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2021年12月5日，北大国发院MBA讲坛第41讲在线举行。本文根据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国发院党委书记余淼杰的演讲内容整理。
十九届六中全会指出，中国经济现在面临着“三期叠加”的态势。所谓“三期叠加”，第一是经济增长速度换档期，这是由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第二是经济结构调整阵痛期，这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动选择；第三个是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这是化解多年来积累的深层次矛盾的必经阶段。同时，我们面临着百年未有的世界大变局，还遭受着百年一遇的疫情。
尽管如此，我仍认为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其主要特征是高质量的发展。我的分享主要围绕这个主题，包括三方面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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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在哪些地方体现出了高质量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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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六中全会的精神中可以学习到，我们要全面贯彻“创新、绿色、协调、开放、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即做到以创新为主要源动力、绿色作为普遍形态、开放作为必由之路、共享作为终极目标、协调为内生特征这样一种新发展理念，具体该如何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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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展格局最核心的内容是“双循环”，那么如何才能构建起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发展的新格局？
新发展阶段“新”在何处？
第一方面，为什么说中国经济已经处在一个高质量发展的阶段？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六点去理解：
第一点，产品附加值的提升。现在基本上每个国家都已融入全球经贸一体化之中，如果一个国家的产品附加值有提升，就体现了这个国家微观主体上经济质量的发展。
对于附加值，我们可以从两个维度来衡量，一个是时间序列的比较，一个是跨部门的比较。
先看时间序列的比较。中国的出口产品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一般贸易，一类是加工贸易。相对于加工贸易来说，一般贸易的附加值比较高，所以可以从一般贸易所占比重的变化来理解产品附加值的变化。在1995年到2007年间，加工贸易占据了中国外贸的半壁江山；从2008年金融危机到现在，来料加工贸易的比重不断下降，一般贸易比重不断提升，这意味着中国出口的附加值在不断提升。
再对比不同的产业部门，一开始加工贸易无非就是“三来一补”和服装鞋帽这些劳动密集型产品，现在越来越多地以机电设备、运输设备、光学设备等产品为主，即资本密集型产品，附加值是比较高的。
第二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变化。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今年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20周年，从2001年到2012年，即“十八大”召开之前，中国出口产品的质量大概提升了30%；“十八大”至今，中国出口产品的质量又提升了25%-30%。整体而言，过去20年里，中国出口产品的质量有显著提升。
第三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加。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Paul R. Krugman）教授曾经说过，全要素生产率不是一切，但在长期中近乎一切。所以，如果想理解一个经济体的变迁与发展，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可以作为最重要的指标。这个指标其实便是企业的绩效，比如做一双鞋需要多少个小时。
对比中国和美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可以发现，在加入世贸组织之前的2000年或2001年，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大概是美国的三成，到了2015年，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已达到美国的45%，从30%提高到45%，意味着提高了50%。
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相当于美国的45%意味着，假如美国做一双鞋需要一个小时，中国大概需要两个小时稍多一点。但是我们要更全面地理解这一点，尽管中国的技术和效率不如美国，但劳动成本比较低，大约是其1/5-1/6，从这个角度讲，中国的产品仍具有比较优势。当然，更关键的还是中国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在不断提升，逐步接近美国。
