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红：美国右翼民粹主义浪潮中的白人身份政治
作者：林红，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教授
来源：《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9年06期；国关国政外交学人微信公众平台编辑
微信平台编辑：周悦
内容提要
在美国,白人身份政治的异军突起构成了右翼保守主义浪潮的重要部分,它既是困扰美国已久的种族问题的延续,也是自由派的多元身份政治的副产品,更是对全球化时代经济与文化变迁的逆反。白人身份政治以白人至上主义甚至白人民族主义为核心诉求,它的形成固然与白人群体的经济焦虑和相对剥夺感有关,但是决定性的因素是这一群体对可能失去文化特权和身份优势的焦虑。经过特朗普的选举动员,白人身份议题成为一个备受争议的政治策略,在其背后是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合流之势,”让美国再次伟大起来”的民粹口号具有鲜明的种族化、白人化色彩。特朗普的历史性影响在于,他把白人身份政治带上了全国性政治的舞台,使美国更深地陷入国家内部的”文明冲突”之中。
关键词：身份政治; 民粹主义; 民族主义; 保守主义
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全球化经过近三十年的高歌猛进，因为2008年发生的金融危机而大踩刹车，后在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等事件的冲击下而彻底落入谷底。一时间，保守主义的右翼政治浪潮席卷西方，甚至蔓延到非西方世界。作为逆全球化浪潮的代言人，特朗普吸纳了本土主义、保护主义、排外主义、民族主义等诸多右翼政治成分。美国以外的许多国家正在复制“特朗普现象”，荷兰极右翼自由党的威尔德斯被称为“荷兰的特朗普”，2018年10月当选的巴西总统波索纳罗被称为“巴西的特朗普”，甚至2019年7月当选的英国新首相鲍里斯•约翰逊也被称为“英国的特朗普”。人们有理由相信特朗普所引领的右翼民粹主义正在全球蔓延。“人民正在夺回自己的国家”仍是一种极有号召力的民粹话语，只是特朗普等人挂在嘴边的“人民”既是民粹主义的，更是民族主义的。
从概念上看，民粹主义虽然结构简单而且内涵浅薄，除了人民至上原则和“人民—精英”二元框架外似乎别无他物。然而，一旦它与其他内容丰富的意识形态或观念相勾连，比如与右翼的保守主义、民族主义甚至种族主义相结合，或与左翼的自由主义、平等主义、社会主义相结合，情况就变得异常复杂。当前的民粹主义新浪潮具有鲜明的右翼色彩，民族主义的色彩异常醒目。在美国，“白人民族主义”“白人至上主义”等白人身份政治诉求构成右翼民粹主义的重要部分，特朗普将白人身份政治打造成强有力的动员策略，但却带来一个政治和文化上都更加分裂的美国。探讨身份政治在美国的生成与异化过程、分析白人身份政治与民粹主义的特殊关系，对于理解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政治困境有重要的意义。
1美国身份政治的历史轨迹及其困境
身份现象是人类社会个体差异性的自然呈现，自古即有，但身份观念却是现代性的产物，是权利意识、个人主义、平等观念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虽然身份本质上是文化性的、社会性的，但由于在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公民政治的发育以及近代以来反资本主义的阶级政治的推动，身份的政治性、经济性特征越发清晰，身份问题早已成为现代政治的重要内容。“身份政治从来不是一个新事物……在某种意义上，所有的政治，都是身份的；所有的身份，都是政治的。”考夫曼认为，身份作为一种新政治原则，已进入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的中心，其重要影响在于，一是身份成为组织政治的动员力量，二是解释身份成为政治的中心任务。身份议题在现代政治过程中不断演进、激化，到了全球化的当下已经成为诸多政治运动的重要推手，成为一种极具影响力的文化政治。
