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蛇口，与香港元朗隔海相望的海边，海上世界文化艺术中心是一座高大现代的建筑。它的三楼，是蛇口改革开放博物馆。这是全国首家以改革开放命名的博物馆，陈列展示的是蛇口在改革开放年代的那段风云岁月。
1979年7月2日，香港招商局蛇口工业区为打通海湾之间通道而炸山填海，此举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声“开山炮”。
蛇口，曾经的中国改革开放的滥觞之地，与那个大时代紧密相连，许多改革由此起步并进而推至全国。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曾说过：“中国的开放是从边缘开始的。”蛇口正是中国大陆疆界的南方边缘。蛇口既是一个地名，又成了一个符号，既是一片地域，更是一段历史。
如何评价蛇口在改革开放四十年中的位置？
曾先后达16次到蛇口工业区进行视察的前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在1994年给蛇口题词：“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
前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在他的回忆录中曾把蛇口定位为“试验场”。李岚清回忆说：“特区是最早学习和实践市场经济的‘试验场’。在成立之初，中央明确提出：特区主要是实行市场调节。蛇口工业区的建设就最先采用了市场化的办法。”
1986年，蛇口工业区还在进行着轰轰烈烈的“试验”，其掌舵者、灵魂人物袁庚在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亚洲研究中心发表演讲时，则把蛇口比喻成为“中国开放政策的‘经济试管’”。
袁庚说：“蛇口人几年来不是在作天马行空式的幻想，而是在从事着提高生产效率、增加经济活力的实实在在的工作。我们希望人们把蛇口看作一根试管，一根注入外来有益的经济因素对传统式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试管。”
1998年，袁庚在又一次演讲中回首蛇口改革二十年时，则把蛇口比作“爱迪生的灯”。
“1878年，爱迪生门罗帕克实验室最初点亮的白炽灯只带来八分钟的光明，但是这短暂的八分钟却宣告了质的飞跃，世界因而很快变得一片辉煌。最初那盏古拙的灯泡，它的纤弱的灯丝何时烧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真真确确留给了人们对不足的思索，和对未来的希望。”袁庚说。
一
梁鸿坤第一次见到袁庚是在1978年6月，地点在香港干诺道西招商局的那栋高14层的办公楼里。
彼时，袁庚61岁，梁鸿坤46岁。
梁鸿坤是广东中山人，1960年代，他还在广州铁路局工作。1970年代，铁道部与交通部合并为交通部，梁鸿坤被抽调到交通部下属的香港招商局工作，任办公室副主任。
见到袁庚前，梁鸿坤已在香港工作多年，他负责的主要业务是给国家买船。
在1973年9月获释之前，原在中央调查部工作的袁庚被关押在秦城监狱长达五年半，获释后他没有回原单位工作，而是被安排到交通部，任外事局副局长。
1978年的一天，交通部长叶飞找到袁庚，问他愿不愿意到香港招商局去打开局面，袁庚当即答应，但他表示要先到香港看看，做点调查研究，有了发言权再说。叶飞即派袁庚到香港，要求他在招商局调查两三个月，并拿出一套让招商局走出困境的办法来。
招商局乃百年企业，诞生于晚清洋务运动时期。但在袁庚被派往香港“打开局面”之时，招商局早已没落。
梁鸿坤回忆，那时的招商局规模很小，有个办公楼，有修船厂、仓库以及另外两个下属公司，“加起来不到两个亿的资产，年年亏，要靠部里拨钱，甚至要在银行借钱。”
彼时的招商局在香港很不起眼，梁鸿坤说，“很多香港人都不知道还有这个招商局。”