第四点，中国经济具有全产业链特征。中国是全球唯一一个具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按照统计局的分类，41个工业大类、666个产业小类全都有，中国的工业体系非常完整。
中国是全球第一大出口国，从出口产品种类丰富这一点也可以看出产业的完整度。如果根据国际统一编码8位码来分类，中国出口的产品在2020年达到了10850种左右；如果是按HS10位码这种更细的分类，则达到14000种左右。
第五点，中国经济具有产业集聚特征。中国的工业城市并不是每一个都面面俱到去发展所有产业，而是每个主要城市有自己主打的产业名片，比如深圳主要是电子产业，汕头是玩具产业，廊坊主要做家具，邢台则发展羊绒产业。
发展产业集群的好处，第一是可以把资源聚集在一起，抱团取暖，降低成本，实现规模经济；第二是对上下游产业有正向溢出作用，保证企业利润仍得以提升。
第六点，从整个产业的角度来看，经济不断转型升级。中国目前三大产业的比例构成大致为第一产业7%，第二产业38%，第三产业55%。这表明中国依然是全球制造的主要国家和世界工厂，而第三产业比重的逐步提升，则是高质量发展的一种体现。
中国第一产业所占比重跟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包括发达国家）是差不多的，不同之处在于第二产业跟第三产业的状况。2013年中国的第三产业所占比重超过第二产业，现在的比重是53%，第二产业依然有37%。我个人认为第二产业保持相对比较大的比重是很重要的。对于中国现在所处的发展阶段，必须要有一定的实体经济，这样才能够支撑起世界工厂的发展。只有实体经济得到更好的发展，国民经济才能比较健康地发展，而虚体经济主要是配合与帮助实体经济的发展。“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必须记住这一点。
从以上六个方面可以看出，在“十九大”之后，中国经济的确已进入了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如何贯彻五大新发展理念？
虽然取得了很多进步，但中国经济现在仍面临着诸多挑战，如何应对和解决？一个前提是要保持国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这就要做到深刻理解和全面贯彻五大新发展理念，即“创新、绿色、协调、开放、共享”。
第一个理念：创新。
创新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创新是科技的自主自强，包括技术进步和科技创新，这两者并不一样。说到技术进步，不论企业的大小，都可以通过改善自身的管理效率或者技术水平来进行提升。但是说到科技创新，通常而言还是需要靠大型科研机构集体攻坚来实现。
如何实现创新？主要看两个指标，一个是投入，一个是产出。投入方面主要看研发支出。因为现在需要更好地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所以中国需要加强投入。从这个角度看，研发又分成产品的研发和过程的研发；与之对应，产品的研发着重于产品的创新，而过程的研发则是工序的逐步改进。就这两点，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了量化的要求，研发强度要占到3%左右。研发强度就是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通常而言，西方OECD国家的平均数为2.6%，中国去年是2.2%-2.3%，目标则是要达到3%。
对于研发投入，不同省份的力度不一样，所以不同城市的创新强度不同。比如北京的研发强度达到了6%，而深圳去年达到4.1%，今年还有望上升。这些都说明，只要经过努力，中国的研发强度平均水平达到3%的计划是完全可能实现的。
研发可以分成基础性的研发和应用性的研发。对于基础性的研发，现在要求经费投入所占比重要达到整个研发费用的8%以上。这就是要真正做到科技的自立自强，核心是立足于“中国制造2025”十大产业，解决35项“卡脖子”问题，比如半导体产业的光刻机等。目前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项目，“科技创新2030”，目标是拓展“产学研用”的融合通道，使得研发在投入中占据一个更加重要的位置。
当然，创新不只有上面所讲的狭义含义，广义的创新可能更为重要。所谓广义的创新，就是在规则、规制、标准管理方面的创新。
我用三个例子来说明：
第一个例子，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创立。从2013年到现在，中国先后建立了2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试验区主要在做四项工作：第一项工作是强调外资企业享受准入前国民待遇再加上负面清单，就是外资企业跟内资企业一视同仁，而负面清单则意味着“法无禁止即可为”，并且改革的方向是努力缩短负面清单的数量。第二项是做好“一线放开、二线管住”的贸易工作。第三项是推进放管服改革，改善营商环境，做好投资便利化工作。第四项是推进资本市场资本项目方面的改革，主要是金融方面的改革。目前来看，这四个方面都取得了比较显著的进展。对于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发展，我们希望在“十四五”规划结束的2025年，实现胡焕庸线以东的省份全覆盖。目前，这块区域只有四个省份没有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分别是北边的吉林、山西，南边的贵州、江西，但都有望在近年内设立。