美国短短二百多年的政治历程充斥着喧闹、纷乱甚至血腥的身份政治。美国是一个由移民构成的国家，身份政治的核心议题是族裔差异，“民族和族群是最显著的认同群体，它们作为身份政治的要素有高认同性、历史性、稳固性、结构性等特点”。因此，建国之初，美国的公民建设不得不面对族裔身份问题。一方面，清教徒身份的欧洲白人成为最早移居美洲大陆的族群，他们建立了“盎格鲁—撒克逊”的文化优势并以此建构了美国公民身份的标准和“美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在基督教文化与白人群体占绝对优势的历史环境下，陆续到来的其他族群和美洲大陆的原住民即印第安人则被要求接受以“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为基础的美国主义及其同化政策。虽然“国家内部占优势的民族强制少数群体放弃自己的文化信仰，奉行标准文化，势必激起劣势群体的反抗”，但是事实上，美国少数族裔的反抗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十分零散无力，在单一认同的“美国主义”之下，人口构成的多族裔性和身份群体的多元文化需求被无视，族群间的不平等关系没有得到积极审视和有效修正。虽然美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左翼政治中也有较明显的身份政治元素，彰显了劳动阶级的价值观念和身份特征，但是左翼的阶级政治是一种要求重新分配经济利益的政治活动，身份政治本质上的文化与价值诉求没有被突显，而且美国与欧洲相比，远不是阶级性身份政治的兴盛之地。
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新社会运动兴起，身份问题才正式进入主流社会的政治日程，成为左翼自由主义者的价值诉求，更成为民主党对抗共和党的文化工具。这一时期，美国自由派势力通过一系列持久而空前的民权运动、妇女运动、学生运动、环境运动，为新社会运动注入了鲜明的身份政治元素，使得那些被公民政治、阶级政治长期忽视的种族、性别、性偏好等问题具有了文化与政治的双重意义，文化多元主义的差异政治开始超越“美国主义”的共识政治。不仅如此，自由主义者还为左翼性质的身份政治确立了奋斗目标，即争取对被压迫的‘他者’的尊重与承认，形成一种彻底的、开放的、多元的政治民主。弗里德曼指出，“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美国，文化性的政治活动在增长，出现了普遍进步和发展的理想或现代主义政治向文化认同政治的普遍转移，不论这种认同是性别的、地方的或是族群性的。”由于身份政治本质上是一种后阶级政治形态，它用文化斗争或话语争夺替换了阶级政治的经济斗争，使得政治活动日益倾向意识形态或文化霸权的争夺，安东尼•史密斯认为，后阶级政治形态是一种文化斗争和文化话语，如民族主义、女性主义、环境主义等，“随着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以阶级为基础的政治已经在西方消退，一连串全新的政治运动，包括复兴的族群民族主义，正在取而代之”。经过新社会运动的洗礼，美国的各种身份群体得到了自由主义阵营在道义上和政治上的全力支持，他们在文化的大熔炉中争取平等权利、保持独特性，理直气壮地要求“差别的权力”。