袁庚只身到了香港，马上就找到了梁鸿坤。梁鸿坤回忆：“他之前在中央调查部，调查工作是他的本行，我们给他起了个绰号：‘老调’。他事先就已经知道招商局这边都有些什么人。”
袁庚让梁鸿坤带路去转转，梁鸿坤就带他到了招商局下属的码头、仓库、船厂等调研。
聊起招商局现状，梁鸿坤忍不住发了一通牢骚，他告诉袁庚，来招商局这几年，只能抓买船业务，别的什么都干不了，天天端着茶杯看报纸，报纸也只能看《大公报》、《文汇报》这些，其他不准看，而他眼睁睁看着同城的包家、董家“这些跑船的一个个发起来了”。
“问题主要是什么权都没有，什么事都要上报，不能经营地产，不能卖房子。”梁鸿坤说。
袁庚听后，对梁鸿坤说，“你想干就行啊。”袁庚向梁鸿坤问计，问他认为招商局今后该怎么发展，梁鸿坤说，造小船这类事完全可以由招商局自己做，招商局有个船厂，因为没有投资，一直搞不起来。梁鸿坤告诉袁庚，“买船还要继续买，但是船上用的东西，如钢丝绳、集装箱、氧气，以及对船只的修修补补，以前都是在香港进行，为什么我们不自己搞个厂来做呢？”
熟知粤港情况的梁鸿坤向袁庚建议：“广东现在有很多地方是荒废的，能不能在广东搞块地来建个厂。”
梁鸿坤说他是从华润公司的作法得到上述启示的，他知道华润公司当时就在现在深圳罗湖那里有一个基地，在内地采购的生猪，在深圳基地饲养好后，再供应香港，这样可以不用在港购地，香港地价昂贵且不容易获得。
袁庚认为梁鸿坤的主意很好，他也想给招商局购置一块土地，以重振招商局。之后他便带着梁鸿坤开始找地，最终否定了在香港和澳门购地的打算，决定在广东去找。
1978年8月中旬，袁庚完成在港调研回京。听了袁庚的汇报后，交通部决定让招商局“放手大干”，同意“放权”，“授予招商局就地独立处理问题的机动权。”袁庚以交通部党组名义执笔起草一份题为《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的报告，于10月9日上报中共中央、国务院。三天后，报告获批。
1978年10月，袁庚以常务副董事长身份到香港主持招商局工作。投入工作后，袁庚带梁鸿坤等人到广州找到了时任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的刘田夫，刘田夫对袁庚在广东找地的想法很支持。梁鸿坤回忆：“田夫很爽快，他说找哪块地，跟他说就行了。”
最开始，他们在毗邻香港的宝安县大鹏湾一带考察后，觉得不行，“没有路，都是大山头。”后来找到宝安一个叫蛇口公社的地方，袁庚马上就看中了这个地方，这里有6个海湾。
梁鸿坤回忆，当时蛇口的田地全都荒芜了，田里蒿草灌木丛生。当地有一个渔村，有108户人家。村里的很多年轻人都偷渡到香港去了，只留下了老人和孩子，村里的石头房子已经破败不堪。
“袁庚看到这个情况，热泪盈眶。”梁鸿坤说。
二
1978年，改革春风吹起在中国大地。
当年5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发关于真理标准的全国大讨论，新时期思想解放的大幕拉开。同时，由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领的考察团赴西欧五国进行考察，希望借鉴发达国家先进经验，酝酿全面改革对外开放。
蛇口工业区的成立，适逢其时。
关于此，袁庚在其晚年也曾有过一番总结。有袁庚“智囊”之称的梁宪告诉界面新闻：“蛇口为什么能够搞起来，能做出一点成绩呢？按照袁董的说法，是适逢其会。他说是天时地利人和。”
今年79岁的梁宪比袁庚晚了约半年到香港招商局，他原在交通部科技情报所研究交通经济，袁庚到招商局后也把他调来，仍然主要负责研究工作。梁宪后来还曾任蛇口工业区管委会委员、董事会董事、培训中心主任、招商局集团研究部总经理等职。在2016年之前，他还在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担任高级顾问。
梁宪回忆，袁庚退休后，有一次接受欧洲一家媒体采访，记者问他关于建设蛇口工业区的理念、目的时，袁庚带记者登上蛇口的最高点微波山——在风起云涌的改革开放时代，邓小平、李先念等国家领导人都曾登上过这个山，它的对面就是香港——袁庚告诉这位记者：你问我建设蛇口工业区的理念、目的，我很坦率地告诉你，我就是想在靠近香港的地方，靠近资本主义自由经济最发达的一个地方，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看看我们能不能也把经济搞好，能不能发展经济。
