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月26日，一名身穿京剧服装的中国人在西班牙萨拉曼卡市用中国传统方式庆祝春节。 （FRANCISCO GUZMAN/图）
2020年10月，王赓武过完了自己90岁的生日。纵是经历过诸多历史大变局，对王赓武来说今年也是异常艰难而忙碌的一年。
和其他新加坡居民一样，上半年王赓武的生活重心是抗疫。疫情缓和后，与他相濡以沫65年的妻子林娉婷于8月份去世，对他造成了很大的打击。但他依然要面对各种事务性工作，为出版两本回忆录，他忙到了10月底。匆匆过完90岁生日后，他才得暇接受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
王赓武的历史学研究重心在东南亚史和华人移民史。从宋元时代的海外贸易到近代的东南亚华人移民，都是其涉猎的领域。2020年6月，第四届“唐奖”汉学奖颁布，作为新加坡国立大学特级教授和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的王赓武成为本届得主。“唐奖”设立于2014年，每两年颁发一次，被视为该领域的最高荣誉之一。此前的获奖者有狄培理（William Theodore de Bary）、斯波义信和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等著名汉学家。
在“唐奖”的颁奖词中，王赓武的贡献被认为是提供了一种理解中华文明的独特视角：“身为中国及东南亚关系的专家，王赓武教授透过细究中国历史上与南方邻国的复杂关系，以此独特的视角理解中国。相较于传统上从中国内在观点或由西方相对视角来观看中国，其丰富的学识与敏锐的洞察力，对华人的世界地位的诠释有新颖重要的贡献。”这种独特的视角，与他的成长环境息息相关。
在王赓武的语言中也能感觉到这种成长环境带来的微妙痕迹，比如他的普通话非常标准，但他用于思考的语言却是英语。“勉强回答你的问题，结果还是用英文回答。”他对南方周末记者抱歉地说。但在文字采访中，让人很难意识到这是一位90岁老人的回答。他依然保持着对这个世界强烈的好奇和关怀。
内心拥抱着千里之外的中国
王赓武的回忆录里有他与林娉婷的爱情故事，也有他这一辈人所经历的各种“大事件”。他出生于印尼泗水，成长于马来亚殖民地，曾旅居怡保、南京、香港、堪培拉、伦敦、新加坡等地，亲历了日军入侵东南亚、中国解放战争、马来西亚独立、新加坡建国及经济起飞等历史时刻，非同寻常的经历让他的回忆录成为一部微观的20世纪华人移民史。
王赓武的父亲王宓文与“下南洋”的闽粤地区的华人不同，他是江苏泰州人，受过民国中央大学的高等教育。1929年来到印尼泗水，是应当地华侨开办的华文学校之邀来教授华文的。1930年，世界经济危机蔓延到泗水，学校无力支撑，王宓文遂带着刚刚出生的王赓武来到马来亚的怡保。
当时的怡保，由于殖民历史的原因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多元文化社会。在王赓武的生活环境中，充斥着各种语言——父母讲的国语（按，普通话的前身）和江淮官话，父亲好友口中的上海话，粤语，华人商铺里的客家话、闽南话、莆仙话，马来语，印度裔社区中的旁遮普语、古吉拉特语、僧伽罗语和泰米尔语，当然还有英国殖民当局大力推广的、成为各族裔交流语的英语。
“父亲希望我学会文言文。他相信只要文言文的造诣够深，就自然能够精通白话文，因此他不愿意让我念华文学校用的标准课本。何世庵当时开授文言文私塾课程，父亲敬佩何世庵等人的努力，但不打算送我去何先生那里学习，因为何先生教授经典时用的是广东话。”王宓文的内心紧紧拥抱着一个远在千里之外的中国，他认定有朝一日能回到那里，目前的情况只是“暂住”。
在这样的环境中，王赓武的家庭显得颇为怪异。“怪胎”，王赓武在回忆录的上卷《家园何处是》中这样回忆自己的家庭。因为语言不通，王家在当地几乎不与占绝大多数闽粤语系的华人打交道，更不用说与马来人印度人交往，他们只与极少数的来自江浙一带的华人来往。因此，在1942年日本人入侵马来亚之前，王赓武对这一复杂的文化环境并没有直观的认识。他在家说国语、接受父亲的古典儒家教育；在英文学校讲英语，接受正统的英式教育。王赓武在这个封闭环境中没有机会接触丰富多彩的马来亚社会。
1942年日本人的侵略不仅给王赓武的生活带来了新的语言——日语，也使王家告别了稳定生活，流离于怡保各处的出租屋。前后两家出租屋的房东分别是客家人和莆田人，讲着他听不懂的客家话和莆仙话，王赓武这才意识到，父亲为他灌输的“中国认同”背后，有着更加多元的族群认同。
王宓文一家的际遇，在当时的东南亚华人中并不是特例，林娉婷一家的情况就与之相似。