然而，当新社会运动将身份等文化元素带入政治的中心时，也把美国带入了多元身份政治的泥潭。身份政治是一种文化议题的政治化现象，是文化与政治交织的结果，但是民主党和自由主义者将文化多元主义视为身份政治的唯一价值，公平正义、保护弱势、普遍进步成为无法拒绝的价值和不可挑战的政治正确，其结果是“文化开始成为替边缘群体斗争的地带，同样也成为了过度政治化的领域”。身份问题的过度政治化意味着政治成为各种文化性诉求的最重要甚至唯一的实现路径，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全球风险客观上给国家与其成员之间的关系带来了困扰，削弱了国家提供安全保障的能力，一旦国家满足多样化的成员诉求的能力没有与国家总体实力同步增长，身份政治之门便将赫然洞开，大量文化性的身份认同问题将不断政治化。因此，新社会运动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它倡导的个性政治、生活政治使得尊重差异而不是寻求共识成为公共政治的重心和身份政治的诉求，身份政治“不再重视权力压迫关系和体制结构，而把身份的自我审视从公民政治的准备变成了一种自恋肯定……它极端强调某一种特殊的身份的重要性，而对联系不同身份的社会政治伦理漠不关心。”美国政治的右翼化浪潮某种意义上正是对这种日益狭窄的身份政治的反制。
2经济焦虑抑或文化危机：白人身份政治探源
全球化背景下的美国保守主义浪潮有许多面向，如反全球化、反自由贸易、本土主义、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等，推动这一浪潮的重要动力是以白人至上主义、白人民族主义为价值诉求的白人身份政治。众所周知，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中下层白人男性群体是一个极具政治象征意义的群体，他们不仅是特朗普的支持群体，更是白人身份政治的社会基础，但他们并不是因为特朗普竞选团队的挖掘才引人关注，事实上他们早在许多新闻纪实、学术调研的作品中，留下了失落、焦虑、绝望和边缘化的群像。例如，J.D.万斯在《乡下人的悲歌》里记录了他的成长历程，表达了一个美国“乡下人”的愤怒与无奈；A.R.霍克希尔德在《他们自己土地上的陌生人》中描述了中南部白人群体如何失去了经济与文化的安全感，如何成为自己土地上的陌生人；罗伯特•帕特南在《我们的孩子》中聚焦了21世纪的不平等和阶级隔离，他回到了以底层白人家庭为主体的家乡小镇，讲述了那里发生的美国梦衰落的故事。这类作品的集中出现反映了美国社会结构的变迁、主流群体的失落和多元身份政治的负面影响。文化多元主义者关注少数、边缘、弱势群体的社会平等权利，尊重差异和个性，但他们忽略了或者无暇顾及白人群体（以中下层、蓝领劳工为主体）所陷的困境。为了解释白人主流群体何以成为特朗普的支持者以及白人身份政治如何形成，西方学界根据资本要素和价值要素的不同影响，提出了经济焦虑理论和文化焦虑理论，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根据经济焦虑理论，经济因素最适合于解释白人中低层群体对全球化的失望和对华盛顿政治精英的不满，是民粹主义复兴的根本原因。因为经济状态窘迫，生活质量低劣的现实会使人们更容易接受政治人物的民粹主义煽动，而且经济焦虑的确在白人主流群体中普遍存在，失业、贫困和福利微薄也是这一群体的主要状态，他们同样对财富分配不均强烈不满，也支持占领华尔街运动，对华尔街的经济精英深恶痛绝。但是在美国，因贫困与经济不平等现象带来的经济焦虑不仅仅在白人蓝领群体中存在，在黑人群体中也同样存在，甚至黑人群体的处境更为恶劣一点。美国学者戴安娜•C•穆茨发表了一项详尽的研究，对经济焦虑理论提出了质疑，她基于2012年和2016年对大约1200名选民进行的相同问题的调查，指出2016年白人选民转向特朗普，是因为他们感到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担心他们的文化特权正在失去。这种威胁不是指对特朗普支持者面临的经济福祉的威胁，而是指对该群体在国家统治中的社会地位构成的威胁。白人主流群体当然也有他们的经济诉求，但是文化诉求才是本质性的，这一诉求反对偏向少数群体的平权政策，要求自我保护和平等正义，包含了一种潜藏已久的心声，即“恢复既有的支配地位、优势地位”的身份意识。