袁庚说，蛇口的发展是天时地利人和。天时，是国家经过“文革”，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在1978年底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改革开放的政策，进行了拨乱反正，经济发展成为重点。在这样的大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建设蛇口。
地利，就是地方政府支持。蛇口原来是偷渡之地，因为没饭吃，很多人游泳偷渡去香港，有的被淹死。地方政府要改变这种面貌，袁庚到蛇口之初，广东省里的领导如任仲夷、习仲勋、刘田夫等，经常到蛇口做指导工作，深圳市的方苞、梁湘也都支持蛇口发展。
“人和，就是老百姓全力支持。本地人支持，全国人民支持。”梁宪引用当年袁庚的话说。
建立蛇口工业区的构想，也参照了“亚洲四小龙”的发展路径。梁鸿坤回忆：“当时我们看到台湾搞了一个加工区，新加坡也搞了，大家就提出来：我们招商局也搞一个工业区吧。我们还收集了人家搞加工区的资料。”
梁宪回忆，在1980年前后，他用了差不多一年时间集中研究世界各国建设加工出口区的历史，“后来我们在蛇口基本上也是按照这个做的。”
1979年1月，香港招商局起草了《关于我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在经广东省革委会印为正式文件后，广东省革委会、交通部联名呈报国务院。
《报告》提出：香港招商局要求在广东宝安县临近香港的沿海地带，建立一批与交通航运有关的工业企业……初步选定在临近香港的宝安蛇口公社境内建立工业区，这样既能利用内地较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又便于利用国际的资金、先进技术和原料，把两者现有的有利条件充分利用并结合起来。
同年1月31日上午，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在中南海接见交通部副部长彭德清和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袁庚，听取关于建立蛇口工业区问题的汇报。李先念在上述《报告》上批示：“拟同意。请谷牧同志召集有关同志议一下，就照此办理。”
蛇口工业区的产生，本是出于香港招商局的发展需要，但它在日后的作为远未止步在这个层面。梁鸿坤说：“后来中央拍板，就把这里当成是改革开放的试验了。”
三
梁鸿坤今年86岁，生活在香港岛东区鰂鱼涌的太古城社区。袁庚在1991年退休，他则在1993年退休，退休前他的职务是香港招商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在招商局工作期间，梁鸿坤被认为是袁庚的“左膀右臂”，他见证了蛇口工业区从无到有的整个发展过程。
“我与袁庚，可以说是生死与共。”5月的一天，坐在香港太古城一家咖啡馆里回忆往事，梁鸿坤仍感慨不已。
蛇口工业区创办之初，是坚持以工业为主，把工业项目当成其发展支柱。但是工业区从荒滩起步，毫无工业基础，即便是买一颗螺丝钉都要到香港去，这使“开荒牛”们很担心，万一没人来投资怎么办？银行借贷以及投入的资金又如何回收？
袁庚更是提心吊胆。梁鸿坤回忆，一次，“三通一平”已经搞好，电是从香港拉到蛇口的，袁庚出面，要港督批，由梁鸿坤与中华电力公司的老总商定，“但是，大半年了，都没有人来投资”。袁庚与梁鸿坤等几个工业区的“头头”在蛇口工地一间铁皮房里，袁庚很严肃地说：看，晒太阳了，怎么办？
很多招商局的老人还记得，当时袁庚说：大不了，我回秦城监狱算了。
梁鸿坤回忆，袁庚之所以这么说，是认为当时工业区已经投进去了数千万港币，“给国家造成损失，这个罪厉害得很，怎么收拾？”
