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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傲的中国人在和条件更为先进的西方人接触中，感受到了羞辱，这最终导致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在中国推动工业化的庞大计划。”
——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
148年间，轮船招商局经历了风风雨雨，始终都屹立在中国的商业浪潮中，沉浮曲折的大潮背后，有着不为人知的创业故事、政局动荡、中外商战以及商战传奇；
轮船招商局
那么，中国历史上第一家近代企业是如何诞生的呢？很多人可能会说李鸿章，但是，今天我们要说的是实领其事的实干人物——盛宣怀；
01美英巨轮来袭，帝国航运业被垄断的危机
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之后，帝国的临海和江面上出现了极为不协调莫名场面：
在浪涛滚滚的万里长江上，一艘艘巨轮铁甲快如奔马，往来如梭；浩瀚无际的东海、黄海海面，轮船的马达声此起彼伏，这一巨大的铁皮怪物喷射出一股股黑色浓烟，或来或往，笼罩着这古老帝国开放的海岸；
而在这些巨轮身旁的江面上、海滩上、，一只只帆破地漏的小船静静的躺着，桅杆倾倒、风风雨侵蚀的破楼露沙船（一种平底木船，主要是帝国道光以来国家漕运的主力船只）；
而这个看起来令人哭笑不得的名场面在道光同治年间，可谓司空见惯，这也是对这个个庞大帝国的莫大的刺激；因为奔驰在帝国万里水域的巨轮并不是帝国的财产，而是属于美旗昌轮船公司、英国太古、怡和轮船公司的资产；
漕运沙船
1940年夏季，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20年间，中国东南沿海旧式航运遭受毁灭性破坏；
到了1858年，在英法联军的威逼下，帝国在中英、中美、中法的《天津条约》上签下了耻辱的一笔，这一条约的签订直接为美英等国送上了中国的长江航运权；
其后不久，第一批挤入上海的外国央行，如宝顺、怡和、琼记、旗昌、广隆、吠礼查、沙逊等纷纷在长江水道行驶轮船，利润颇丰；据1861年史料记载：宝顺洋行曾从香港买来总督号旧轮船一艘，行驶于上海、汉口之间；
当时“客位每客价银75两，每吨货架银25两，往来一律加以下水时拖带本地钓钩船四艘，或带镇江、或交上海，每艘装货5、6百吨，每吨水脚价15两，故获利最厚。”
大利所在，趋之若鹜，帝国新式航运业的优厚利润几乎使得每一家二流洋行都争先恐后置备轮船，参与竞争；
所以，到了1862年，出现了洋行在华设立的第一家专业轮船公司，也就是著名的鸦片经营走私公司——美国旗昌洋行出面创办的旗昌轮船公司，专门经营中国沿海及长江沿海的客货运输。
这是一家拥有100万两巨额资本的轮船公司，在我国的领海和内核横行一时。在短短的几年间，他的资本迅速增长为225万两之巨，船只和吨位都迅速增加位近20多艘，其业务主要集中在长江航运业，也委派船只在沿海口岸进行活动，总收入的75基本来自长江的内河航运；
太古铁轮
随后，进入70年代，中国航运业上出现了旗昌和太古的竞争，这时美国和英国在帝国航运业上的较量；
1872年1月，太古洋行组建中国航业公司，通称太古轮船公司，资本36万英镑，约合白银150万两，实力屈指可数；，成立的目的很明确——与美国旗昌公司在长江航运霸权的问题上决一雌雄；通过几轮的价格战，太古洋行占据了长江航运市场份额的30%；
而此时，又一家怡和洋行凭空出世，1872年，怡和洋行组建了华海轮船公司，资本50万辆；实力排在第三位；
