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8年开始，中国开始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实践。在过去的40年里，中国经济持续保持平均每年高达8%左右的经济增速，这在人类经济发展史上是比较罕见的。中国也从一个封闭落后的农业国家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货物出口国、第二大货物进口国、第二大服务贸易大国。第二大对外直接投资的开放大国。同时，中国也从最不发达国家提升为中高收入发展中国家，有望在近年内人均收入达到1.2万美元，成功跻身发达国家行列。毋庸置疑，短短四十年，中国通过改革开放，特别是通过对外开放，融入到全球经济一体化中，实现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奇迹”，从而大力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巨大发展，成为一条强国之路。
为什么说中国对外贸易是一个奇迹？过去四十年，不论是对外贸易、双向直接投资、货物贸易、服务贸易，还是其他国际经济合作项目，中国都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具体地，2017年，中国的对外货物贸易总额达4.10万亿美元，占全球外贸总额的11.5%，全球排名第一。这相对于四十年前改革开放之初的210亿美元外贸总额，增长了196倍。其中，对外货物贸易出口2.26万亿美元，占全球出口总额的12.8%，全球排名第一；对外货物贸易进口1.84万亿美元，占全球出口总额的10.2%，全球排名第二。货物贸易占GDP的外贸依存度为33.6%。同时，中国的服务货物贸易总额达6905亿美元，占全球外贸总额的6.7%，全球排名第二。相对于四十年前改革开放之初的40亿美元服务外贸总额，增长了约172倍。
笔者以为，我国对外开放的四十年实践，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广度开放、深度开放以及全面开放。从1978年到2001年，我国的开放属于广度开放阶段，主要体现在各种经济特区、经开区、工业园区、高新区乃至出口加工区的设立。在这个阶段，主要体现为各种园区在从沿海向内地的点-线-面的推进，这个阶段主要更多是属于一种“粗放式”强调量上的开放。
我国的对外开放实践的第二个阶段是从2001年底的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到2017年党的十九大召开之前的这个时段。这个阶段中国的对外开放实践可以概括为深度开放。在这个阶段中，一方面，加入世贸使得我国出口产品面临着更大的出口市场，更多的出口机会；另一方面因为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人口红利下降；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又使得外需疲软，这样，原来以出口劳力密集型产品为主要特征的出口导向模式受到很大的挑战。国家通过设立1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进行新经济体制试点试验改革，努力提升产品特别是出口品质量；同时继续减低关税、推进贸易自由化来发展经济。这个阶段的发展模式，主要是体现为“集约式”的强调质上的开放；国家在对外贸易政策上，主要是从原来强调出口导向发展模式改为贸易自由化战略。
我国的对外开放实践的第三个阶段则是2017年党的十九大召开之后所强调的推进全面开放新阶段。当前国际上逆全球化思潮抬头，有些国家甚至推行贸易霸权主义，实施贸易保护政策，从而导致经贸全球化面临重大挑战。为努力推进全球贸易自由化，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推动全球经济合作互利共赢，党的十九大特别强调了“推进全面开放新格局”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到目前为止，全面开放主要是要做好三个工作：扩大进口、建设自由贸易港以及建设粤港澳大湾区。这三项工作都是推进贸易全球化的关键工作。
本文其他部分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探讨我国“广度开放”的历史过程，第三部分回顾我国“深度开放”的动态演变进程，第四部分则探讨全面贸易自由化和我国对外开放的最新发展，第五部分是小结。
二、广度开放
如前所述，我国广度开放阶段是从1978年中国开始推行对外开放、对内改革国策开始，一直到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段时间。在广度开放阶段，中国的开放实践主要包括三项政策：建立各类经济园区、大幅度地推行贸易自由化、以及大力发展加工贸易。国家在对外贸易政策战略选择上，从改革开放之前的进口替代战略逐步改为出口导向发展战略。下文逐一介绍这并讨论其影响。
（一）、大力降低进口关税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采取了进口替代战略，对国外产品设置了高额进口关税和其他非关税壁垒。自1992年党的十四大宣布我国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起，我国开始积极削减进口关税。1992年初，我国的平均进口关税仍为42％；到1994年乌拉圭回合谈判期间，关税降到了35％；在接下来的三年里，我国进口关税又降低了一半左右，到1997年底，简单平均进口关税已降到17％左右。