在袁庚主政招商局之前，招商局曾经的一个最大的发展瓶颈是没有自主权。梁鸿坤回忆，在招商局起草《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时，其中一个内容，“就是要授权。”
当时的招商局已经在中转代理、仓储、驳运等经营方面有了一些收入。上述《请示》提出，每年约500万港币的净收入，从1979年起留用5年，不上交财政，用以扩大业务。
“当时我们大家商量，留用10年不上交，袁庚很聪明，他的脑筋很灵，说先用5年吧，一步步来。”梁鸿坤回忆，《请示》获批。为此，省革委会副主任刘田夫曾给袁庚开玩笑：袁庚同志，你可以有500万，你当大总统了。“他这样一说，后来很多人都叫袁庚‘袁大总统’。”
虽然要来了授权，但袁庚当时心里也没底。那一段时间，袁庚经常会跟梁鸿坤说晚上睡不着觉，“他如履薄冰。”而巨额资金已经投进了蛇口荒滩，搞好“三通一平”，对于能有企业进驻投资，“开荒牛”们更是望眼欲穿。
蛇口工业区成立时，招商局成立发展部，后来改为发展有限公司，这个部门由梁鸿坤负责，主要是做筹资与寻求合作伙伴等工作。梁鸿坤回忆，为解决招商引资问题，他们在香港广泛推荐，并组织外商实地来参观。
对于招商局建立蛇口工业区，当时外商仍有颇多疑虑，比如：在蛇口实行的是什么样的政策？如何能“打破铁饭碗”？工厂建成后谁说了算？能不能开除工人？能不能赚到钱？赚到的利润归谁？外汇能不能汇出境？如果去投资，招商局能不能做担保？诸如此类。
在改革开放之初，这些问题无疑都是大问题。
对此，招商局通过各种渠道传播蛇口工业区的理念，通过在港的中华总商会、香港总商会、香港厂商会、美国商会等组织各方面人士参加座谈，现场回答前述各种问题。招商局还大量印发投资简介，梁鸿坤回忆，他们在1980年1月印发的《香港招商局深圳市蛇口工业区投资简介》，“后来成为中国经济特区条例的蓝本之一。”
招商局还邀请港澳、外国商人到蛇口实地考察，为此，招商局特别装备了一条交通船用来接送客人。在广东省公安厅以及港英政府海事处等有关部门支持下，蛇口港成为国内第一个实行落地签证、简化出入境手续的口岸。
1980年12月，对蛇口工业区感兴趣的李嘉诚、霍英东等十多位香港企业家一起对工业区进行了访问。袁庚与梁鸿坤陪他们一同前往。梁鸿坤还记得，那天是上午9时左右从香港出发，那时从香港坐船到蛇口不如现在快捷，约要两个钟头才能到达，“都带了饭盒，他们中途就吃饭，吃了才上岸。”
功夫不负有心人，从1979年7月“五通一平”开始，到1984年，蛇口工业区即已先后招商引进外资、港资20多亿港元，兴办了合资或独资工商企业达90多家。
蛇口工业区至此已初步建成一个以工业为主、综合发展的现代化港口工业城。
“蛇口模式”一说也不胫而走。
四
蛇口工业区甫建，原是设想建设集装箱制造厂、钢丝绳厂、拆船厂、氧气厂、玻璃纤维厂等几个项目，但一旦发展起来，其远未止步于此。
40年过去，成立于蛇口工业区时期的多家公司，跨出了蛇口，都早已是各自行业里的领军者，如保险业的平安保险、银行业的招商银行、集装箱业的中集集团等。
当与界面记者聊起崛起于蛇口工业区的这个优质企业群，梁宪立即就想起2003年12月里的一天，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来蛇口，与中集集团总裁麦伯良以及当时在中集集团担任高级顾问的他之间的一个对话。
那天，吴敬琏也提到这几家企业，他问：它们都产生在蛇口这块土地上，这里面有什么道理吗？
麦伯良建议由梁宪来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梁宪是最早参与蛇口工业区的开发者之一，在袁庚身边工作多年，也当过招商局集团研究部的“一把手”，目睹了这几家企业的诞生、成长全过程。梁宪便做了一番介绍。
平安保险、招商银行、中集集团等几家企业都是由招商局发起和参资的。在梁宪看来，这些企业之所以比较成功，“关键在于它们从一开始便实行了现代企业制度，实行了股份制。”而回溯起来，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当蛇口提出要实行股份制，特别是在国有企业之间搞股份制企业时，“还给人异想天开的感觉，”当事者都承受着很大压力。