这样中国航运业的市场份额，就被旗昌、太古、怡和三家轮船公司所垄断；
时人李鸿章言之：”各口通商以来，中国沿海沿江之利，尽为外国商轮侵占“
02帝国漕运的尾声，漕运沙船的黯然没落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沙船是一支担负漕运和南北物资交流的庞大帝国帆船队伍；而牛庄豆货和江南漕粮一直是沿海沙船独占的营业；
漕粮原本是用漕船从运河北送的，但是由于运河年久失修，日渐阻塞，自从1826年，漕粮改由沙船运送，南北交流的物资货物也逐渐由沙船运送，分走海运和河运两线；
这一情况在道光年间达到鼎盛，据载：在上海口岸一带沙船多达3000多艘；
1861年11月，太平天国攻克宁波，天国夺取了一个出海口；帝国恐惧，于是寻求美英支持，随即“许开豆禁”；结果，关东和东南的运输贸易轻而易举的被英美等国夺取；
于是，导致了两个严重后果：
一是太平天国的发展，在定都南京后，阻断了内河航运的北上路线；
二是英美等国在“豆石开禁”后将大批轮船集结在海路航运的重要港口；
1864年，也就是同治三年，豆石开禁不到三年，沙船一落千丈，无力运转；时人江海关道 丁日昌统计：当时“无赀贩卖”，停泊在上海港的沙船以千百号计；沙船特点: 木制平底船，以运动为灵，若半年不行，由朽而烂，一年不行，即化为有为无；1866年，在洋船的剧烈冲击下，这些沙船背后的江浙大商都面临着有船无业，尽目朽船的境地；
不到十年的时间，一直拥有3000多艘船的商业团体竟落得如此惨状；与此同时，帝国漕运业遭受了巨大的挑战；
破落的帝国漕运
03招商局初立，昙花一现还是革新有成？
帝国内部如何应对漕运的巨大危机呢？
首先做出反应的是：买办化商人提出了兴办新式航运业的要求;
1867年，知名留学人物时任候补道同知容闳最先创议：“联设新轮船公司章程”，经应宝时转呈曾国藩，并由曾国藩转至总理衙门；“章程”强调创议人目睹了旗昌、太古、怡和轮船公司垄断长江航运，偏护洋商，对华商贸易大有所伤，，故而倡设立新轮船公司，让中国人自己合资合股而成立；（容闳提出的章程，旨在振兴国家航运业，并未提到漕运事宜）；
这是中国商人筹划组织的股份公司的最早的一个章程，在集资办法、内部管理、股东地位、利润分配都模仿西方企业的办法，引起了总理衙门审阅时的怀疑。曾国藩也对此疑虑重重，最终容闳的倡议无疾而终；
其后又有沙船商人多次提及此事，曾国藩皆予以驳回，个中原因不明；
洋务众臣
其实，新式轮船公司的成立与否的背后是晚清洋务派与守旧派以及清流派的博弈，在漕运问题日益突出以及新式轮船公司成立日益声嚣的情况下，发生了一件大事：
70年代初，时任内阁学士的宋晋，以“靡费太重”为理由，上折批驳并请旨停止闽沪两局的制造与运作，此处的两局就是《福州船政局》、《江南制造局》，引发了一场关于继续造船与否的争论，其实是洋务运动是否深入的争论；
清廷下令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等通盘筹划，总理衙门重提各局轮船由商雇买的主张，企图以局部的企业和化来解决军用工业经费的困难。
不久，三人复奏皆说：宋晋之言，是守旧势力的迂腐之见，并提出，在千年来一大变局时，后千年之何以安内而制外；同时提出福州船政局应当像曾国藩曾打算在江南制造局所做的那样制造商用船只，以此来和控制了中国沿海贸易的外国运输公司进行竞争；最后，李鸿章提出自筹自立公司的设想，为轮船招商局的设立奠定了基础，也是半年后轮船招商局设立的具体由来；
最后，帝国决策层在此次事件中，权衡利弊后，支持了李左为首的洋务派的倡议，于是，轮船招商局的成立呼之欲出；
04
筹国计先顾商情，飘摇中的新生
盛宣怀的洋务企业活动，就开始于1872年轮船公司的创办；