第二个例子，海南自贸港，这是比自由贸易试验区更为先进、要求更高的一种开放模式。去年6月，国家出台了海南自贸区建设总体方案，基本设计是分两步走，在2025年实现早期收获，到2035年实现全面开放。所谓早期收获，主要工作在于促进商品和要素的自由流动，而“要素”不只是平时所讲的土地、资金、人员，更强调运输和数据这两种新的要素形态。要在这方面做好贸易的自由化和投资的便利化。而海南自贸试验区出彩的地方应该是在全面开放阶段的一些举措，包括规则、规制方面的创新，比如强调“零关税、低税率、减税制”。零关税很好理解，而低税率的意思是要学习我国香港地区以及新加坡，把企业所得税率降低15%，个人所得税率降低15%。如果在海南自贸港工作，就跟大陆内地的累进税率不一样，而是一个税率更低的安排。此外，还特别强调要做好贸易的防走私、金融的防诈骗以及公共卫生的防范这三个方面。从这些可以看出，海南自贸港在规则方面有很大的创新。
第三个例子，当我们说到自贸港的时候，不一定仅从狭义角度去把自贸港理解成海港或者河港。某种意义上来讲，自贸港也可以是内陆的空港，比如在内陆省会城市中的机场。它们既不靠边境也不靠海，怎么样做好开放工作呢？一个可能性是在一些有条件的城市考虑设立自由贸易空港。所谓“有条件”是说，如果这个城市规模较大并且有双机场，可以实现高质量的服务贸易，那么，就可以通过落地高质量的服务贸易项目，来做好建立自由贸易空港的工作，以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第二个理念：绿色。
习近平主席2020年在联合国大会上做出庄严承诺，中国要实现“双碳”目标，即在2030年实现碳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做出的承诺真正体现了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的担当。为什么这么说？按照目前的规划，从碳达峰到碳中和，中国准备用30年的时间来实现；而对一般发达国家来说，从碳达峰到碳中和需要花50年～70年的时间。也就是说，中国所用的时间比它们更短，任务因此也就更重。
中国是三个有关气候的国际公约的重要支持国家。第一个是UNFCCC《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国是10个缔约国之一，同时中国也积极支持《京都议定书》以及《巴黎协定》的落地。中国提出的核心理念是，各国要共同承担、分别分担气候变化和二氧化碳减排的责任，并坚持两点：一是强调人均概念，二是强调可累积概念。比如，发达国家从工业革命到现在，占全球1/4的人口排放了3/4的二氧化碳，因此必须用累积的概念来理解；而且它们人口比较少，所以还要用人均的概念来理解，它们理应承担更多的责任。即便是基于这个原则，中国也率先做出了很多表率，为了实现“双碳”目标，有几个指标：一个是到203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的排放要比2005年下降65%以上，这是很高的要求；另外一点，单位GDP的能源消耗跟二氧化碳的排放也要分别下降13.5%和18%。
比如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的消费，中国目前的比重是15%，目标则是在2030年达到25%。现在这个15%的构成，核电是2%左右，水电是8%，光伏、风电等可再生能源是4.7%。再过10年要达到25%的目标，应该说是任重道远。
第三个理念：协调。
协调分成三块，包括城乡协调、区域协调和行业协调，目前的重点在于区域协调。
现在的一项主要工作是做到“新四化”融合。所谓“新四化”，就是要在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基础上，实现新型工业化、新型信息化、新型城镇化。其中，工业化和城镇化一定要相辅相成、协同发展，如果不这么做，可能就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有的国家实现工业化，但没有城镇化，这样会有什么后果呢？很多人会为了城市里更多的工作机会而跑到城里，这样一来，城市的工资水平会很快上升，结果是企业的利润会下降，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就成了问题。反过来看，也有一些国家，比如南非有城镇化，但没有工业化，很多人想跑到城里工作，但城里没有那么多工作机会，这就容易造成贫民窟的出现，社会贫富差距拉大，增加了社会不稳定的可能性。因此，我们要求城镇化和工业化协调发展，由信息化给城镇化、工业化赋能。
为了实现这一点，现在强调走“大城大国”的道路。也就是说，对城市化的理解并不是面面开花，不是要求每个小城市都变成大城市，而是要建造大城市群，重点打造出九大城市群，或者是其中的五大城市群。
从城市夜晚的灯光亮度图可以清楚看出，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的长三角、协同发展的京津冀，这三块是比较亮的区域。第四块是成渝经济带，第五是长江中游经济带。成渝目前只有成都、重庆两个城市，要连成城市群还有待时日；而长江中游的武汉、长沙、南昌更是相对比较孤立的三个点，因此需要协同发展。
除了上述这五大城市群以外，还有另外一些城市群。长江以北最主要的有山东半岛城市群、辽中南城市群以及中原城市群；长江以南有海峡两岸城市群。在做好这五大城市群或者九大城市群工作的基础上，同时也要把振兴东北、发展西北作为重中之重继续推进。
第四个理念：共享。
共享包含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中国刚刚打赢脱贫攻坚战，占全球1/5的人口实现了完全脱贫，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国际社会把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中国的脱贫攻坚成果认为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创造的两大奇迹。