蛇口第一家由多个国有企业参股的股份制企业，是中国南山开发股份有限公司。1981年，当时南海石油开发在即，招商局争取到了把蛇口赤湾作为石油开发的后勤基地，并获国务院批准，由招商局负责筹组一个经济实体。
这时蛇口工业区的建设已历时两年，虽然成绩已经不小，但所遇困难更大，尤其是来自上级主管部门的行政干预之多，令企业苦不堪言。
梁宪回忆，这时的袁庚面临着很大压力，“到底要把这个新的经济实体也就是南山开发公司组建成怎样的企业呢？怎样才能让这家企业摆脱过多的、不必要的的行政干预呢？这是袁庚脑子里盘算多时的问题。”
有一次，袁庚召集几个助手讨论这一问题，其中有梁鸿坤，也有梁宪。袁庚说：“在蛇口，工业区是全资国有的，过多的行政干预的苦头吃够了；蛇口镇是集体所有制，我们管不着；这次开发赤湾，能不能来个更有效的方式、外头用得好的方式？”
大家议论起来。
轮到梁宪发言，梁宪说：“什么是‘外头用得最好的方式’？外头经营管理得好的企业便是股份制企业，上市公司固然是股份制的，非上市公司也大都是股份制的，连一些家族企业往往也搞成股份制，兄弟姐妹入股。”
梁宪回忆，当时他们心里都明白，所谓“外面用得最好的方式”，都是这种股份有限公司。当时，中国银行、华润公司、海洋石油总公司和深圳市等都有兴趣参股这家企业，组成股份有限公司并不难，“问题在于大家的钱都是国家财政部一个口袋里的，有必要国有企业之间共同参股成立公司吗？这样的股份制有限公司能搞好吗？它跟一家独资的国有企业有什么区别？”彼时，这都无先例可循。
袁庚在讨论中说：“在我们蛇口，有国有独资的，有以国有股东为主股份化的，也有集体所有制的，孰优孰劣，都来试一下。我们这个地方小，搞成功了让经济学家总结去，搞失败了影响也没有什么大不了。”
与会者也都赞成不妨试一试。
梁宪回忆：“后来，我不只一次听袁董讲过，蛇口的成功与否，不在于有多少高楼大厦，而在于对经济改革、企业改革能否做点贡献。他宁可把蛇口当做一只企业改革的‘试管’，可以认为，南山开发公司的成立就是这只‘试管’诞生的‘婴儿’之一。”
本来，招商局是“负责”组建南山公司的，完全可以成为控股股东，但在筹备过程中，袁庚竭力主张招商局主动放弃控股地位。梁宪认为，“正是由于不设控股股东，不但对南山公司日后的健康发展，而且对后来蛇口所有由国有公司参股的股份制企业的有效治理，都产生了积极、良好的作用。”
梁宪分析，本来世界上独资或控股的公司非常多，并不会因为这些公司是独资的或控股的便经营不好，但是，我国长期以来实行指令性计划性经济，往往把企业视为行政机构的附属品并按照行政方式进行管理和经营，“在这种情况下，一家股份公司若被某一家国有企业控股或任由其一股独大，结果势必与国有独资企业无异，不必要的行政干预仍然少不了。”
梁宪说：“在我国特定的历史阶段，在实行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对一般性的并非影响国计民生或国家安全的企业，不实行由一家国有公司控股是有特殊意义的。只有这样，这些企业才能真正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经理负责制，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实行有效的公司治理。”
在蛇口，南山开发公司首先不设国有控股股东，后来的招商银行与平安保险公司也跟着这样做，而中集公司在引进中远作为新股东时，招商和中远也是平起平坐，谁都不具控股地位。而正因为有这样的制度安排，蛇口的这些企业在后来一度被称为“无上级主管单位的企业”，并都崛起为行业翘楚。
跟那些由于过多的行政干预而蒙受损失或衰落的国有独资或控股的公司相比，招银、平保、中集等企业表现得非常显眼和突出，梁宪回忆，袁庚曾颇为风趣地把这一现象比喻为“胜利大逃亡”。
这是“蛇口基因”，梁宪说：“组建股份制公司，真正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这是蛇口工业区对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企业改革发展贡献最大的。”