特朗普的主要支持者并非底层的低收入群体，他们的经济地位不是最差的，但“相对剥夺感”却是最强烈的，这种被剥夺的感受最独特之处在于它的强烈的文化意味，即充满着对以往主流社会身份（包括收入、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留恋与缅怀。身份政治以文化多元主义为基础，其本身不可避免地充满各种文化偏见，“文化偏见是社会习俗的自然产物，很难被富裕的社会民主制度所消除”，这就是为什么一些西欧、北欧国家虽然是高福利社会，但同时也是右翼民族主义摇篮的原因。在亨廷顿看来，全球化时代的重大不同在于，“最普遍的、重要的和危险的冲突不是社会阶级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或其他以经济来划分的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而根据文化焦虑理论，白人主流选民支持特朗普的决定性因素，不是经济焦虑，而是一种对于白人文化特权、主流地位受到威胁的焦虑，是一种文化危机感。
文化因素的决定性影响，在于身份政治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政治、价值观政治。白人身份政治可以解释为“白人的身份政治”，对应于民主党自由派所支持的“少数、边缘、弱势群体的身份政治”，其核心问题是“白人身份”本身，而不仅仅是白人经济状况，尽管二者在事实上密切关联。那么，对于美国社会主导力量的白人群体来说，文化焦虑从哪里来？它又是如何导致白人身份政治的出现？这需要从国家的内外两个层面来解析。
从国家外部来看，全球化带来的移民潮带来了深层的文化焦虑，白人身份政治是全球化正面刺激的结果。全球化是一个流动性、开放性、多元性的进程，与资本国际化潮流相伴的，是劳动力要素的全球流动，尤其是大量移民流入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从欧洲的情况来看，移民与难民问题已经成为右翼阵营主打的中心议题，美国也不例外。在传统观念中，美国是由移民构成的国家，自立国之初就不断接受各族裔的移民；同时又是一个白人主导地位几乎不可动摇的社会。然而，这种传统认知受到了全球化时代移民潮的严重冲击，移民（包括非法移民，以非白人族裔为主）源源不断地进入美国的结果，将是美国白人的传统核心地位的松动。
全球化进程的正向刺激体现在美国人口结构的微妙变化。美国于1965年通过了《移民与国籍法》，此后，外来移民在美国人口中的比重持续上升。根据美国人口统计局的数据，2015年，美国人口中有13.9%是在外国出生的，而在1965年时，这一比重仅为4.8%；另外，趋势预测表明，到2065年，这一数字将达到17.7%。2016年6月，《华尔街日报》援引最新一次人口普查的结果称，按人口年龄来看，在55岁以上的美国人中有3/4为白人，在18—34岁的美国人中白人仅占56%，在未成年中已经低于50%。此类令白人主流群体倍感焦虑的数据还包括，到2060年时，非白人的人口增长主要来自拉丁裔，其比重将从2015年的17.4%上升到28.6%，非洲裔和亚裔美国人也将继续增长，而白人群体（非拉丁裔）的比重将从2014年的73%下降到40%，届时，美国将成为没有主导群体的真正的移民国家。美国人口结构的变迁必然引发政治结构的重构和政治氛围的改变，作为美国文明核心的新教价值观也在不断被削弱。作为结果，人口结构的变迁直接导致了选举行为的重大变化。调查数据显示，在白人群体中，那些认为自己的种族遭到更大歧视的人要比那些并不认为自己遭到任何歧视的人更加支持特朗普，其支持率要高出40%，而认为“许多白人无法找到工作，是因为雇主雇用了少数族裔”的人更支持特朗普，要比那些不这么认为的人高出50%。事实上，特朗普的支持者不是因为自己的日子完全过不下去了而选择支持特朗普，而是因为感受到了自己过往的特权在逐渐消失才这样选择。这种白人主流群体的危机意识在意识深层存在，受到文化性和观念性因素的刺激，而单纯的经济因素或物质基础只能解释表面，并且难以与少数族裔真正区分。