第二件是要做好乡村振兴工作。一个很重要的办法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必须要有产业的发展，来带动相对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这样乡村才能更好地振兴。如何实现这一点？我们的一个提议是，做好加工贸易的梯度转移。目前，因为劳动力成本在上升，加工贸易在沿海地区的成本也在上升，这样就不太适合发展。“腾笼换鸟”之后，这些东部沿海地区的加工贸易到底应该怎么转移？是转移到海外，还是应该转移到内陆省份？我个人的理解是要根据不同行业分类对待，如果属于劳力密集型行业，应该还是转移到海外去。因为尽管内陆省份的工资相对于沿海地区比较低，但如果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劳工成本还是比较高，所以孟加拉、越南这些国家具有比较优势；而对于资本密集型产业，我们的建议是应该转移到内陆省份，因为跟劳动密集型产业不同，资本密集型产业需要有全产业链的配套，孟加拉、越南或者非洲都不具有这样的客观条件，所以把东部沿海的资本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内陆省份，符合经济发展的内在特征。
第三件是要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今年8月17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反复强调，要扎实促进共同富裕，之后也可以看到在不同的文件中对这一问题的强调。共同富裕并不是简单的均贫富。我认为对共同富裕的最核心理解是创新致富、勤劳致富，目标是要形成一个正态的橄榄型，也就是“两头小，中间大”的分配层次，做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之所以共同富裕，意思是不能够简单地通过代际转移来实现财富的积累，而应该通过创新、勤劳实现致富，要避免出现像英国那样食利阶层的出现。
最后一个理念，开放。
开放是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要理解“开放”，首先就要理解全球化的基本趋势有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如有巨变，则是一种做法，如果没有，又是另外的应对方法。我个人认为，全球化趋势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只是表现形式变了。
判断全球化是否还具备其基本特征，要看两点：一是产品的生产有没有保持多地化，二是贸易有没有保持多边化。如果有，就是经济的全球化；如果没有，则相反。我们可以看到，尽管现在一些国家推行贸易保护主义，但是结果充其量只是增加了这些国家进口的成本，或者说增加了中国出口的成本，但在根本上并没有改变生产的地区化和贸易的多边化。一种产品基本上还是由很多国家分别生产不同的零部件，由中国、越南或者其他地方的工厂进行装配，再卖到全球去，这种态势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
由此可以说，现在依然处于全球化的时代，只是表现形式大变，关键的有两点：第一点，原来的经贸目标是由WTO助推的全球多边经贸合作格局，而目前在事实上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态势。在2000年左右中国入世之前，全球经贸格局是两翼并行，一翼是以德国为中心节点的欧盟区，一翼是以美国为中心节点的亚太经贸圈或环太平洋圈。现在已是明显的三足鼎立，一方面德国为中心节点的欧盟区依然存在，美国也还是北美自贸区的核心节点，但其影响主要收缩集中在加拿大跟墨西哥，而中国则逐步发展成为亚太经贸地区的中心节点。我要强调，三足鼎立不等于三者孤立，彼此之间还在不断相互联系着。
之所以会出现三足鼎立的态势，是背后有不同的经贸/自贸协定在支撑着。比如欧盟区是欧盟经贸一体化的安排，北美是北美自由贸易区，现在不过换了框架，即USMCA（美国、墨西哥、加拿大自贸协定），亚太地区是刚刚签署落地的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支撑着。当然三者彼此之间仍要联系。比如亚太区跟北美区现在谈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再比如中国跟欧盟谈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都是意在加强两者的联系；美国和欧盟之间则是“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
通过实现经济“双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
怎样构建新发展格局？一个关键和重点就是“双循环”。2020年5月，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首次提出“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两句话都非常重要，前面这一句“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就等于定调说中国的竞争优势核心不再是劳工成本的比较优势，而在于国内统一的大市场。能否成功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更好地释放出内需潜力，是中国能不能落地实现双循环、能不能成功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根本保障。“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预示着二者相互联动，不能有所偏废。