五
沿着工业大道往蛇口港方向西行，在微波山下转弯处，交通繁忙的马路边，至今仍立着一块巨幅标语：“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这是蛇口工业区曾极力倡导的精神之一。它曾经响遍全国，影响力巨大。
梁鸿坤回忆，从香港考察到正式任命，袁庚一直都在接触香港人，“左中右各种方面的人物都接触，实际上他是在学习，学习如何做生意，如何做人。这是这个口号来历的底子。”
后来蛇口工业区成立了，“很多人都是慢吞吞，”不但袁庚看不惯，在香港工作多年的梁鸿坤也看不惯。梁鸿坤回忆起这样一件事：
工业区内所有道路网络是由招商局投资，最早建成一条区内干道与深圳连接。当时条条框框仍旧很多，建公路必须要由交通部门的公路局来建。当连接深圳的这条公路快要建成时，公路两头还有大约10多米宽的一个口子，施工却突然停了下来，工人撤走了。原来，是负责指挥施工的广东省公路局的一位副处长提出要另加几万块钱奖金，不给就不通车。
“几万块人民币，这个要命啊，”梁鸿坤回忆。当时他们谁都不敢答应，几次登门去找这位副处长也不见人，听说他是拿着鸟枪到山上打鸟去了。后来此事经新华社记者写的内参，被总书记胡耀邦获知，胡耀邦批示严查，才得以解决，那位副处长也被撤职。
后来，袁庚就提出在工业区树立“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他让蛇口工业区副总指挥许智明写个牌子，放在工业区里。“最初那个牌子太小，后来又立了一个大的，越搞越大。”
梁鸿坤回忆，“当时已经给我们扣了很多帽子了，说我们崇洋媚外，出让土地，是卖国贼。因为这个口号，又说我们只认钱，是拜金主义。”
1984年1月，邓小平视察蛇口工业区，袁庚让人做了一张书有这个口号的大牌子，放在邓小平要路过的路口。梁鸿坤回忆，“邓小平看到了，笑一笑，我们就认为他是赞同这个口号了。”
那一年的国庆节，写有这个口号的蛇口工业区的彩车驶过天安门，更使它响彻全国。
回忆起来，见证了蛇口发展的余昌民说：“历史就是这样，人们回首远观也许觉得浅薄可笑，可在当初，坚持推动哪怕小小的观念革命，需要何等的勇气、多么坚挺的脊梁。”
也有人曾经问过袁庚：“蛇口是怎么发展起来的？”袁庚的回答是：“是从人的观念转变和社会改革开始的。”
袁庚的这句回答，现在被书写在了蛇口改革开放博物馆门口的一面墙壁上。
六
回首蛇口工业区的历史，梁鸿坤说：“在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中，蛇口所处的位置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突破。蛇口工业区在全国做了很多的‘第一’，都是突破。”
首先是观念的突破。
在八十年代初，在蛇口进行的改革试验非常密集，包括民主选举、工程招标、职工住房分配、公开招聘、分配制度、金融创新等一系列的实践。
曾任蛇口工业区企业管理室主任、发展研究室主任的余昌民回忆说：“民主选举干部，舆论监督权力，以及活跃的社会团体，完善的社会保障，公平的经济秩序，和谐的人际关系等，这些鼓舞人心的理想追求，在蛇口工业区都得到了生动的演练。”
蛇口工业区应该是在全国率先取消粮票的地方。
在此之前，粮食都是“统购统销”，按计划分配。梁鸿坤回忆，当时几百人到蛇口，很多都是从大学里毕业分配过来，他们一无户口，二无用粮指标，如何解决吃饭问题？他和招商局总经理金石一起专程去省里请示。
在广东省委一间小会议室里，一位省委副书记为此主持召开了有粮食局长、计委主任等多人参加的会议。梁鸿坤回忆，会上谁也说不出解决办法，他们便提出“在蛇口这个地方取消粮票”，由招商局进口粮食，外汇自行解决。
这立即就得到了那位副书记的反对：“取消粮票”真是异想天开，招商局有外汇也不行，进口粮食得要粮食部、国家纪委批准。
经过多番周折，又开了几次会，最后省里才批准：由海关监管，暂时由招商局自筹外汇进口粮食和粮油副食品。
粮票就这么在蛇口工业区取消了。“我们在香港买大米，买猪油、鸡腿、鸡翅膀，这些东西在香港多得很，也便宜，一个月买两三次，用交通船一船船地运到蛇口。”梁鸿坤回忆。