从国家内部来看，文化多元主义对少数群体的偏爱诱发了白人群体的“受害者”感觉，白人身份政治是多元身份政治逆向刺激的结果。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的身份政治在自由派和民主党的主导下，发展成为以文化多元主义为价值基础的多元身份政治，自由平等的差异政治、少数派群体的身份权利成为政治正确的重要内容，自由派在教育、就业和社会福利方面对黑人族群或特殊族群提供特别照顾，设计出一套以配额制或定额制为形式的平权政策，又称正向差别对待政策或“肯定性行动”。
这类彰显差异而不是消弭差异的政策在白人普通民众产生了强烈的不平感和压迫感。尤其是在全球化带来的移民人口不断增加和白人就业机会加剧减少的双重刺激下，他们产生了一种“被背叛”的怨恨情绪，认为“白人是保守主义政治中的主导成员，但保守主义的有权势者却鲜少促进白人的利益”。右翼保守派充分利用了白人群体的“被背叛”感受，不再通过强调择优原则来反对平权运动，而是通过重申白人民族主义来反对平权运动。英国左翼学者霍布斯鲍姆认为：“为扶持特定的少数族群而采取正向差别对待政策以及过度的文化多元主义所造成的反弹，至今都非常强大，而问题依然存在。”在2016年的大选中，希拉里的支持者以女性、非洲裔美国人、城市青年人、同性恋者、环保主义者为主，她的竞选策略也旨在适应这些少数派群体的身份诉求，这反而在蓝领的、中下层的白人选民那里留下了“她不关心我的工作”，或“她不会争取帮我留住工作，而会将工作机会给少数族裔或外国人”等负面印象。于是，那些抱怨“政府在扶助少数族裔群体上做得太多了”的白人选民中，有80%的人把票投给了特朗普，特朗普支持者群体的白色与希拉里支持者群体的杂色形成了鲜明对比。马克•里拉这样告诫自由派，“一旦你仅仅依据身份来表达一个问题，那你就是在邀请你的对手做同样的事情。那些打出一张种族牌的人应该准备好被另一张种族牌所压倒”。因此，正是自由派以平权政策为实践路径的多元身份政治逆向激发了白人主流民众的身份意识和权利意识，使得白人身份政治有机会产生并发展成为一种极具破坏性、分裂性的新政治。而在现实中，这一新政治已经频频上演。2017年夏，美国夏洛茨维尔右翼极端势力游行及其后发生的种族主义恐怖行为，使得美国的种族关系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
3美国右翼民粹主义与白人身份政治的内在关联
2016年的美国大选是美国对全球化反应最为激烈的一次大选，也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各种焦虑与不满情绪的集中爆发，直接导致左翼与右翼的民粹主义浪潮同时兴起。虽然经济因素与文化因素复杂交织，是全球化影响各国政治与社会关系的最重要面向，并且不管是左翼还是右翼的民粹主义现象，都不是单一的经济与文化因素可以完全解释，但是，对左、右翼民粹主义来说，经济、文化因素的相对意义与影响很不相同。在民粹主义的光谱中，其左翼偏向于阶级政治和经济斗争，以反资本主义、主张分配正义为目标；而右翼则偏向于族群政治和文化斗争，反对自由主义、多元文化主义。
从左翼的角度看，经济因素对左翼民粹主义的兴起有决定性影响。桑德斯引领的美国左翼民粹主义浪潮是一种社会主义与民粹主义的结合体，2011年左翼性质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则是一场预热和铺垫。“占领华尔街”是对2008年金融危机所折射的财富分配不公、贫富差异悬殊等现象的激烈反应，它为桑德斯动员了相对剥夺感最为强烈的底层民众，并把阶级政治、社会主义的话题重新带回美国的公共舆论。美国从经济全球化中获利颇丰，但利益高度集中于少数精英阶层，社会中下层获得感很低。托马斯•皮凯蒂指出，截至2010年，美国前10%人的财富比重超过了70%，前1%人群的财富比重35%，充分反映了美国的财富集中程度、不平等程度之严重。“在美国，20世纪并不是一个朝着社会正义大踏步前进的世纪”。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一旦资本帝国掌握一切，社会将变得越来越不公平，也越来越难以治理”。财富分配的严重不公使得美国的中下层和底层群体感受到作为“全球化的失落者”的绝望，产生严重的经济焦虑感，这种焦虑与不平之感破坏了社会凝聚力和社会团结，造成了美国社会的纵向分裂与对抗，因此，经济焦虑理论更能解释左翼民粹主义的崛起。