以关税减免为主要内容的贸易自由化对中国经济发展非常重要。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贸易自由化能够大力促进企业生产率的发展。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教授所说的：“生产率不是一切，但近乎一切”。Amiti和Konings（2007）使用印度尼西亚公司层面的数据，发现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即成本节约效应）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大于产出品贸易自由化（即进口竞争效应）[1]；中间品关税削减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是产出品关税削减的两倍。此外，Topalova和Khandelwal（2011）使用印度的数据发现，中间品关税削减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大约是产出品关税削减的9倍[2]。笔者先前的研究进一步发现，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一般出口企业的生产率提升有显著影响，但由于加工企业享有“零进口关税”的特殊待遇，所以对加工企业的影响并不显著（详见Yu，2015）[3]。总体而言，贸易自由化为新世纪中国企业生产率贡献了14.5％左右的增长。
（二）、各类经济园区的设立
在广度开放阶段，我国的开放还体现在设立各种各类经济园区，包括早期经济特区、沿海港口开放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乃至世纪之交设立的出口加工区。经济园区的设立是我国对外开放实践最重要的举措之一。
经济园区的设立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各个经济园区“点”的设立。即1980年我国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四个城市设立经济特区。之所以选择深圳是因其毗邻香港，珠海是因其毗邻澳门，厦门则是因其地理上靠近台湾省。而汕头之所以被选中，则是因其是著名侨乡。
自1984年到1991年，经济园区设立进入第二个阶段，即经济园区在我国东南沿海城市从北到南形成一条线。正如傅自应（2008）指出，在1984年，我国把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和北海这14个城市设立为沿海港口开放城市[4]。随后不久，我国又建立了包括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宁波，福州，广州和湛江的11个国家级经济开发区。值得一提的是，这11个开发区多数是位于之前的12个沿海港口开放城市里面的，这主要是因为每一步改革中，每个城市都只开放一小块区域，而不是整个城市都开放，所以两者之间并没有重叠。1985年，我国又开放三个经济三角洲地区：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闽东南地区。1988年，中国开放了胶东半岛、辽东半岛和整个海南岛。接着，在1991年，我国又在上海外高桥，深圳福田、沙头角和天津港设立了四个保税区。这样，我国就成功地将经济园区从点扩展到线。
随后，在1992年初，我国又在包括沈阳、天津、武汉、和南京等更中部重点城市设立了25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这样，经济园区的建设就从点扩展到线。事实上，如Naughton(2018)指出的，到1992年，我国已经建立了六个经济特区（第一批的四个经济特区，加上海南和上海浦东），54个国家级经济开发区，53个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和15个保税区[5]。
有意思的是，这些经济特区、经济三角洲、经济开发区甚至高科技开发区，都有类似的政策设计。比如，园区内的外国公司在华营业前五年可以享受“超国民待遇”的。具体地，外国企业在园区营业前三年可免征企业所得税；之后的两年，也只需支付国内企业所付企业所得税的一半，即17％的所得税率。这项欢迎外资的优惠政策一直持续了约三十年，直到2012年之后，外国投资公司才开始承担与国内企业相同的35％的公司税率。 此外，这些特区都允许外商独资企业及其子公司入驻。最近，林毅夫等（2018）的研究也发现各类工业园区的建立对企业生产率有正面的提升作用[6]。
（三）、大力发展加工贸易
加工贸易是了解中国过去我国四十年外贸奇迹的关键。正如Dai, Maitra和Yu（2016）所述，iPhone是中国加工贸易的典范：iPhone组装商富士康，先从日本、韩国和美国进口智能手机的中间组件，在深圳组装完最终产品后，再出口到欧美各国[7]。
事实上，中国有超过16种类型的加工贸易。其中最重要的两类是来料加工和进料加工。加工贸易都强调“大进大出、两头在外”，但来料加工要求“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加工企业需要将所有产品出售给提供中间品的那家外国企业。这种加工贸易方式是80年代最受欢迎的加工贸易类型。相对应地，从事进料加工的企业则可将其最终产品出售给其他外国公司，这种加工贸易在80年代后变得更为重要。自1995年以来，加工贸易占我国出口总额的一半以上（Tian-Yu, 2012）。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加工贸易的比例有所下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但尽管如此，目前加工贸易仍占我国外贸总额的三分之一左右。