1981年，全国城市还在计划经济下苏醒之际，蛇口便开始了职工住房商品化改革，区内企业职工统一排队打分选房，银行按揭购买。而国内全面住房改革是在迟了10多年之后的1994年。到2003年之前，蛇口工业区在55万平方米用地上建成了37个职工住宅、宿舍项目。
生于1943年的陈难先在1982年10月到蛇口工作，去蛇口前，他在杭州电子工业学院教英语，妻子和孩子在上海。回忆起来，陈难先说他之所以会到蛇口来，动机“并没那么崇高”。他要解决妻子与儿子的户口问题，要实现家庭团聚，并且，他在杭州时的工资只有68.5元，养家都非常吃力，而如果到蛇口，“会变成广东工资，再乘以一个系数，就有160元，这比原来的工资多了99.5元。”
初来蛇口，尽管环境还很荒凉，但实现了一家团聚，周围生机蓬勃的工作环境，都让陈难先的生活充满了新意与新机。他们一家先是住在圆坛庙一个小平房里，后来住两室一厅，因为岳父母来蛇口，两室一厅不够用，他们又租住进一个三室一厅的房子里。刚搬进这个大房子里没多久，他就可以自己买房了。
陈难先回忆说：“现在看来简直是天方夜谭，三房一厅，90平米，总价格是9700元，首付1700元，其余8000元，工业区帮忙联系好银行，我办了五年的贷款。”
在蛇口，陈难先成了著名的教育专家。他是育才中学的首任校长。陈难先回忆，最初，蛇口工业区的孩子都是在原来蛇口的渔民小学借读，但是很多孩子反映听不懂广东话，工业区就决定自己办学校。
“蛇口有许许多多的第一，”陈难先回忆，“比如第一家律师事务所，第一家会计事务所，第一家保安公司，第一次商品房按揭，还有当地的报纸可以不经党委同意批评同级领导人。有人统计了，大概有四五十项，是全国第一。”
余昌民回忆，在袁庚力主之下，蛇口首先取消出国人员置装费，继而将出国、赴港人员免税进口“大件”的指标集中另行平均分配。
“当时因为要与外商打交道，要经常到香港，因为是因公外出，按照国家制度，每次都要有置装费，就是给去的人发几百块钱去做西装，”余昌民回忆，“这些在袁庚眼里就很可笑。中国人就穷到这样的地步，出去之前不能穿正常的衣服？袁庚取消了置装费，他说蛇口不需要，蛇口人没那么穷。”
七
蛇口工业区随着袁庚在1992年离休，结束了它的一个时代。
“一代人就做一代人的事，”袁庚之子袁中印说，“后代人怎么做，怎么生活，那是后代人的事。”
2013年上海自贸区横空出世，新一轮改革开放备受期待。2014年12月，中国增设广东、天津、福建三个自贸区，五大核心政策(人民币国际化、离岸金融中心、税收优惠、创新贸易模式、创新外贸)指导自贸区发展，推进服务业、投资、贸易、监管、商贸等领域改革发展。
2014年底，蛇口工业区被纳入广东自贸区，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新蛇口以自贸区整体上市，定位于“中国城市综合开发和运营服务商”。
蛇口跻身自贸区行列被认为是蛇口历史上的又一件具有转折意义的大事，在金融改革、投资开放、科技创新、服务产业以及国际旅游等领域将激发出新的活力。
2015年12月30日，招商局蛇口工业区在吸收合并招商地产后，在深交所上市，现在这个新公司的名称叫做“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是招商局旗下城市综合开发运营板块的旗舰企业，是招商局集团在国内重要的核心资产整合及业务协同平台。”袁中印说。
袁中印还特别提到：“招商地产的股票代码是001979，这是专门跟证监会要的。1979年1月，中央批准建设蛇口工业区。这个代码是为了纪念这个日子。”
现在的蛇口已是深圳南山区的一部分。跟深圳其他城区一样，蛇口现在也是高楼林立、马路宽阔。作为一个移民片区，在这个约1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着20万中国人和数千外国人。
一位居住在蛇口的企业高管告诉界面记者：“在深圳各城区中，蛇口的外国人最多。蛇口非常宜居。”
当然，有心之人留意的话，仍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之初的那段风云岁月留下的种种遗迹。
