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一段时间，中国新增病例数量有所减少，而该病毒已开始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蔓延——韩国、意大利和伊朗已经出现较大规模疫情，美国的病例数量也在增加。世界能从中国抗疫战斗中学习哪些经验，汲取哪些教训？
3月1日，世卫组织助理总干事布鲁斯·艾尔沃德接受了美国Vox新闻网记者茱莉亚·贝鲁兹的采访。布鲁斯·艾尔沃德表示，自我从中国回来之后，每个跟我谈话的人一上来都说：“我们不能像中国那样封锁一个1500万人口的城市。” 我就问：“首先，你为什么有这个想法？你们当地民众知道关于病毒的一二三吗？”结果我发现他们最基础的工作都没有做。
观察者网全文翻译，以飨读者——
1、中国做出大规模隔离的决定，是为保护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
茱莉亚 贝鲁兹：世界卫生组织一直建议世界各国在抗击疫情问题上应该效法中国，但你知道，有批评人士担心中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措施影响人权，尤其是通过交通管制和卫生防疫线来限制人们的行动自由。你对此有何回应？
布鲁斯 艾尔沃德：我认为人们没有对中国给予足够的关注。中国各省应对疫情最主要的措施是发现病例、追踪接触人群、暂停公共集会等，在世界任何地方它们都是管控疾病传播的通用措施。
人们所说的封锁——即对人权的关切——通常反映出武汉等地的情况，武汉是最早发现病毒的城市。只有武汉以及另外少数几个同样爆发新冠肺炎疫情的城市才采取了封城措施。这些都是早期疫情失控的地方，中国做出大规模隔离的决定是为了保护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
现在，中国正试图重启经济。如果亿万人民被困在家里、火车停运、工厂停工，经济就没法重启。所以他们一方面要复产复工，另一方面也做好系统性准备，确保快速检测和快速响应。他们绝不愿看到武汉的情况在其他地方重演，事实上也的确没有。湖北是第一个疫情集中爆发的地区，其他各省则避免了这种情况，不但避免而且还扭转了疫情扩散的趋势。
Vox报道截图。
茱莉亚 贝鲁兹：最初常见的两种症状不是发烧和干咳吗？
布鲁斯 艾尔沃德：没错。但许多人仍然以为是流鼻涕和感冒。群众就是你的监控系统。每个人都有智能手机，每个人都可以买支温度计。这就是你的监控系统。不要指望靠自己的健康系统去硬扛，因为那样的话它就会被感染。
既然你有强大的监控系统，那就确保它被调动起来。确保监控系统一发出信号你就采取行动。你必须做好准备快速评估疑似病例是否表现出这些症状，对他们进行检测，如有必要则进行隔离并追踪他们的接触对象。
世卫组织专家组考察报告里的二月疫情数据
4、中国真的很善于从病魔手中抢救生命
茱莉亚 贝鲁兹：你在报告中突出强调该病毒主要在家庭中传播。你怎么知道的呢？
布鲁斯 艾尔沃德：看看完整的病例清单，找出他们在空间和时间上的交集，然后尝试调查聚集的具体情况：是在医院、养老院、剧院还是饭店？我们发现这种交集主要发生在家庭内部。这不奇怪，因为中国已经暂停了许多其他人员聚集的方式。家庭内部成员距离最近，暴露在病毒之下的时间最长。是否感染病毒取决于周遭的感染源、暴露时长以及从原宿主脱离的病毒数量。
有件事更令人惊讶，而且我们至今仍不清楚原因，那就是我们在更广大的社区里没有发现太多病毒的踪迹。我们每到一个地方都试图了解检测工作开展情况，以及受检测者的数量和身份。
例如，广东省对发热门诊病人进行了32万次检测。在疫情爆发高峰期，检测结果呈阳性的比例为0.47%。人们总是说这些病例只是冰山一角，但我们找不到更广大的受感染人群。我们找到了很多确诊病例，也追踪了他们的密切接触人员——但并没有发现大规模的无症状传播。这跟流感不一样。如果是流感，你可以轻易在儿童群体中发现病毒，20%至40%人口的血液样本里都会带有这种病毒。
茱莉亚 贝鲁兹：既然你在中国找不到轻症病例的“冰山”，那么它对病毒的致命程度即致死率意味着什么？
