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卫视资深评论员，擅长分析国际关系、中国外交和地缘政治；思维缜密，视角独特，观点新颖，在中国内外具有广泛影响力。杜平笑称自己是“中国出产、新加坡加工”的国际化产品。早年供职于中国国家级电台，任首席外交记者、驻欧盟和北约总部记者。1995年开始供职于新加坡《联合早报》，任社论执笔者之一，前后长达十多年。其署名专栏评论，曾在中国政治和学术界受到高度关注。至今出版的评论文集包括《现代中国的面孔》、《中国新面孔》，及译著数种。
《我在媒体这些年》这本新书就是杜平先生的“我的前半生”，把他参加工作以来的四个阶段——派驻布鲁塞尔、北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新加坡联合早报、凤凰卫视——做了一次彻底的回顾与总结，毫不保留地分享了他在媒体这些年的酸甜苦辣。我们会连续推出几期精彩内容以飨读者。
我加入联合早报的时候，凤凰卫视还没有成立，但香港有一家台资背景的卫星电视台叫中天频道，以新闻报道为主，我很喜欢看。很巧的是，我到新加坡不久，台湾的朋友何善溪离开中时晚报，到香港担任中天频道总编辑，隔三差五地打电话，希望我加入中天频道。
我在一个周末飞到香港，在明报工业大厦感受了一下中天频道的工作氛围。何善溪告诉我，中天频道将加强亚太新闻的报道，希望我来协助他。这里的工作气氛让我觉得很兴奋，甚至还有点心动，但看到简陋拥挤的办公条件，我又有点犹豫。我并不是嫌弃工作条件艰苦，而是不能确定这个工作能否长期稳定。我知道，中天频道虽然在海外很受欢迎，但却不能在大陆落地，市场潜力局限很大。回到新加坡之后，我考虑再三，下不了决心。何善溪知道我为难，就不再提及此事。就这样，我和中天频道的缘分擦肩而过。
如果说当初加入联合早报是一见钟情的“闪婚”，那么，我后来加入凤凰卫视就是漫长的“爱情长跑”。与很多人一样，我最早知道香港有个凤凰卫视，源于朱镕基总理在那次记者会上点名让吴小莉提问，而我对凤凰卫视的直观了解则始于一个晚会节目。
不记得是哪一年了，只记得凤凰卫视那天播出了台庆节目，充满朝气和活力，给人以积极进取、自由开放的很好印象。我一边看着电视，一边不由自主地心生感慨。想当初，在国际广播电台的时候，我就是身处这样的气氛之中，自信昂扬、精神饱满。可如今，我偏居南洋一隅，远离文化母体，自外于汹涌澎湃的中国改革与进步大潮，意志消沉，蹉跎岁月，思前想后就禁不住顾影自怜起来，而对凤凰卫视的羡慕和亲近感也就油然而生。
但是，在后来很长时间里，由于工作和作息时间的原因，我并没有多少时间看电视。直到有一天很偶然看到《时事开讲》节目，才对凤凰卫视真正产生了兴趣和尊敬。
作为主攻国际政治和中国外交的评论员，我对《时事开讲》有一种天然的好感。虽然报纸和电视评论不尽相同，但两者在本质上是共通的。其基本的方式和目的，就是梳理新闻事件的脉络，挖掘其中的含义，分析其可能的影响，评估其演变的方向。凭直觉就可以看出，《时事开讲》就是从报纸评论演变而来。而我后来了解到，这个节目的主创者之一就是资深报人曹景行先生。一般而言，报人改行做电视，对内容的重视程度要多于对形式的重视，在运用电视元素方面不很擅长。《时事开讲》的形式很传统，主持人董嘉耀和评论员曹景行对面而坐，一问一答，画面和背景都比较单调。如此简单的形式却能把观众吸引住，靠的就是内容，也就是对话中所表达的观点和思想。就像报纸的评论版一样，虽然排版很简单，但读者并不在乎，他们所注重的就是文章的观点。
后来，在《时事开讲》节目中亮相的评论员不断增加，其中大多也都是报纸出身，例如何亮亮、马鼎盛、杨锦麟、阮次山、邱震海以及后来的郑浩。虽然石齐平和朱文晖两位不是报人出身，但他们都为报刊撰写过评论。同样的从业背景，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和共鸣，所以我对这个节目越来越感兴趣，继而产生了跃跃欲试的冲动。可是，在很长时间里，由于各种原因，冲动并没有成为行动。
参与北约采访时的杜平
时间过得很快。2004年，我在联合早报的工作进入第九个年头。那一年，杨锦麟先生来新加坡出差。在聊天中，他感觉我对凤凰卫视有兴趣，便说：“考虑来凤凰卫视吧！你是电台出身，刘长乐老板很念旧，对电台出身的同行都有一份特殊的情结，他肯定要你。”