盛宣怀在中国航运业的呼声人群中，认识的较为透彻，提出了较为实用的解决办法：“试办招商”。李鸿章作为其幕主，认为其想法可行，于是，1872年4月，盛宣怀“遵李相国面谕，拟商轮船章程。”在《上李傅相轮船章程》中提出：
使用先进轮船运输客货，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是必行的举措；
认为已设的造船厂是不“可言废”的；
轮船航运业的利权不能全让外人，应该收回自办；
同时，还认为，洋人能办好的事情，中国人也能办好，所以他提出了，轮船航运是致富之道；但是，当时的盛宣怀还是太过年轻，才20多岁，李鸿章认为其不能兼任此职，故而，只把此建议当作幕议；
1872年，8月，李鸿章敕令浙江海运委员、候补知府朱其昂筹办轮船招商局事宜；
朱其昂，轮船招商局第一任总办，是最初的创办人；其人祖籍江苏宝山，世代沙船经商，后来靠钱财捐了一个通判，升至候补知府，应该说对航运业是比较懂行的，于是，他拟定了《轮船招商局章程》二十条，其大意在于官商合办，将官股置于首位，李鸿章表示同意；
于是在1872年12月，轮船招商局经过李鸿章批准成立，主要任务是运送漕粮；
朱其昂在筹议过程中说到：各商界大佬胡光墉、李振玉皆出资入股。实际上，他在招股方面几乎一筹莫展；而当时的帝国首富胡光墉也在左宗棠幕府宗经办洋务，以“畏洋商嫉妒”而裹足不前，始终不肯加入轮船招商局；
于是，朱其昂在招商局成立后，只募集到十余万两，而且还是不缴现银；这也大大出乎李鸿章的预料；
于是李鸿章准予允朱其昂从直隶练饷局借用官款13万两白银，于是，轮船招商局实际上最初是依靠李鸿章的拨借官款创办起来的。因此，最初，招商局属于官办企业；
朱其昂
这件事让朱其昂只懂沙船和漕运的缺点暴露了出来，她所购买的“伊敦号”船大而旧，“福星号”船通而小，其他船只也不合用；
由于朱其昂一方面不懂新式轮船业务、一方面刚成立的招商局只能参与漕运，无法进入到商业航运业，导致招商局在半年之中亏损4万两之巨，于是，朱其昂不得不辞去总办职务；请求专办漕运，轮船招商局随即开始筹议改变官办的局面；
05招股商办，招商二虎的经世之功
李鸿章再次启用盛宣怀，又有哪些奇招挽救初生即遇险的招商局？
在招商局面临亏损的转型期，盛宣怀提出了招商局转型的16字方针：“气脉宽展，商情踊跃，持久不敝，由渐扩充”，。成为了其入局的建议；
1873年春，李鸿章敕令盛宣怀制定招商局章程的命令，盛宣怀此次议章程六款：
”委任宜专“、”商本宜充“、”公司宜立“、
”轮船宜先后分领“、”租价宜酬定“、”海运宜分与装运”
盛宣怀说：要做好近代航运的工作，第一应该成立招商局，创立规矩，联络官商，而后官有责成，商亦有凭籍；第二是由总办刊发章程，章程依照外国央行，招集商股50万两，100两一股，人票不认人，一年一小结、三年一大结；
1873年，招商局进行重大改组，李鸿章委任唐廷枢出任总办，重订《章程》、《局规》，广招股份；同时任命 朱其昂、徐润、盛宣怀、朱其召四人先后成为会办，唐、徐专管轮船运输、招股事宜，朱、盛负责漕运和官务；
从1873年起到1876年止，唐廷枢的活动主要在轮船招商局。1876年他受李鸿章的委派，开始筹办开平煤矿，1885年以后，则完全脱离招商局，专管开平煤矿。
这里需要重点强调的有三人，此三人依次为唐廷枢、盛宣怀、徐润；
唐廷枢
唐廷枢可谓是此三人中商业眼光最佳者，基本上，在招商局商股商办的主张中，唐、盛二人最至；
不过，唐廷枢坚持的是“商”居于企业主导地位，比之与盛宣怀“官”居于企业主导地位更胜一筹；但是在此时，招商局基本朝向了商办的前路走了起来；
在招商局的日常事务中，唐廷枢和徐润基本完全成了招商局的两大代表人物，招商局的业务拓展迅速，并且获得了很多国内商业运输的业务量；
