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 年 7 月 16 日，北京满城的槐树已经花谢香散，写下《车站》这首凄美诗句的诗人也随着满城凋落的槐树花走了。享年84岁。
1970 年1月，山西永济“五七”干校。
一对在这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夫妻到车站迎接来看望他们的孩子。
似乎是为了躲人耳目，父子俩心有灵犀地走到车站边上的一块盐碱地， 在寒风中儿子快速拿出一听猪肉罐头，父亲打开罐头，如虎狼掏窝，瞬间就风卷残云，一扫而尽。儿子站在一旁，看得眼眶泛红……
那年末，由于妻子在病中骂了林彪、江青，丈夫被开除公职……夫妻俩只好到儿子住处落户。在困顿中，巴金寄来文学名著，鼓励他笔耕不辍。
1979年3月，他重返新华社国际部，任《环球》杂志副主编，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研究生导师，享受早期回国定居专家待遇。
到了1981年，中国诗坛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诗集《九叶集》，一个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就形成的现代主义诗歌流派也因为这本书的出版，而正式被冠以“九叶诗派”，享誉文坛。“九叶”即九个诗人，他们因为甘当绿叶，不做红花，故此。
其中一位诗人即是这位为父、为夫者，也是写下“唉，你却过早地被迫下车，/而且不再回来”的诗人。
另一件大事就是这年的《诗刊》1月号，发表了这位诗人的一首名为《秋》的短诗，引发了一波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大争论——
“连鸽哨也发出成熟的音调,/过去了，/那阵雨喧闹的夏季。//不再想那严峻的闷热的考验，/危险游泳中的细节回忆。//经历过春天萌芽的破土，/幼叶成长中的扭曲和受伤，/这些枝条在烈日下也狂热过，/差点在雨夜中迷失方向。…….//”
那时的中国刚刚历经十年浩劫，虽然膜拜伤痕文学成了那个时代的潮流，但文坛依然充斥着“八股文风”。忽然一句“连鸽哨也发出成熟的音调”，读来着实令人莫名，在当时的诗坛引发轩然大波，争论双方剑拔弩张，水火不容。有人写了篇批评文章《令人气闷的“朦胧”》，后来就索性用这个负面评价作为诗派的名称了。《秋》也因此被认为是“朦胧诗”的命名之作，“朦胧诗”由此而得名。早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便开始朦胧诗风创作的北岛、舒婷和顾城等也被正式冠以朦胧诗人。
但很遗憾的是，一些年轻诗人在红透半边天后，不似“九叶”诗人那般低调，开始号称自己前无古人，甚至把朦胧诗的发轫者——《秋》的作者丢在一边。著名诗评家、也是“九叶诗人”唐湜为之抱不平：“实际上从穆旦、运燮、郑敏甚至上溯冯至、戴望舒、何其芳、卞之琳与他的好友从清华起就是个现代派”。
我可以告诉你，唐湜在里面提及的“运燮”，就是《秋》的作者——杜运燮，祖籍古田县瑞岩村。
这是一个怎样的士者？在风云激荡、群雄逐鹿的诗坛，他为人低调，甘于平淡，甘愿做片“叶子”不求闻达。
杜运燮在香港《大公报》曾经与梁羽生、金庸同事。梁羽生曾对这位同事有过描述：
“虽然是同一个部门的同事，但最初的一个月，我们却很少交谈。他给我的印象是沉默寡言，好像很难令人接近。后来渐渐熟了，发现彼此的兴趣相同，我这才发现，原来我对他的‘表面现象’完全错了。他的热情其实是藏在‘质朴’之中。”
林登豪先生在他的《景仰杜运燮》一文中说：“‘朦胧诗派’正是传承了‘九叶诗派’跨越数十年时空而形成的新诗流派。杜运燮先生不愧是中国新诗现代性的隔代相传的传薪人……尽管杜运燮为人低调，甘于平淡，不求闻达，但是任何一部中国文学史、诗歌史都会为他留出重要的位置。”
好吧，我可以先带你去诗人的老家瑞岩村去看看。
这是一个很有历史感的古村落，也因为坐落在翠屏湖畔，而多了一份诗与远方的遐想。