就这样，一次不经意的聊天，竟然真的变成一桩很正经的事情。在杨锦麟的热心牵线之下，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任助理台长、《时事开讲》主持人董嘉耀代表资讯台台长钟大年以及管理层，开始与我联系，探讨我以后加入凤凰卫视的可能性。此后，趁我路过香港的机会，董嘉耀好几次邀请我录制《时事开讲》，一方面让我亲身体验一下凤凰卫视的工作情况，另一方面也让凤凰卫视管理层对我有更多的了解。
那个时期，主播刘芳经常随丈夫来新加坡探亲，每次聚会聊天都让我对凤凰卫视增加一层认识。又过了一段时间，曹景行先生专门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说，他不久之后将转到北京做《景行长安行》节目，评论员的人手就会少一个。如果我愿意到香港工作，正好可以补上空缺。
可是，有些事情说起来容易，但真要付诸行动的时候，就立即变得复杂起来。那一年，我的儿子才五岁，正面临着报名上小学的问题；我们翘首以待多时的新公寓再过一年就可以入伙，而我知道在香港是不可能住上这样的房子；我妻子的工作称心如意，收入很不错，但到了香港之后就不那么容易找到合适的工作。所有这些，若要全部放弃，那就等于全家的生活被全部打乱，一切都要从头开始。毕竟，我们在新加坡已经生活了十年，方方面面千丝万缕、盘根错节，理清不易，剪断更难。看上去都是微不足道的细节，但一旦挪动，就是牵一发而动全身。诸如汽车、住房、银行、贷款、保险、税务、教育、家私、宠物狗等等，维持现状则安安稳稳，但若稍一动弹，就牵出一连串的麻烦事。就这样，越是考虑，就越是犯难，一时下不了改变的决心。在电话里，我和董嘉耀谈了这些为难之处，希望先把去香港的事搁置一段时间。他表示完全理解，说等我有了成熟的想法之后再说。
此后几年，我们再也没有提及加入凤凰卫视的事情，但我和凤凰卫视的接触却越来越密切。只要凤凰卫视的同行到新加坡采访，董嘉耀必定都把他们介绍给我，我偶尔也会接受他们的采访。杨锦麟先生对我依然是关爱有加，我在联合早报发表的每一篇评论文章，他都在《有报天天读》节目予以介绍。而邱震海也是频繁地邀请我参加他主持的《震海听风录》节目。
杜平与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行政总裁刘长乐
2008年下半年，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兼行政总裁刘长乐先生应邀到联合早报进行业务交流，随行的有吴小莉、杨锦麟和时政记者张凌云等人。林任君总编辑让我参加接待，那是我第一次和刘长乐直接接触。
在报业中心大楼的顶层宴会厅里，他一眼便认出我，随即从座位上起身，向我伸出手来，口中亲热地重复着：“哎唷、哎唷，杜平、杜平！”他然后打量着我说：“怎么变黑了？是不是经常打高尔夫？”这简单的几个动作、简单的两句话，完完全全是一见如故的感觉，让我第一次感受到了他谦和敦厚、知人善解的性格特质和人格魅力。
坦白地说，我对刘长乐的认识远远多于他对我的了解。于心深处，我对他敬仰已久，而且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自从凤凰卫视引起我的兴趣之后，我就一直追踪着他的足迹。他在媒体与文化发展方面的很多言论和作为，我不只是了然于胸，而且更有心有灵犀的共鸣。我毕竟是媒体业的同道中人，对全球主流媒体的现状和动向有着切身的认知。我很清楚的是，一家媒体的面貌其实就是一面镜子，其管理者的基本特质都在这面镜子里映射出来。凤凰卫视令我最欣赏的地方，就是其广阔的视野、强烈的进取意识、极其敏锐的触角和快速反应的能力，同时更有一种隐然若现的使命感。可以这么说，凤凰卫视就是刘长乐及其管理团队的化身，我对刘长乐的敬重，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凤凰卫视的敬重。
