联合创始人舒萍在新加坡设立了“日出资本”，负责管理财务和家族事务。根据其向新加坡国家商业实体监管机构提交的文件，2020年7月舒萍被任命为新加坡日出资本管理公司的唯一股东和董事。
同年全球最大对冲基金桥水公司的创始人瑞·达利欧也宣布计划在新加坡设立家族办公室，负责管理其在亚洲地区的投资和慈善事业。
而早在2010年，中国前首富、盛大创始人陈天桥与其家人获得新加坡永久居留权后，长时间居住在新加坡，在Steven Road设有“盛大研究院”。
不容置否，新加坡成为超级富豪落户家族办公室的热门地区之一。根据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提供的统计数据显示，从2017年到2019年期间，新加坡家族办公室的数量增加了五倍。而在《联合早报》的市场调查中，新加坡本地约有200个家族办公室，管理资产规模一般超过1亿美元，总规模可能约20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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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富豪们为什么“爱”新加坡？
“新加坡家族办公室规模能在近两年内增长五倍，背后的核心原因在于新加坡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不断透明的法律机制和监管制度，以及对资产和客户隐私的保护，使得超富人群对新加坡的信心不断提升。” 新加坡家族信托服务机构Island Capital总裁Isabella Lan向《家办内参》表示。
综合来看，家族办公室行业能够在新加坡持续扩张的一个关键原因在于，政府机构和行业之间有一定程度的联系和参与，推出了诸多利好家办行业发展的政策。
新加坡作为亚洲最大的金融中心，一直致力于打造全球财富管理中心。早在2004年，新加坡就已经开始积极推广家族办公室。
据悉，在2004年，新加坡经济发展局推出了全球商业投资者计划（Global Investor Programme, GIP），该计划里的家族办公室方案，便是鼓励外国投资人在新加坡成立家族办公室，通过审核后即可申请移民。
其中，一家在新加坡成立的家族办公室可获得三个由新加坡政府配发的工作签证，持有人最快两年后就可以申请成为永久居民，成为新加坡的纳税人。
此外，从2009年起，新加坡政府针对单一家族办公室出台了更多政策，在降低其设立门槛的同时给予更多的优惠税收政策。其中在《新加坡基金税收豁免特级基金奖励计划，新加坡所得税法第13X章》（以下简称13X条款）中，允许家族投资机构（新加坡境内或境外）的某些特定投资的收益享受新加坡免税待遇。
近年来，新加坡在推广家族办公室行业上可谓“不遗余力”，进一步扩大税收优惠和制定其他利好政策。具体来看：
2019年2月，新加坡财政部长宣布针对家族办公室给予更优惠的免税方案：扩大免税的覆盖范围，并将现行的免税政策13CA（离岸基金税收豁免计划）、13X（特级基金税收豁免计划）、13R（在岸基金税收豁免计划）继续延长到2024年12月31日。
2020年1月，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和新加坡会计与企业管制局（ACRA）联合发表声明，正式推出VCC框架（Variable Capital Companies，即可变动资本公司框架）。
VCC是一种全新的新加坡基金管理架构，采用VCC的公司类似于一个自由流动的资金池，投资者将资产注入池中，再交由专业基金经理进行管理，以达到基金投资的目的。这一框架非常有利于新加坡吸引外地基金进驻。
除了宽松的监管和广泛的政府激励措施外，在服务方面，新加坡政府一直积极主动地帮助当地相关机构开发技能和培训，为全球家族理财办公室和信托机构提供服务。
除了上述优势外，新加坡作为“亚洲前哨基地”的角色，也是吸引超级富豪设立家族办公室颇具吸引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2020年，桥水基金在策略及市场展望报告中表示看好亚洲。报告指出，新兴亚洲经济体近期的增长率更高，未来的生产率增长，利率以及资产收益率都比西方经济体更高。其中，在报告中桥水基金格外看好中国市场。
在2020年，达里奥曾多次强调，不管是出于长期多元化目的，还是短期投资战术，都需要将其资产中的很大一部分投资于中国资产，不对中国进行投资将是“非常冒险”的行为。
达里奥认为，中国市场快速增长，并在对海外投资者开放，人民币及人民币资产基本面极具吸引力，且海外投资者的资产组合中中国资产原本权重偏低。而美元和美元资产的基本面当前面临不小的挑战。
这一点得到了瑞银集团相关数据的印证。据悉，由于近年来中国股市和科技公司表现突出，亚洲家族办公室的表现力超越全球同行。
此外，一位新加坡财富管理从业人员向《家办内参》表示，在疫情期间，新加坡在居住、教育、医疗保健以及安全等方面的优势，在高净值和超高净值家庭中变得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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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盲目地“爱”
尽管新加坡成为超级富豪们设立家族办公室颇具吸引力的选择，但是其背后潜藏的风险和挑战也不容忽视。
作为金融中心，尽管新加坡在亚洲的竞争力逐步增强，但从全球范围来看，新加坡仍然缺乏一些专业领域，譬如股票市场。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人生地不熟，高净值人士也很容被“割韭菜”，譬如在销售能力极强、动机又不纯的人推荐下，会被很多垃圾的金融产品和项目套牢，甚至还会被强买强卖。
新加坡家办从业者Lily（化名）向《家办内参》透露，在与客户交流过程中发现，很多高净值人士对于金融知识非常匮乏，很难自主进行规划和管理。
“我们发现很多富豪一到海外，因为太轻信服务商，在投资时就很容易被骗。一些银行的销售人员甚至会背叛职业操守，偷偷推荐一些垃圾项目。我曾遇到一个客户，在骗子团队的推荐下投资了澳洲的一个房地产项目，结果亏的一塌糊涂。”Lily告诉《家办内参》。
此外，对于超级富豪在海外设立家办这一举措，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
家办行业资深从业者常宇（化名）告诉《家办内参》，近两年很多中国民营企业因为缺现金流，经营艰难，维持不下去。“他们之前将部分资产卖掉，换成现金到境外去做信托，企业由于缺乏现金流后彻底走向绝境。而当他们意识到投资信托的弊端时，已为时已晚。因为信托受法律保护，一旦设立信托基金，想要将投入的资金拿回来，根本不现实。”
在常宇看来，如果是基于产业发展、技术需求到境外投资或者收购，将资金拿到境外去设立信托，他是赞成的，而如果仅仅是做个信托，他不赞成。
常宇告诉《家办内参》，真正的国际大家族没有谁会撇弃自己的国家，要想传承就必须立足于根本。“纵观全球，罗斯柴尔德家族有离开自己的祖国吗？洛克菲勒家族有离开自己的祖国吗？凡是离开自己祖国的财团都活不下去，因为缺乏强有力的国家做支撑。”事实上，对于超级富豪们来说，往往依赖于深厚且长期的人际关系，而发展这种关系需要一定时间。
常宇认为，很多企业家变卖资产去海外成立信托，最大的问题在于这个基金“什么都管不着”，与自己所经营的产业毫无关系。实际上，企业家完全可以在国内自己成立一个家族基金，围绕自己的产业链进行布局，投资国内的企业。
与去海外投资房产等其它资产类别相比，常宇表示只有实体企业才能源源不断创造财富，伴随着科技经济持续发展。
“德国最富裕的匡特家族控股宝马，瑞典瓦伦堡家族控股、参股诸多全球顶级企业，如全球电信巨头爱立信、家电巨头伊莱克斯、世界第三大制药集团阿斯利康、世界领先的飞机及汽车制造商萨博等……这些家族持有的都是实体企业。”常宇告诉《家办内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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