旗昌、太古、怡和中国内河航运三巨头看到招商局站稳了脚跟，于是开始了不同程度的多维打击；
一方面打击招商局的远洋航运业务，招商局在创办的前十年中，曾经数度试图开辟远洋航线，从1873年到1881年间，先后去过长崎、神户、新加坡、檀香山、旧金山、海防、伦敦等地，但是东洋、吕宋定章多有偏袒该国的商船国，东南亚、欧洲的路线，不是因实力羸弱容易招致匪患，就是无法与洋商争夺利润；基本上，开拓的东亚、东南亚、欧洲航线相继停航；
另一方面，外国资本是在运费上跌价竞争，
招商局开业后，受到当时形势的影响，具体有：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战争、1878年滇案的影响，都招揽股份不利，很多人认为中国海防将发生大事或者中国海防羸弱，所以导致未能踊跃投股；但是，轮船招商局成立两年来，依靠官方支持和唐、徐等人的努力，船只达到了十艘船左右，初具规模；但是，三大轮船洋行在汉口、宁波、天津、汕头、广东等沿岸、内河航线的运价一律降至四成左右，例如，在上海到宁波的运价由每吨吨2.5元降到了0.5元；
这种削价竞争让招商局带了了巨大的亏损，难以久支；
那么，帝国的应对措施有哪些呢？
首先，帝国政府认为招商局不可半途而废，被洋人耻笑，所以给予多种贷款，支持分期还款和缓缴利息的形式支持其业务发展；
其次，通过加拨漕粮、承运官方物资来增加招商局和洋商竞争的力量，通过政令下达直接说明苏浙海运、沿海官运物资皆由招商局承运；
再次，准令华商轮船在沿海沿江以及内河不通商口岸自行贸易，依次扩大招商局的经营范围；
在帝国各界的支持中，招商局勉强存活并且获得了利润；时载：“通盘之利，尚有七厘之利。”
招商局在此时也获得了一定的市场份额，而国内航运业的巨头旗昌洋行却在1876年的时候，以旧式木船为主力的无以抵抗以设备先进的新式铁轮船为主的太古轮船公司，失去了一向的优势；同时，美国国内的内战以后出现的经济繁荣，对他转移投资也产生了强烈的诱惑；于是，1876年8月旗昌轮船公司放出收缩、出让的消息，而此时盛宣怀看到了这一机遇——轮船招商局扩张；
1877年初，旗昌通过瑞生洋行的经理加士达向徐润示意，愿意以250万两的代价出售他所拥有的轮船、码头、栈房等全部航运业务财产，并强调需要尽快出售；（此处为何找徐润，是因为徐润作为当时较大的买卖商人实际上拥有一重身份——旗昌的主要股东之一）
于是，徐与唐、盛等人共同上书，由盛宣怀递交时任南洋通大臣的沈葆桢痛陈厉害，并建议：
首先，劝令旗昌原有华商股本20万两投资招商局；
其次，请两江总督奏拨官款100万两、免息发交招商局，分十年还清；
第三，请两江总督敕令两淮盐运司和两淮运商皆出银入股，这样就可以招股79万两
第四，希望各地蕃司和各海关道向通商口岸的商人随时入股；
当时，能够直接接触沈葆桢的唯有盛宣怀，于是，盛宣怀“始毅然请于幼帅，以定此意。”（沈葆桢，字幼丹，故称幼帅）
关于筹款议价，据徐润回忆：系杏翁一人之力；于是，沈葆桢敕令江苏出银50万两，浙江、江西各出银20万两，湖北出银10万两，作为官股本入招商局，并规定“息无定额，厉害同之”；于是，在与旗昌的交易过程中，盛宣怀主导了整个交易过程，并以220两的价格成功交易；对于这次交易，历史上褒贬不一，有以下原因：
旗昌公司之所以基于出售资产是因为其旧式木船已经过时，太古、怡和因本身船只为新式铁船，故而不会以高价收入该资产，又因对于招商局而言，少一个敌人总比多一个敌人要好的心态，才对招商局抛出橄榄枝；
1877年，3月11日，双方正式签订合约，交割了公司资产；
此时，招商局的轮船吨位便突然增加到了400万吨，占总数的37%左右，基本上扩充到了33艘航运船只；
此后，太古、怡和、招商局三分了中国内河航运业的天下，从此，也便开始了更为激烈的竞争；