要做好“内循环”，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第一点，以“公开、公正、公平”的竞争原则来推进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方面是要做大做强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今年11月举行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明确进行了定调表述，要加强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在竞争力、创新力、影响力、控制力和抗风险能力上的提升；另外一方面，也要更好地鼓励、引导和发展民营经济，民营经济由原来所说的“一个有益的补充”变成“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事实上，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我国重要的经济组成部分，平时所讲的“56789”对此也有很好的体现：民营经济贡献了我国GDP的50%、税收的60%、创新的70%、就业的80%、企业数目的90%，从不同的维度刻画了民营经济对国民经济的重要性。下一步就是要以“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来推进市场化改革，特别是要素市场方面的改革。
第二点，要以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来推进贸易自由化，要通过改善营商环境来推进投资便利化。这两点可以合在一起理解。我们的目标是要实现“六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这是非常重要的。“六稳”的起点是稳预期，国内的预期是我们现在面临“三期叠加”态势，而同时也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形势正发生深刻的变化，这是国际的预期；在政策方面的预期上，要加强政策的连续性、可预见性。最终的目标则是稳就业，如果就业不稳，一切都是问题，可能成为很大的挑战。要通过“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金融”这四稳，来实现稳就业的目标。怎样具体落地？国务院办公厅在去年8月出台“国办15点”，说明了要从外贸、外资、金融、投资等几个方面来推进“六稳”。
第三点，做好内循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拉动内需、提升消费。这作为一个方向提出来是比较容易的，但要想真正落地，需要做大量工作。最重要的工具是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及稳健的货币政策来拉动内需、提升消费。
要先搞清楚其中的逻辑，主要是两点。如果要拉动内需、扩大消费，首先要保证的一点是有没有“保就业”。因为如果老百姓就业都成问题，还怎么去拉动内需、提升消费呢？很不现实。既然要稳就业，就得稳市场主体。前面已经提到，就业机会的80%是由民营经济来实现的，其中最主要的又是由中小微企业实现的，因此要保就业就必须保中小微企业。现在受到疫情等因素影响，中小微企业都很难，因此要出台比较稳健的货币政策，通过再贷款、再贴现等方式给中小微企业纾困。只要它们能获得资金，就能够从困境中缓过来。这是采取稳健的货币政策的一个逻辑。
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一整年，提到相关政策的表述都是这样三句话：第一句话，“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精准导向”，意思是中国不学美国“大水漫灌”的做法。其实从这句话就可以准确判断出人民币的走势。如果美联储在“放水”而中国“不放水”的话，美联储一“放水”那么利率就下降，境外的投资者看到美元的利率下降，投资美国的回报下降，就不会投资美国，那么对美元的需求就会下降，美元当然就相对贬值，人民币就相对升值。所以，如果理解了这一句话，就可以非常准确地判断出，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人民币一定是升值的，当然这里面会有一点震荡，但大势不变；第二句话，“要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的合理增长”。所谓“合理增长”，当然不是大规模增长，跟第一句话是一样的；第三句话，“要确保新增的融资的重点流向制造业、中小微企业，服务实体经济”，今年说得更直白，把“服务实体经济”放到更突出的位置。之前贷款给中小微企业的可能是中小银行为主，现在中小银行还是继续在做，但大型商业银行也有此类贷款，就是要用牛刀杀鸡。总而言之，通过很多措施来确保中小微企业能够在疫情中纾困，这是稳健的货币政策。
那么，怎么理解积极的财政政策呢？要想扩大消费，老百姓的可支配收入就必须稳步提升。要做到这一点，一方面要减税降费（意味着地方政府收入减少），另一方面，很多必要的基础设施、公共支出还需要地方政府负责，那就必须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实现。这就是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来推动内需、拉动消费的逻辑背景。对于积极的财政政策，要理解的第一点是到底有多少钱可以用，第二点是钱用到什么地方去。大概来说，大的“盘子”是有28万亿可以用，其中包括一般的财政收入20万亿，再加上去年的赤字3.76万亿，特别国债1万亿，以及政府专项债3.75万亿。今年情况也差不多，财政设置安排的比较少一点，但是基数变大了，所以总数差不多，也是28万亿左右。至于钱用到什么地方去，重点就是“三保”，保就业、保民生、保市场主体，新增的2万亿要全部转向地方县级基层。地方、基层每年都强调，但现在的重点是在县级，所以保证了资金直达机制的畅通。除此之外，钱还要用到“两新一重”上，新型的工业设施、新型的城镇化，还有重大的水利交通工程。这是财政政策服务的重点。
要做好“外循环”，我认为有六个方面需要注意：