加工贸易对中国过去四十年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重要作用。一方面，加工贸易为制造业创造了巨大的就业机会。然而，与普通的出口企业不同，加工出口企业的生产效率较低，因为像“三来一补”这类加工活动并不需太多技术支持。平均而言，加工出口商的生产率甚至低于非出口商。正如余淼杰（2013）发现的，与普通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相比，加工企业的生产率最低。由于加工贸易占中国出口总额的一半，导致中国出口企业的生产率低于非出口企业，这种情况被称为“中国出口企业之谜”。
同时，由于从事加工贸易的产业大多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因此加工贸易可以创造大量工作岗位。目前，我国就业数约为7.8亿人，其中第二产业就业数2.31亿。第二产业中的制造业就业数又约1.03亿。在我国四大加工产业（家用电器、玩具、衣服及鞋帽、皮革制品）中，就业数达到1620万人。此外，加工贸易有助于中国进一步融入全球劳动分工。目前我国已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工厂”。这也是中国贸易顺差的来源。事实上，我国三分之二的贸易顺差也是来自加工贸易。
三、深度开放
新世纪以来，我国的对外开放更着重于深度开放。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到2017年党的十九大，我国的对外开放主要有三大方面的实践。分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和新经济试点试验城市。
（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我国于1986年正式申请加入关贸总协定，经过15年的多轮谈判，于2001年最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成为其第143个成员国。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给中国和和全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一方面，大量中国进口品显著的降低了各贸易国的物价水平，促进真实收入的提高。另一方面，2004年后，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急剧增加，人口红利迅速缩小。与越南和孟加拉国等国相比，中国在劳动密集产品上不再具有显著的比较优势，某些国外市场也已逐步被取代。然而，由于加入WTO，中国与许多国家贸易规模变大。得益于市场规模的扩大，我国工业企业的平均固定成本进一步降低，实现了更大的利润，从而，进一步加强了我国“世界工厂”的地位。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的简单进口关税从15％左右降至2006年的10％左右。进口关税分两种类型：一是产出品关税，衡量行业或企业面临的进口竞争；另一种是中间品关税，衡量行业或企业面临的成本节约效应。 从2000年到2006年，中国行业的产出品关税从21.4％降至10.27％；制造业企业的产出品关税则从15.57%降至7.46％，中国的中间品关税从2000年的15.73％降至2006年的7.71％（Yu，2015）。
当中国降低进口关税时，其主要贸易伙伴国也削减了对中国产品的进口关税。由于企业可以向不同国家出口多种产品，因此，为中国制造业企业构建企业级别的外国对外关税非常重要（Lileeva, Trefler , 2010; Yu 2015）[8]。 然而从2000年到2005年，外国的对外关税仅从7.71％降至6.90％，原因是中国主要的出口目的国是高收入国家，这些国家的进口关税通常已经比较低。
（二）、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
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立经历了1 + 3 + 7的三个阶段。 首先是2013年9月设立的首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接着是2015年4月将自由贸易区扩展到了广东、天津、福建三个沿海地区。再次是2016年9月，政府在辽宁、陕西、河南、湖北、重庆、四川和浙江建立了7个沿海和内陆试点自贸区。
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试点有四个任务。首先，推动进一步的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这与之前的出口加工区发展方向是一致的。同时，强调“一线放开，二线管住”，意思是自由贸易区内使用的进口中间品将被豁免关税（即一线放开），但使用此类中间品生产的最终品不允许在区域外销售到中国国内市场（即管住第二线）。
其次，自贸试验区探索建立“负面清单”投资模式。相对“正面清单”而言，“负面清单”对国外投资的限制较少。“负面清单”规定，清单内的产品或部门不允许外国投资者进入。换言之，未被列入负面清单的行业或产品，均允许国外投资者进入。这为国外投资者提供了进入新兴产业的巨大机会。这几年的实践证明，这一政策被最为有效成功的。事实上，我国政府在2018年决定将这一政策推广到全国。
再次，自由贸易试验区推进金融改革。通过逐步放宽资本项目管制、提供金融服务以推动中国金融创新。但到目前为止，这项改革的效果有限。首先，自贸区仅占我国面积的一小部分；其次，与贸易政策不同，金融政策很难在自由贸易区内外划清界限。因此，金融改革很难在小范围内进行实验，再复制推广到其他地区。最后，自由贸易试验区要求地方政府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简化区域内业务审批程序。值得注意的是，自由贸易试验区推行事后监督机制，而不是事前批准。
（三）、新经济试验试点城市