林娉婷的母亲童懿和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她刚毕业就从上海到新加坡，去给当地的华人教国语，“那大约是1930年，比我父亲去泗水的时间稍晚一些”。之后童懿和回到上海，与毕业于圣约翰大学的林德翰结婚，林娉婷就是在上海医院出生的。抗日战争爆发前夕，林德翰带着一家人离开上海，到槟城的钟灵中学任科学老师，他们的女儿就这样来到了马来半岛。
“大多数华人从此没有再回去”
1947年王赓武以优异的英文成绩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外文系，实现了他父亲“回到中国”的梦想。但是战争很快就打断了他的学业，学校在长江北岸的战事中解散，他辍学回到怡保。
再次回到马来亚的还有王宓文，本来陪着儿子重新回到中国，任教于中央大学附属中学，但他在热带生活了十几年，竟然已经变得不再适应故乡江淮地区的冬天，为了不延误病情，不得不辞去教职，比儿子更早地回到了另一个“故乡”。他再也没有回到中国。
“东南亚的大多数华人从此没有再回去中国。”林娉婷在回忆录中说，她所指的这一批华人，就是像王家和林家这样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出国的一批华人。
当时，这是一大批中国教师、记者和知识分子去东南亚的潮流。早年去东南亚的劳工和商人在20世纪初已经变得比较富裕，人数也足够多，他们大多希望为子女设立华文学校。但是统治这个地区的殖民政府，没有足够的经费和意愿办华文教育——每个城市大多只有男校和女校各一所，用英语教学。华人社区希望保持自己的语言文化和注重学习的传统，就开始设立私校，用国语教学。而当时的国民政府也希望用华文教育来获得东南亚华人的支持，“这就是王赓武的父母和我的父母来到马来西亚的原因。”林娉婷在她的回忆录中写道。
林娉婷的父亲应聘到槟城的钟灵高中，是该地区最好的学校。“对那时候的大多数华人来说，海外的工作只是暂时性质，等到中国局势好转就回去。”
留下来的新一代华人，如王赓武和林娉婷，将要面对的是一个新国家的诞生。1957年，马来亚联合邦摆脱英国殖民地的身份获得独立。由于种种历史的巧合和际会，王赓武成为了一个“海外华人”。
“海外华人”是他多年提倡的概念。他认为，“华侨”的“侨”字的暂住之意，并不能阐明海外华人的多元身份认同，可能引起他们与居住国政府的相互猜疑。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种种造化因缘，游学于欧美、定居于大洋洲和新加坡，王赓武渐渐告别了年轻时的身份认同。这种告别在王赓武身上并没有产生撕裂的痛苦，对他的学术研究来说，或许还是一种幸运。
以下是访谈。
“重新与中国传统的精华联系起来”
南方周末：你早年的著作《南海贸易》中的历史叙事，描述了秦汉时期长江以南的四个越人“邦国”，被中原王朝陆续征服、并入版图。你为什么会展开这一点？
王赓武：古代的编年史和《史记》《汉书》《后汉书》都集中在有关如何有序治理的教训上，它们对“百越”部族和雒越、南越、闽越、瓯越等少数几个已知的“邦国”的细节记载很少。但秦汉对南方的征服清楚地表明，这些百越的“邦国”有既定的政体，必须先打败它们，秦汉政权才能将他们置于中央政府的管理之下。后来的《三国志》，特别是其中的《吴志》，以及西晋和东晋史书的记载中，都有汉人南迁的浪潮，并在当地人中定居。汉人花了几百年的时间才大致控制了南方的土地。中国传统史学很少关注那些没有自己的文字、也没有保存记录的政体。官方史学家倾向于认为，失败的“劣等”政体没有什么值得学习的地方。
南方周末：最近全球化遭遇到了不小的挑战。你一直很坚定地认为中国不会再回到古代那样拒绝海洋的封闭的大陆国家，现在还是这样认为吗？
王赓武：我认为中国显然已经从数百年来忽视海上力量、任由敌对势力在其整个海岸线上集聚的错误中吸取了教训。中国在不忘来自中国大陆三分之二陆上边界的传统威胁的同时，也认识到现在自己的经济发展有赖于安全的贸易路线和海上运输。
中国下一阶段的复兴还能在什么基础上进行呢？邓小平想要建立一个以最发达的科学技术——包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被证明是成功的经济专业技术为后盾、“摸着石头过河”的强大国家。关键是要有一个团结的国家，通过发展强大的经济来为国家争取权益。但是，它决不能是对西方民主国家的模仿。相反，它可以重新与中国传统的精华联系起来，以便在中国文化基础上建立一个受进步思想启发的现代国家。
1930年代中期，王赓武(中)与母亲丁俨、父亲王宓文刚搬到怡保时的合影。 （受访者供图/图）
“他们必须这样做才能发挥作用和生存”