第一点，要做到出口目的国的多元化。企业在出口时，不要把目标老是瞄准欧美成熟市场。的确，这些市场的规则比较完整，所以中国企业的经验也相对比较丰富，会比较容易做，但目前中美关系日趋复杂，把欧美作为主要出口目的国不再合适，企业更应该未雨绸缪，多与新兴工业国家做贸易。尽管一开始要打入这些国家的市场，或者保住一定的市场份额有困难，但是不能因为困难而不去做，应该像敲牛皮糖一样，一块一块地敲，持之以恒。
第二点，要扩大进口。进口已经成为中国贸易增长的重要部分。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已经开了四届，还有今年第130届广交会都特别强调扩大进口。扩大进口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方面是扩大进口高质量的消费品，会提升老百姓的幸福感；第二方面是进口第二类中间品，关税下降带来中间品进口增加，会使企业降低其进口成本，利润会上升，有利于企业可持续的发展；第三方面是进口最终品，比如汽车，短期内自然会使国内的竞争更加激烈，但长期来看可以使企业变压力为动力，通过优胜劣汰来提升整个行业的竞争水平。
第三点，服务贸易多样化、数字化。中国的服务贸易跟商品贸易相比，表现出总量不足、逆差的态势。我对服务贸易的建议是九个字：“扩总量、调结构、树特色”。首先，要扩大服务贸易的总量，现在只有6000亿，太少了。然后，调结构，在运输、旅游、教育、医疗这四大产业要发力，目前都是逆差的，不太有利于中国这些产业的发展。通过重点领域发力，其他很多事情，特别是软实力方面的事情比如改善营商环境，都可以更好地落地，实现服务贸易质量的提升。第三树特色，要打造拳头的、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比如韩国的美容医疗行业。
服务贸易数字化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的经济表现形式，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会越来越重要。服务贸易数字化是要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个是数字贸易，即数字的商品贸易，比如电子商务化；第二个是数字的服务贸易，比如软件外包业务；第三是数据贸易，比如华为云、阿里云等这些直接的数据贸易。服务贸易数字化应该是一个发展大方向。
第四点，对外投资的多样化。中国在2020年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对外投资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达到了1350亿美元。说到对外投资，要强调不只是要“走出去”，关键是要“走进去”，也就是说到不同的国家去投资，要根据不同国家的经济社会特征，更多融入到当地社会中。企业通过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来提升当地各方面对中国企业的认同感，这样更加有利于长期发展。
第五点，一带一路的差异化。要两条腿走路，既发展陆上丝绸之路，也发展海上丝绸之路，但是应该有所差异。陆上丝绸之路涉及到的国家，地缘政策普遍太复杂，中国企业跟它们的贸易还是以简单的经贸合作形式比如进口或出口来实现比较好。如果到这些国家去投资，可能还面临更多地缘政策方面的限制。而海上丝绸之路涉及的国家不一样，中国与这些国家的经贸合作水平远高于陆上丝绸之路。所以跟海上丝绸之路的国家进行经贸合作，不只限于简单的进出口，还可以鼓励企业走出去到这些国家投资。
第六点，地区经贸合作递进化。中国同15个国家已经签署了RCEP，这样一来中国跟东盟国家的经贸联系更为紧密。在这之后，现在要两条腿走路，一个是中国跟欧盟签署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另外一个是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中国已经积极表态要加入CPTPP，陆续跟另外11个国家进行谈判。CPTPP相对RCEP来说，其特征是更加强调规则的一体化，灵活性较少。也就是说，要想加入CPTPP，会对中国提出更高的要求。中国对CPTPP的态度是积极响应，相关谈判还需要时间。
我认为目前更重要的是优先推进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落实。尽管这个协定目前处于暂时搁浅的状态，但是不用太久的时间，欧盟区就会发现，其经济发展离不开中国经济的发展，因为中国相对于其他国家能够给欧盟提供一个更大的市场。如果认识到这一点，我觉得中欧投资协定的前途还是很光明的，两边有可能更好地推进落地。
总而言之，我们应该看到，在疫情之下，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经济表现最好的国家。IMF在10月份刚刚调整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认为今年增速有望达到8%，而我们的政府工作报告定下的目标是6%。不管是6%还是8%，都确定无疑是全球经济表现最好的国家，这是需要记住的第一点。
第二点，我从六个方面分析了为什么说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一个高质量发展的阶段。而在高质量发展的阶段，依然要贯彻五大新发展理念，用“双循环”作为推手来构建新发展格局。相信只要这样坚持下去，中国经济的发展会越来越好，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指日可待。
整理：文展春 | 编辑：王贤青 白尧
余淼杰
■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国发院党委书记、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杰青基金获得者、北京市卓越青年科学家。研究领域为国际贸易学、国际经济学、发展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