瑞岩全村有五十多栋的明清建筑保存完好。全村人都姓杜。家谱记载说，其祖上是明朝”殿前三品指挥使”杜华泗，是皇帝朱元璋最信任的贴身侍卫之一。受权谋大师朱元璋临危之托，意欲在孙子朱允炆主政朝廷时，一旦有难，杜华泗要全力护主。后来，果不其然，朱允炆才执政四年，便被叔叔朱棣赶下了台。靖难之役，建文帝出亡，全国有五十多种说法。其中出亡宁德说，算是其中证据链较为完整的说法。朱允炆一路南逃到宁德，削发为僧，杜华泗便一路护驾，也随之在相近的瑞岩村隐居下来。有了这样一种溯源，杜家人护驾只因忠诚，低调只为安全的性格基因便代代传承。
杜家的祖上是护驾将军，而到了杜氏十九世，却出了一个文之大者、诗人——杜运燮。
我去瑞岩村的时候正是深秋。翠屏湖畔的风吹来，格外的清爽。而柔和、清澈的阳光晒着古村的三合土墙，又令整个古村沐浴在暖色系的画意里。小巷曲径通幽处，瑞岩村中心弄 12号便是杜运燮先生曾经居住的小屋。二层楼的土屋，大约也只有四五十平米的面积，被木板房相隔着。踏进小屋一层小厅时，幽暗的光线令鹅卵石地板泛着幽光，好像留存着诗人少年的余温。
古田人有异于闽东其他县市人。过去的闽东人大都安分守家。但古田在历史上属于十邑同乡的人文传承，久有漂洋过海、下南洋打拼的传统。现在，古田县侨胞遍布亚、欧、美、大洋洲4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分布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侨胞达27.3万人。
1934年秋天，一个从马来西亚霹雳州回来的少年开始在福州三一中学高中部就读。这一年他16岁。每逢寒暑假，他都会拎着藤箱回到家乡瑞岩。这是一个很安静的少年，住在那栋小屋的日子，平时话不多，但却令这个村庄多了一份书卷气，郎朗的吟诗声每天早晨都会从这栋小屋飘出。唐诗宋词的滋养充盈着这栋小屋，令这位海外归来的少年从此渐渐有了士的风范。
到他高中毕业，抗日战争正如火如荼，他再次回到了瑞岩，在古田史荦伯中学任代课老师。诗人的弟弟杜运锦老人告诉我们，哥哥这次回到瑞岩，在这栋小屋的楼上住了好一阵子。
沿着木板楼梯登上了阁楼。耳之所闻，吱呀满屋；目之所及，未曾翻身已碰头。走进他的卧室，似乎诗人才刚刚离开，一切未曾动过，暗红色的民国家具，那床、那妆台、那木藤箱、那木梳与面油盒，还有印着繁体字的书籍，虽已蒙尘，但一擦拭，却依然泛着民国风的色泽。
这是一栋怎样的诗歌小屋？
中国新诗运动的两次高潮：现代主义诗派与朦胧诗的发轫者就是从翠屏湖畔的这栋小屋出发，一路披星戴月，一路薪火相传。承袭了杜家人谦逊低调的性格，风起云涌中，中国的新诗运动从高原迈向高峰，杜运燮默默地担当起了传薪者的角色。这一点，是我们在研究闽东文学，尤其是研究闽东诗群时所不能遗忘的。
1938 年，诗人就从这“诗歌小屋”出发，一路考取浙江大学生物系，借读厦门大学微生物系，选修林庚教授的新诗课程，并经林庚教授推荐，转到昆明国立西南联大外语系就读。
到了1941年，抗日战争进行到相持阶段。苏联与日本在远东的关系出现缓和，苏联志愿航空队撤出中国，中国的防空力量几近真空。这时，一支由美国预备役军官和退伍的陆军、海军航空兵士兵组成的援华美军志愿队加入了中国抗日战场，由此也改变了杜运燮的命运。
1941年，蒋介石正式发布训令，宣布成立中国空军美国志愿者大队，即“飞虎队”，任命陈纳德为指挥员。为了方便语言沟通，国民政府以“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征调、招考、培训了4000名左右的英语译员为美军服务，称“随军译员”，后称“翻译官”。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率先响应，并创议该校四年级在校男生一率应征。国立西南联大外语系的学子们自然踊跃应召。杜运燮也加入了这一精英行列。
刚从事翻译官这行业，杜运燮这批人是“天之骄子”，享受着优厚的待遇。翻译官每月工资值可以购买一两黄金，比普通军政人员高出许多，甚至比大学教授还高。物质的享受比国民党正规军士兵要好得多，吃的是奶油白面包罐头食品。蒋介石对翻译官训练班也非常重视，每逢新生毕业，他都要来点名、讲话、会餐。