就个人而言，我对刘长乐的崇敬和亲近感，还有一层特殊的渊源。刘长乐从事传媒事业的生涯最早源于广播电台。他曾长期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从最初的一名军事记者一直做到军事新闻部的主任。而我最早就职的媒体是国际广播电台，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同属一源，都在北京南礼士路的广播大楼里。军事新闻部位于五楼，正好就在我们国际新闻部的头顶上。只不过我那时是初出茅庐的无名小卒，而他却是“高高在上”的领导，所以一直无缘与他相识。
那天午餐之后，刘长乐在报业中心的礼堂发表演讲，间中就联合早报的评论版多有赞赏。他说早报评论版的文章都是高水平，很多作者都很优秀，比如早报自己的评论员杜平，比如北京的作者马玲，他们对中国事务的分析和评论都非常到位。在这么大的公开场合，听到这样的点名夸奖，让我心里有一种“他乡遇故知”的感动。而令我惊讶的是，北京作者马玲的每篇文章都是经我编辑发表，我当然至为欣赏，只是她不怎么轻易投稿，名字见报率不高，一般读者是不会有很深印象的。没有想到是，刘长乐竟然能对她的名字脱口而出，这说明他一直关注早报的评论，而且独具慧眼。
演讲结束之后，我陪同林任君送别刘长乐。他坐进汽车，摇下车窗玻璃，径直地冲着我说：“杜平，什么时候来香港？”这突如其来的问话，让我不知如何回答是好。林任君很敏感，好像是听出了话中有什么特殊的含义，便立即半开玩笑地大声说：“不行！不行！刘老板不能挖我的墙脚啊！”
第二年，2009年9月，董嘉耀和我之间的一次通话，重新唤醒了我与凤凰卫视的缘分。那时，董嘉耀已经升为凤凰卫视资讯台的副台长。他在电话里问我是否还有意愿来香港工作，说凤凰卫视的条件已经比几年前好很多。至于香港的大环境，虽然并不一定比新加坡好，但也不必然地比新加坡差。他希望我以开放的态度，对来香港工作的利弊予以综合衡量。最后，他补充一句说：“在凤凰卫视不可能发大财，但生活一定还是不错的。”
那通电话让我很感动。虽然好几年过去了，这个话题再也没有被提及，但董嘉耀依然放在心上，而且依然是那样地诚恳相邀。其实，我也一直没有放弃过加入凤凰卫视的想法，一直认为凤凰卫视最能满足我对职业的追求。我告诉他，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沉淀，我和家人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愿意接受新的变化。以我妻子的话说，凤凰卫视是我改变从业轨迹的最后一个机会，所以她不再排斥、不再阻止、不再拖后腿。
这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在新加坡举行，凤凰卫视记者张凌云带领一个报道组前来采访，我受董嘉耀的邀请担任现场嘉宾评论员。那时候，我还没有正式加入凤凰卫视，相关的就职手续还在悄悄办理之中，但凤凰卫视已俨然把我当作自己人看待了。我知道，这样做的用意，就是让我多体会一下镜头感，以便将来能够很快地进入角色。而那几天与张凌云及其团队的合作，确实让我学到了很多新的东西。
张凌云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播音主持专业，完成本科和研究生学业之后就一直在凤凰卫视担任记者，频繁地奔走于世界各地，出入于重大的外交场合，已经是一名经验丰富的媒体人。看到她在镜头前那么从容老练，音色清量，表达清晰，我就不由地心生感叹：所谓“学无止境”，这句话对任何人都是适用的。而我虽然比她资深，但每次站在摄像镜头前面就容易语无伦次，早就想好的台词变得七零八落，越是紧张就越容易错乱。直到有一次，张凌云对我说了这么一句话：“杜老师，您是专家，有什么好怕的？”这句简单的话，让我心头猛然一惊，随之就逐渐放松了情绪。我冷静地一想，她说得对啊，我怕什么呢？虽然我从来没有把自己当成专家，但我毕竟是资深媒体人，当了十年的记者，写了十年的评论，为什么就不能自信起来？
几个月之后，当我和张凌云已经成为同事的时候，我向她回忆起那段合作的经历。我说：“你当时说的那句话让我一辈子都忘不了，因为我找到了从未发现过的自信。虽然我比你资深，但在电视这个领域，我还是学生，你是我的第一位电视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