从右翼的角度来看，文化因素则是导致右翼民粹主义的决定性因素。特朗普代表的右翼民粹主义浪潮是彻头彻尾的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结合体，2009年的茶党运动是一场右翼保守主义的社会运动，为特朗普进行了初步的社会动员。茶党运动除了表现出怀疑政府、怀疑政治精英的民粹主义一般特质外，还表达了恐惧社会变化、担忧多元族裔趋势、反对宽松的移民政策等基本诉求。这种右翼的民族主义返潮是在全球化的文化冲击下出现的，是白人主流社会对文化特权、身份优势面临危机的激烈反应。民族主义和所谓“民族身份”反对多样性和文化差异，认为后者具有分裂的、不团结和分离主义的意义。民族主义“把民族身份等同于一种共同身份，把坚持文化多元论等同于攻击成为美国人之意义的特征”。在2016年的选举竞争中，特朗普与希拉里一同争夺社会中下层，希拉里主要争取少数族裔和其他边缘文化群体，走的是多元身份政治的路线；特朗普则力图在“白人+工人阶级”的双重身份框架中定位他的支持者，他打出了白人民族主义的旗帜，在中下层、中低收入、中南部的美国白人男性群体中得到了支持。多项民意调查表明，白人选民中支持特朗普的远超希拉里，2016年斯坦福大学全国选举研究的数据表明，在共和党和独立党人中，白人选民对特朗普的支持率要比非白人选民的高出至少30%。虽然20世纪90年代民主党克林顿曾成功地将蓝领中下层纳入民主党阵营，但是特朗普等右翼保守主义者利用白人身份政治的策略，将蓝领中下层或者说白人工人阶级重新召回共和党。
由于左翼政治整体上处于历史性低谷，以及桑德斯在党内初选和希拉里在大选中的失败，民主党和自由派挫折重重，左翼民粹主义的势头在美国非常微弱，反观右翼民粹主义则大浪滔滔，猛烈冲击着文化多元主义的政治正确和自由民主的价值基础。在美国，右翼民粹主义因其偏重族群性而与白人身份政治高度重合，2016年的大选中，由于特朗普的选举动员，那些长期被忽略和遗忘的中西部白人重新进入美国公共舆论的视野，他们的族群意识和权利意识被唤醒，白人身份问题成为了反政治正确的新议题，成为右翼民粹主义的重要诉求。由于“大部分选民并不能很好理解政治制度是如何作用的，也不理解政治制度是如何为经济精英服务的”，因此，当政治领袖为了当选必须采取有效的动员战略时，他们发现了一条途径，即“通过民族主义、宗派主义和身份政治——即基于文化价值和符号而不是面包和黄油利益的政治”，可以成功地击败政治对手。在后工业时代的西方，在文化多元主义的熏陶下，政治日益建立在文化而不是物质的基础上，因而最能“激发”选民潜在文化和心理响应（以种族、传统、宗教的名义）的政客最容易获胜，而那些能真正代表中下层选民利益的政客，在早已被资本攻陷的自由民主中已经很难找到了。因此，选举政治的需要决定了民粹主义的动员意义远胜于它那空洞虚伪的意识形态，人民至上的口号与其说为了信仰，不如说为了选票，为了赢得权力。添加了民族主义元素的民粹主义拥有更强的政治动员能力，以族裔性区隔的各类身份群体更容易被政治投机势力操控和利用，“特朗普的反建制姿态、民粹主义立场以及几乎难以掩饰的‘白人优越论’倾向，在其竞选活动中发挥了重要的政治动员功能”。特朗普很清楚如何开发身份政治的动员功能、如何利用中下层白人选民因可能失去文化特权而产生的身份焦虑。他在各种竞选演讲中表示，那些中西部白人男性选民一向是美国这个伟大国家的核心成员，这个国家的“再次伟大”将得到承认，而“现在的问题是外国人、移民和精英一直在密谋压制他们，现有权力结构背叛了他们并对他们毫不尊重”。反建制的民粹主义话语加上赤裸裸的白人至上主义立场，这就是特朗普赢得选举的武器，特朗普的竞选语言低俗、直白，无底线、无原则地迎合他的目标选民。为了激发白人蓝领阶级的共鸣，他猛烈抨击民主党等自由派片面维护少数族裔权益，呼吁他们站出来“拯救白人美国”，重建“白人家园”。