布鲁斯 艾尔沃德：它意味着差距可能不算太大。中国新冠肺炎平均死亡率是3.8%，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前期武汉疫情的严重性，当地的数字更高。在湖北省以外的地方，死亡率现在已经不到1%。我不会把这个数字作为该病毒致死率。它只是中国的死亡率，而中国在筛查、隔离、治疗病例以及提供支持方面都行动得极其迅速。
他们做的第二件事是在普通医院给病人用呼吸机。当机械通气不起作用时，他们使用体外膜肺氧合（ECMO）技术从人体内抽血并为红细胞充氧。这是复杂的医疗保健技术。所以我不能用中国新冠肺炎的治愈率来推测世界其他地方。意大利和伊朗已经出现了很多死亡病例。
这只表明中国真的很善于从病魔手中抢救生命。不要因为中国除武汉以外地区死亡率仅为1%，就以为其他国家也是如此。
医务人员在吉隆坡机场外等待从中国撤离的马来西亚人员，图自：美联社
6、我们对疫情有没有其他什么重大知识缺口？
茱莉亚 贝鲁兹：中国展现出最大的脆弱性在哪里？其他国家病例增多时，你最担心出现什么问题？
布鲁斯 艾尔沃德：必须要有足够的病床。中国把整座整座的医院大楼封闭起来作为感染区，安全收治确诊患者。中国抗疫规模庞大，买了大量呼吸机来维持病人生命；确保高流量氧疗器材数量充足；以及保证CT扫描和实验室检测能力。床、呼吸机、氧气、CT和实验室。在不同时间点上，所有这些耗材都出现过供应问题。中国人认为他们的应对措施仍有缺陷，发现疫情不够及时，反应不够迅速。他们将进行重大改革以解决这些问题。
茱莉亚 贝鲁兹：尽管老年人死亡率更高，但也有年轻人和身体无其他疾病者死亡的报道。发生了什么事？中国的高吸烟率是否可能是导致病例死亡的因素之一？
布鲁斯 艾尔沃德：吸烟肯定导致死亡率升高，共病状态使新冠肺炎变得更难治愈。长期来看，我们知道吸烟者会患上心血管疾病和肺部疾病，这都是助长死亡率升高的因素。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知道这是个问题。在某些关于死亡率的研究中，我们发现中国男性病例死亡率高于女性。有人怀疑这可能是吸烟行为差异造成的：与女性相比，中国男性的吸烟率可以说非常高。
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询问医生，这些30多岁和40多岁的人是谁，他们病情为什么会迅速恶化并遭遇生命危险。他们说：“我们不清楚答案。”我就问：“是不是因为抽烟？”没有任何人肯定地回答这个问题。我无从知道答案。
茱莉亚 贝鲁兹：我们对疫情有没有其他什么重大知识缺口？
布鲁斯 艾尔沃德：我们很难在广大社区中检测到这种病毒。这很有意思而且也令人安心。它不像流感。但我们无法回答为什么一些年轻的、健康的人突然病情恶化。如果我们要尽量救治更多人就需要弄懂这个问题。
茱莉亚 贝鲁兹：老年人为什么死亡率偏高？是随着年龄增长免疫系统退化了，还是出现并发症的可能性更高？
布鲁斯 艾尔沃德：我认为是后者。这些人死于肺部炎症。它不是细菌或病毒造成的感染，和过去的非典一样，它是炎症性的。我们对发病机制还不确定。但我们知道，死亡病例里癌症患者的比例是高血压和心血管疾病患者的一半。糖尿病比高血压和心血管疾病患者低一点，癌症患者比例又要更低一些。
茱莉亚 贝鲁兹：为什么到目前为止儿童似乎受影响较小？最可能的假设是什么？
布鲁斯 艾尔沃德：这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有以下三种可能性：由于某种原因儿童感染率低；或者他们被感染了，但发病率低；又或者他们被感染了而且也像其他人一样发病了，但由于学校关闭，我们还没看到他们。我认为第一种和最后一种都不太现实。所以中间那种可能性更大。
有几种理论可以解释这一点。在儿童身体里，新冠病毒与肺结合的受体还不是很成熟。但在现实中，这种现象在90岁的人身上也出现，因此听上去不太靠谱。其次，也许引起感冒的四种冠状病毒给了儿童短期免疫力。但还是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个机制不保护老年人？
我们必须在人群中进行病毒抗体测试，以了解孩子是否正在传染该流行病，只不过我们看不见它。
（观察者网杨晗轶译自VOX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