南方周末：清政府在1893年废除海外移民禁令之后，曾努力建构海外华人移民的除了省籍认同之外的国族认同，你认为这种建构是成功的吗？它对海外华人社群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王赓武：1893年政策的改变来得太晚，清朝自救的努力失败了。但是，一个独特的中国身份的吸引力是很强的。许多在海外的华人注意到欧洲的民族观念如何将他们的人民团结起来，并帮助他们的国家变得强大。因此，当孙中山和他的支持者到他们中间去谈论中华民族摆脱清朝统治时，他们发现大多数华侨都能接受，有些人还准备为这一事业而战斗和牺牲。
南方周末：在近代拥有大量海外移民的国家，除了中国以外还有英国、意大利等国家，他们的海外社群的认同是怎样的？与海外华人社群的认同有什么区别？
王赓武：在不同类型的海外群体中，他们对原籍国的期望和反应有很大的相似性。显著的差异是华人移民到不同种族和文化的人中去，而英国人、意大利人和其他欧洲人则移民到文化和宗教背景相似的国家。其他的不同是海外华人社区组织起来进行自我保护的方式。他们与当地人民的差异很大，他们必须这样做才能发挥作用和生存。最大的不同是，中国在积弱积贫时，向海外侨胞寻求帮助，努力拉近他们与祖国的距离。华人定居的所在国虽然不高兴，但也没有过分关注。但当中国变强时，所在国往往怀疑这些华人的忠诚度。
南方周末：20世纪下半叶，曾对东南亚新兴国家的民族政策产生重大影响的美国的“熔炉模式”发生了变化。民权斗争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机会平等、反对歧视等口号得到人们的广泛认同，“大熔炉”逐渐变成一个“多元文化”的新目标。这一国际思潮的大变化，对东南亚华人社群寻求自己的身份认同有何影响呢？
王赓武：从大熔炉同化走向多元文化是“二战”后的现象。西方在经历了纳粹大屠杀的恐怖之后，对种族歧视感到内疚与罪恶。当时，西方正在使其帝国去殖民化，并将殖民时期形成的“多元社会”移交给新独立的国家领导人。然后，“冷战”将西方国家从种族和文化优越性的斗争，转为意识形态的斗争，并试图吸引有色人种加入这一事业。海外华人也同样受此吸引，加入了这一运动，他们被允许保护自己的文化遗产，作为回报，他们向自己的居住国表示忠诚。
南方周末：多元文化政策在最近的十年受到了诸多挑战，法国、美国的骚乱似乎让人们对这个政策心存疑虑，你个人是如何看到这一兴起于20世纪下半叶的思潮的？它未来的出路会在哪里？
王赓武：西方的多元文化主义是在这些国家对自己的优越性充满信心时产生的。他们希望他们的非白人公民能够欣赏他们的价值观，因此让他们保留部分文化是安全的。当这些西方国家对自己的整体优越性变得不那么自信时，他们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承诺就大大削弱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看到周围的差异就会产生不满和愤怒。现在这种情况不太可能改变，因为未来发展的活力中心已经从北大西洋转移到印度洋-太平洋。
南方周末：你所倡导的“海外华人”一词的流行度也越来越高。你认为东南亚海外华人社群未来会有怎样的变化，是朝着泰国那样几乎完全融入当地民族，还是会保持鲜明的身份认同？
王赓武：大多数海外华人都希望保留其传统文化的主要元素。他们相信，是他们的文化使他们成功，并能继续帮助他们。如果居住国允许他们将文化保留下去，他们就准备对居住国表示忠诚。作为居住国的忠诚公民，他们可以与中国官员和其他中国公民互动，帮助改善中国和他们各自国家之间的关系。而如果他们被视为暂时居住在国外的中国公民，他们的忠诚度就会受到居住国怀疑，他们的这种角色就无法维持。
南方周末：你在研究中指出东南亚华人的民族主义的涨落与中国国内的政治局势密切相关，如1911年中华民国的成立和1937年的抗日战争，东南亚华人的民族主义都因此走向高潮。这种关联性在当代的历史环境下是怎样的？
王赓武：你提到的例子，是在中国弱小、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的时候，而且那时东南亚处于殖民统治之下，或者像泰国一样被外国控制。当时还没有独立的民族国家。然而，自1945年以来，东南亚已经建立了对主权和国际权利非常敏感的民族国家。它们学会了不要相互分裂，而是作为一个地区性的国家集团保持团结（东盟），在这个日益增长的世界战略区域中保护自己的地位。
荷兰阿姆斯特丹民众2016年2月在当地唐人街的寺庙前观看舞狮表演。 （IC photo/图）
南方周末记者 王华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