在美国，民主、自由、平等、多元被视为立国的根本和政治正确的原则，总统候选人公然宣扬排他性的狭隘民族主义、种族主义，这是极具颠覆性、攻击性的现象，但是这种政治异象在白人身份政治与右翼民粹主义共同烘托的社会氛围中却产生了巨大的动员效应。无论是竞选过程中还是当选之后，特朗普很少通过主流媒体发表政治见解，他模仿了古希腊城邦政治中的民意煽动者，用群众集会和网络广场（即Twitter）与支持者直接对话，直接诉诸民众支持。这种民粹策略其实是在制造一种菲利克斯•格罗斯所说的“思想的庸俗化”。格罗斯认为“对思想的庸俗化是一种把政治哲学和意识形态化约为一种简单的大众议题、用以操纵大众的行为”，因而是民粹动员的惯常手法。特朗普的庸俗化、大众化和极端化的竞选言论体现了标准的民粹动员套路，即制造反建制的、反政治正确的议题（白人身份诉求），通过广泛的大众动员，引发共鸣，影响投票决定。为了争取白人主流群体的支持，必须调动他们的情感，特朗普提出了“让美国再次伟大”等抽象、宏大的口号并赋予其种族性和白人化色彩，这类口号在白人蓝领那里被理解为“让美国再次白起来”，他们相信“再次白起来”的美国能够化解他们的文化危机，重新夺回他们的文化特权和身份优势。就这样，特朗普将以人民至上为核心价值的民粹主义改造成了白人至上的民族民粹主义。美国学者朱迪斯•巴特勒认为特朗普体现了白人对黑人民权运动的对抗和民粹主义的暗流涌动，因此，“特朗普的危险之处表现于他对民主政治存在潜在的巨大危害”。在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日益合流的氛围中，美国不仅要面临“美国主义”的失落，更要面临自由民主的异化。
4结 论
当前，美国的身份政治距离“美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公民政治越来越遥远，它的左翼是自由主义者的多元身份政治，它的右翼是保守主义者的白人身份政治，它们之间的对抗“不再是一个边缘对中心的反抗政治，而是变成了两个自感同处于边缘的文化族群的对抗政治”。美国在政治制度上的一统性难以弥合其多元族群、身份群体之间严重的分裂。
在美国民众关于国家的认知历程中，“观念中的美国”从最初期的强势的白色，演化为20世纪的杂色。而在全球化的时代，由于左翼与右翼身份政治的操弄，正在演变为21世纪的白色与杂色对决。保守派评论家安德鲁•苏利文对此深感忧虑，他认为美国正日益分化为两个部分，“一个包含大多数的少数族群，一个是压倒性的白人；一个生活在海岸和城市，一个散布在乡村和广阔的远郊；一个是粗俗的民族主义，另一个的目光变得愈加全球性；它们双方各主导一个主流政党……它们日益疏离，密度和强度日趋增加”。这种疏离使得美国正在滑向部族国家的危境，民主政治可能变成边界清晰且永远无法妥协的族群政治，“其中一方是白人，他们通过共和党和保守主义媒体发声，一方是一个少数族裔群体和一帮有钱的白人阶级的世界主义者的集合，双方完全找不到共同语言”。特朗普现象的历史性影响在于，他把白人身份政治带上了全国性政治的舞台，将美国更深地卷进政治对抗、文化分裂的民族国家内部的“文明冲突”之中。
在愈演愈烈的白人身份政治背后，是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合流之势。从历史实践来看，所有形式的民粹主义本质上内含某种民族关怀，因此，“所有民粹主义或多或少是一种民族民粹主义”。在全球化的经济与文化冲击之下，美国的白人身份政治企图超越并否定多元身份政治，通过选举竞争、政党政治的动员程序，将民粹主义的“初心”即同质的“人民”置换成异质的“民族”。于是，民族主义为民粹主义的扩张提供了强悍的价值支持，而民粹主义则为民族主义的返潮提供了有力的工具支持，民族民粹主义将是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和非西方国家必须面对的严峻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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