在著名的明华轮“海上世界”，邓小平1984年来蛇口视察兴之所至题写的“海上世界”四个大字仍旧高挂着。
2016年1月31日袁庚去世。后人们给予这位改革开拓者高度的评价。
在蛇口，海上世界文化艺术中心楼前，海边的小广场上，现在立着一尊袁庚全身雕像。袁庚塑像面朝大海，昂首阔步，神采奕奕。
塑像基座石碑上刻着袁庚的生平事迹：缔造了中国经济特区雏形，是招商局蛇口工业区的灵魂人物，是招商银行、平安保险、中集集团等著名企业的创始人，是百年招商局第二次辉煌的主要缔造者，是中国改革开放具有标志性的先行者和探索者之一。
这尊塑像揭幕于2017年4月23日。在2017年11月才开园的位于南山区后海片区的深圳人才公园里，也有一尊袁庚塑像，这是一尊高大的半身塑像，袁庚被雕铸得目光深邃、面容沉静。
如今生活在蛇口的袁庚之子袁中印在向界面记者回忆他的父亲时讲到：“他生前经常说：历史是由后人来评说的。”
八
当年以火热的热情积极投身于那段历史中的建设者们没有被岁月“打散”。在他们的人生暮年，又以一个叫做蛇口社区基金会的民间机构链接在了一起。
65岁的周为民是蛇口社区基金会的理事。他是上海人，1968年到内蒙古下乡当知青。后曾担任清华大学团委副书记。
1982年11月，周为民从清华大学调入蛇口工作。周为民回忆说：“当时我在清华，我妻子在兰州，我已经是北京户口了，她进不了清华，我要是调回去也很难。我们想调到一起，就想能不能调到一个第三地。”蛇口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
到蛇口后的周为民历任蛇口工业区党委宣传处处长、地产公司副经理、工业区副总经理、旅游公司总经理等职务。1997年，他离开蛇口到北京、上海等地工作，2013年退休。退休后周为民重归蛇口，“当时比较了北京、上海、深圳三个地方，觉得还是深圳好，宽松自由。”
现在在蛇口，周为民的主要精力，是与一些“老蛇口”操办蛇口社区基金会，这些“老蛇口”，包括了袁庚之子袁中印、陈难先等人。周为民说，操作这个基金会“也完全是袁庚的理念”，“袁庚说要把蛇口建成一个人类最适宜居住的地方，我们这批‘老蛇口’觉得还是要把袁庚的精神传承下去。”
“老蛇口”们重新集结，是始于2013年4月23日，那一天，一群蛇口人自发为袁庚96岁生日祈福，举办“蛇口情结沙龙——延续蛇口的故事”。
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蛇口的各种沙龙与社团曾经多达几十个。“蛇口情结沙龙”的举行，有人认为是蛇口传统的一种复苏。
2014年12月14日，89位生活或工作在蛇口的社区居民，自发每人捐资1000元，创建了“蛇口社区公益基金”，并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了第一届理事会。次年6月，理事会正式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请，注册成立深圳市南山区蛇口社区基金会（简称“蛇基会”）。
陈难先介绍说，“蛇基会”的重点工作在于社区建设。为了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它主要参与了两件事，一是筹资拍摄纪录片《袁庚传奇》，现在该纪录片仍在拍摄制作中；再一就是承担起了蛇口改革开放博物馆文物的征集工作。蛇口改革开放博物馆开馆于2017年12月26日。
在深圳市，像“蛇基会”这样的社区基金会已有十多家。陈难先介绍说，在这当中，蛇口社区基金会的资金不是最多的，但是，“我们搞活动，很多人都会积极参加，一来都是几十或者上百人，各种年龄段的都有。”这种凝聚力在其他社区是罕见的。
“我们怀念八十年代的蛇口。”周为民说。
（注：本文的写作，参考了《袁庚传》、《见证蛇口》、《争议与启示：袁庚在蛇口纪实》、《记忆蛇口：蛇口改革开放博物馆展品征集实录》、《袁庚文集》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