在竞争中，招商局虽然有了短暂发展，但是，劣势依旧，盛宣怀此时身处会办之职，于光绪三年，即1878年提出“整顿八条”的意见：
这八条意见多被唐徐二人接纳实行，大多变成了招商局的局章条款，让招商局的经验有所改进；在这一时期，招商局借由巨大的资金投入开始了快速发展时期；
在旗昌交易后的三年中，总税务师的赫德已想染指招商局的管理，唐廷枢七次发信催盛宣怀解决此事，不到半月随即解决了赫德插手的意图；
1880年招商局也因此招致了朝廷清流的弹劾，时任国子监祭酒的王先谦上奏指责并购旗昌公司，使得招商局局势将决裂，并痛斥唐廷枢、盛宣怀等人
“挟诈渔利，若任其逍遥法外，是无国法也”
慈禧再次下令严加整顿，由直隶总督李鸿章和两江总督刘坤一总查其事，光绪七年正月十五，也就是1881年2月6日，过年的喜庆还未散去，招商局却笼罩了紧张的气氛，刘坤一是在沈葆桢去世后，接任两江总督的，他在严查当天就上奏说：先为唐廷枢和徐润开脱，说他俩是招商局必不可少之人，功过相抵免于议处；接着，就把矛头指向盛宣怀，一方面说他攻于钻营，一方面指责他在旗昌交易案中饱私囊，
盛宣怀毫不示弱，写下了洋洋洒洒的辩驳词，并禀告李鸿章不预局务，辞去会办一职，这个要求经过总理衙门的上奏，批复是不准再干预招商局事务；
而招商局最具发言权的唐廷枢向李鸿章提交详细报告，系统的叙述盛宣怀被诬陷的实际情况，另外，盛宣怀写给胡雪岩的信中也说这是莫须有的奇案；
1881年3月，李鸿章上奏，对王先谦弹劾各项逐个澄清，其中特别强调，盛宣怀不可能中饱私囊20万两银子，并提交了核查证据，因为旗昌账目皆由董事会监管，20万两数目太大，董事会不会予以通过，而且，旗昌收购案的款项是分20次结清，分四次结算利息，账目流水皆在上海各大银行钱庄经手，旗帜=昌收款则在汇丰银行经手，可以说是委托第三方的金额走款；
就在刘坤一坚持严查的时候，突然转变了态度，同意李鸿章的上奏意见，原来是此时朝廷清流一派，陈宝琛弹劾刘坤一“嗜好过深，广蓄姬妾”，随后，张之洞上书让朝廷贬黜刘坤一，刘坤一自顾不暇，即将调离两江总督的要职位，于是1882年4月，招商局弹劾案以否定结案，李鸿章上书帝国，认为盛宣怀为可用之人；
实际上，并购旗昌的历史功过都由招商局的业绩说明了，仅实际入款就从1877年到1881年达到了300多万两，年度净利润就高达60万两左右，招股情况也业绩斐然，1881年不仅招股了100多万两，而且入股不断，股价也从100两增加发到253两，1882年以中国第一个股份制公司轮船招商局的兴盛为标准，洋务运动进入了第一个高潮期，从188年到1887年，《申报》上刊载过股票买卖价格的共有36家企业，他们是中国近代第一批股份制企业；
时人评论说：招商局开其端，一人倡之，众人和之，不数年间，风气为之大开，公司因之云集；
在朝廷不干预局务的命令之后，写下了《轮船招商局办事始末》，此时，他虽然忙于矿务和电报，但在此书字里行间无不展露他对招商局的情有独钟；
轮船招商局办事始末
轮船招商局自此经历中国近代与当代的风雨历程，几易其主，传奇不断，这里我们限于盛宣怀的视叙述，仅仅是其百年历程中的艰难启航。后来民国经济、改革开放以及现代经济都离不开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企业。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深入了解一下。
下期预告：
督办电报局，近代通讯如何从侧面改变晚清帝国|盛宣怀评传03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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