和自由贸易试验区相比，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综合试点试验则鲜为人知。2015年，政府选择位于五大城市群和沿海地区的12个城市进行为期两年的“新经济试点”试验。
“新经济试点”试验城市包括位于京津冀城市群的大连和唐山、成渝城市群的重庆、长江中游城市群的武汉和南昌、长三角的上海和苏州、以及珠三角的东莞。此外，还包括山东济南、福建漳州、陕西西安以及广西防城港。
试点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市场资源配置新机制，探索开放运行管理新模式，形成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并在国际合作和竞争中创造新的优势。新经济试点试验有六大任务。第一，探索开放型经济运行管理新模式。第二，探索形成各类开发区(园区)协同开放新机制。第三，探索推进国际合作新方式。第四，探索质量效益导向的外贸促进新体系。第五，探索金融服务开放型经济新举措。第六，探索形成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
四、全方位开放
2017年，党的十九大指出，中国将致力于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事实上，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构建依赖于此前各种开放举措带来的成就，包括：“一带一路”倡议、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 本节回顾了这些重要事件，并描述了中国的自由贸易港和大湾区建设。
（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
2010年，中国与10个东盟国家历经十年谈判，签订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这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自由贸易区，也是全球GDP第三大自由贸易区。 2002年，双方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两年后，中国和东盟六国（即新加坡，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达成了“早期收获计划”，同意在2004年对600多种产品实行零关税。截至2015年底，中国和大部分东盟国家已对大部分可贸易商品实行零关税。
相关研究表明，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的框架下，东盟国家和中国在贸易投资便利化和基础设施合作方面取得了进展，从而创造了更多就业机会，增加了地区福利。因此，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有利于降低东盟国家的贫困率，特别是东盟的低收入国家（柬埔寨，老挝，缅甸和越南）。
（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并不是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最终目标。双方都希望将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扩大到覆盖亚太地区的所有16个国家，包括10个东盟国家和6个其他国家（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即“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该协议是新世纪以来备受瞩目的亚洲自由贸易区协定。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旨在建立一个现代的，全面的，高质量的，互利的经济伙伴关系协议，并在区域内建立一个开放的贸易和投资环境。未来的RCEP成员国人口为34亿，GDP总额21万亿美元，约占全球GDP的30％，其中中国和日本的GDP占了一半以上。一旦该协议签署，RCEP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联盟。 RCEP谈判主要涉及以下领域：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经济和技术合作，知识产权，竞争，争端解决，电子商务，中小企业以及其他问题。
（三）、“一带一路”倡议
“一带一路”倡议是2013年由我国政府发起，致力于改善亚欧大陆范围内的区域合作和互联互通。该倡议旨在加强中国与其他“一带一路”国家在基础设施、贸易和投资方面的联系。目前，共有64个国家积极参与，包括10个东盟国家，18个西亚国家，8个南亚国家，5个中亚国家，7个独立国家联合体成员，16个中欧和东欧国家。
“一带一路”倡议涉及经济规模很大。即使不包括占世界六分之一人口和10％GDP的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国依然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二以上，占世界GDP的近五分之一。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一带一路”国家的已知能源储备占全世界75％左右。此外，在中国两万亿美元的出口总额中，与“一带一路”经济体之间的双边贸易占据四分之一以上。
“一带一路”倡议主要包括两个经济带，分别是陆路丝绸之路以及海上丝绸之路，其中陆路丝绸之路连接了中国与中亚和南亚并通往欧洲，海上丝绸之路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海湾国家、北非以及欧洲连接起来。关于双边贸易和投资，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如东盟10国）的贸易规模远远大于陆上丝绸之路。
除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外，“一带一路”倡议还专注于基础设施项目。作为历史上最大的基础设施投资项目之一，“一带一路”致力于解决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差距，因此有可能推动相关国家的经济增长。该倡议要求通过建设基础设施，加强文化交流并推动贸易和投资发展，使各国融合为一个有凝聚力的经济体。
“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绸之路基金的资金支持。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于2013年10月中国首次提出，是一家致力于为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贷款的开发银行。截至2015年，共有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的基础设施项目正在规划或建设中。丝绸之路基金则于2014年11月由中国首次提出，主要作用是投资企业，而不是提供贷款。显然，亚投行和丝绸之路基金有助于促进“一带一路”框架内的经济连通性。已有研究发现了“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证据（Zhang 等，2018)[9]。
（四）、自由贸易港试验
自由贸易港的概念首次提出是在中共十九大的报告中。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将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
自由贸易港具有自由贸易区和港口的特征。首先，它具备贸易相关的许多功能，比如产品加工，物流和仓储。但它又是一个比自由贸易区更开放的平台。自由贸易港的建设将有助于自贸区营造更加透明的制度环境，如新加坡和香港。同时，自由贸易港有必要在贸易便利化，船舶燃料价格，资金支持，海关监管和检验检疫等领域取得更多突破。因此，探索建立自由贸易港将更好地迎接全球环境的深刻变化。
国际上最成功的自由贸易港有以下几个主要特征：首先，贸易便利化和高效的法律制度推动了自由贸易港内劳动和资本的流动，吸引了大量的过境运输和多式联运。其次，大多数国际自由贸易港经历了工业和贸易升级，拥有良好的金融、物流和法律体系，因而能够发展各种类型的贸易。第三，自由贸易港口不仅是物流和运输中心，更是经济中枢。第四，自由贸易港口的发展基于周边地区的产业结构特征。最后，自由贸易港的管理权是由中央政府赋予的。
与国际自由贸易港相比，中国自由贸易港的建设还有许多改进的空间。为了吸引更多的人才，推动贸易和金融发展，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改进：首先，推动港口内贸易便利化。例如，建立一个安全有效的电子清关系统，加速通关效率，简化海关手续。其次，提供宜居的环境和更好的服务，以吸引企业家和各方面国际人才入驻，加速人员流动。最后，港口应继续坚持相关开放政策，提高跨境外汇结算效率。这些措施有助于在资金上支持转口贸易发展，降低企业贸易风险，并吸引更多的国际公司在自由贸易港口设立总部。
（五）、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如果将“一带一路”倡议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视为全面开放新格局的关键内容，那么，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一带一路”框架的重要载体。因此，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目前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的当务之急。
粤港澳大湾区包括九个地级市，以及香港和澳门。这九个地级市包括位于珠江两岸的深圳，东莞，惠州，广州，佛山，江门，肇庆，中山和珠海。
目前，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宜侧重于以下方面。首先，粤港澳大湾区应主要集中在高端制造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世界工厂”，中国拥有强大的制造业基础，这是中国得以有效避免经济低迷或波动的保障。粤港澳大湾区所在的广东省，占据中国总出口量的三分之一。要建立粤港澳大湾区，必须将实体经济和金融经济结合起来，但重点在实体经济，服务业可以发挥辅助作用。
第二，大湾区建设应注重创新。中国正在从制造大国转变为创新大国，粤港澳大湾区更应该在建设创新型国家中发挥关键作用。例如，粤港澳大湾区四大核心城市之一的深圳，已经成为中国创新中心。深圳的企业平均研发强度为4.1％，高于粤港澳大湾区2.6％的平均水平，也高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4％的水平。
第三，大湾区建设应该努力实现制度创新。粤港澳大湾区的区域系统特征可以用“1 + 2 + 3 + 4”来形容，即一国两制（中国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和澳门的资本主义制度），三种不同海关（中国大陆，香港和澳门），以及四大核心城市（广州，深圳，香港和澳门）。中国的制造业发展与其产业集群紧密联系在一起。粤港澳大湾区的城市也必须根据其要素禀赋和经济结构来发展符合其比较优势的产业。例如，香港应发挥其作为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和服务业中心的优势。广州市作为广东省的省会，应努力成为文化中心，交通枢纽和贸易中心。深圳应定位成为研发和创新中心。
澳门及其附近的珠海市，以及西部的内陆城市肇庆，可以发展为旅游城市和服务业中心。其他五个城市——东莞，惠州，佛山，中山和江门，应尽力打造成为高端制造业中心。
第四，应更加关注生态环境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与雄安新区一样，被认为是国家级战略和千年计划，而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可持续经济发展的保证之一。从中国地质调查局的数据来看，与其他内陆地区相比，目前粤港澳大湾区的生态环境状况良好。因此，大湾区内的地方政府必须注意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
五、小结
本文简要回顾总结了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的对外贸易实践和开放路径设计。总体而言，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设计经历了三个阶段：广度开放，深度开放和全面开放。
了解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外贸发展的驱动力至关重要。近年来，我国的劳工成本快速上升，尤其是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已经跨越了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逐步下降。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我国外贸的发展主要是基于丰富劳力要素为基础的比较优势，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相比之下，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由于国外需求疲软及出口信贷约束（Feenstra，Li和Yu , 2014）[10]，中国的贸易额大幅萎缩，直到2013年才恢复到先前的水平。尽管如此，2009年，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这一时期中国国际贸易增长主要来源于国际市场规模扩大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党的十九大之后，我国积极推进全面开放新格局，在逆全球化思潮抬头的背景下，主动扩大进口，大力推进贸易全球化，促进各国贸易合作共赢。
参考文献
[1] Amiti, M., and J. Konings. 2007. “Trade Liberalization,Intermediate Inputs, and Productivity: Evidence from Indonesia.” AmericanEconomic Review 97 (5): 1611–1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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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傅自应主编，《中国对外贸易三十年》，2008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5] Naughton, B. 2018. TheChinese Economy: Adaptation and Growth. 2nd ed. MIT Press
[6]林毅夫、向为、余淼杰，《区域型产业政策与企业生产率》，《经济学（季刊）》，2018年1月，第17卷第2期，第781-8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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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Lileeva, A., and D. Trefler. 2010. “Improved Access to ForeignMarkets Raises Plant-Level Productivity for Some Plants.” Quarterly Journal ofEconomics 125 (3): 1051–1099.
[9] Zhang, F., J. Yang, M. Yu, and J. Yu. 2018. “The Effect of RMBInternationalization on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Emerging Markets Finance& Trade 53 (12): 2845–2857.
[10] Feenstra, R., Z. Li, and M. Yu. 2014. “Exports and CreditConstraints under Incomplete Information: Theory and Application to China.”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96 (4): 729–744。
原载于《国际贸易》2018年12月号，总第44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