一年后，杜运燮又到印度比哈尔邦中国远征军的“蓝伽训练中心”任少校翻译官。在印缅战区,中国翻译官有三百四十个人，都由中国军事委员会外事局管辖。美国新闻特派员纳壮伯在专文《促成中美合作的中国翻译官》中说，在美军看来，杜运燮他们就是 “总管”“天使”“外交官”“中心人物”“喉舌”，什么事情都管，什么地方都得去。他们不仅仅是翻译官，有时候还是外交官，在有关政策与礼仪的事上，他们为美国军官提供意见……美国军人训练中国军人驾驶坦克，他们也要随车翻译。纳壮伯说，这群中国翻译官就是这群客居异域的美国人的喉舌，没有了他们，这些人就成了哑巴。
但因为杜运燮他们懂英文，直接接触美国军人，他们就变得更加敏感，更加在意自尊。在“蓝伽训练中心”，食堂、厕所、帐篷等都要区分白人和有色人种两级。美军表面的尊重与内在的歧视让杜运燮他们有了深深的屈辱感。因此，杜运燮他们三天两头和美军干群架更是常有的事。
抗战胜利来之不易，在中美军队并肩作战的中印缅战区，中国翻译官的贡献无可替代。更由于中国翻译官天生就处于关系协调者的位置，注定要接受东西方文明的冲击，也因此成就了一批在文学界、文化界、翻译界大放异彩的翻译官：穆旦、许渊冲、杜运燮、翁显良、陈羽纶、朱立民等更是他们当中的佼佼者。
有了这段中国其他诗人所缺乏的战争经历，令杜运燮的诗弥漫着战火的硝烟，因此唐湜说：“一般说来，中国的诗坛似乎还滞留在浪漫主义的阶段，杜运燮却是少数例外的一个”
“就是他们，冒着饥寒与虐蚊的袭击!/(营养不足，半裸体，挣扎在死亡的边沿)/每天不让太阳占先，从匆促搭盖的/土穴草窠里出来，挥动起原始的/铁镐，不惜仅存的血汗，一厘一分地/为民族争取平坦，争取自由的呼吸。”
——《滇缅公路》
《滇缅公路》是他的成名之作。这段不吝笔墨地描摹，让人不禁感叹我们民族生生不息的力量。原始、本色的画面叠影在诗行间，粗糙而有质感，这就是杜运燮的诗独特的审美感受。
颠沛流离的生活也令他的诗充裕着另类的“乡愁”——
“异邦的旅客枯叶一般/被桥栏挡住在桥的一边，念李白的诗句，咀嚼着‘低头思故乡’‘思故乡’，仿佛故乡是一块橡皮糖，//褴褛的苦力烂布一般/被丢弃在路旁,生半死的火/相对沉默，树上残余的金光就跳闪在脸上/失望地在踟躅寻找诗行……”
——《月》
在《月》中，乡愁并不浪漫，下里巴人与阳春白雪之意象的巨大落差，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
“李白的诗句”、“旅客”与“橡皮糖”与“褴褛的苦力”、“烂布”与“诗行”，国人身处战争年代，漂泊不定的动荡与悖谬，人生无常的荒唐与凄凉，跃然纸上，大大增强了诗作的情感含量与智性成份的冲撞。
这就是杜运燮诗的内在力量，而这正是我们当代朦胧诗人所缺乏的。因此，杜运燮的诗被唐湜称为“当下不可忽略的最深沉最有‘现代味’的诗人之一”
抗战胜利后，杜运燮先生的人生轨迹也是几度漂泊。我想还是用最简洁的语言来表述，这符合他朴实无华，却又内含丰厚的个性——
1945 年，抗战胜利，杜运燮经沈从文先生举荐进重庆《大公报》任国际版编辑。一年后，他携妻儿赴马来西亚探亲。1947 年初到新加坡南洋女中和华侨中学任教 3年。由于他积极支持华侨学生爱国活动，被英国殖民当局解聘。1950 年初夏，杜运燮举家回国，把妻儿三人安顿在北京之后，应友人之邀，到香港《大公报》任《文艺》副刊编辑，并兼《新晚报》电讯翻译一年。1951 年 10 月，回京任北京新华通讯社国际部编辑、翻译。
一个人的翠屏湖，一路的乡愁：“念李白的诗句，咀嚼着‘低头思故乡’‘思故乡’，仿佛故乡是一块橡皮糖”（《月》）
杜运燮自1938年离家赴厦门大学读书后，一生曾三次回故乡古田瑞岩村探亲，1961年1月自北京回乡探亲，探望父母及弟妹；1976年5月中旬，自山西临汾偕二子回乡探亲，探望母亲及弟妹；1996年4月底，自北京偕二女回乡探亲，探望弟妹等家乡亲友，这是诗人离家58年后最后一次回到家乡。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这三次回乡，近乡心怯，想必他曾经也流连于翠屏湖畔的春花秋月，对于飘洋过海的他乡、对于战乱不定的异乡，或者日夜思念的故乡，所有寻找乡愁的冲动，都在他的诗歌小屋的吟诵中，或者阁楼隔窗的遥望中，或被“被桥栏挡住在桥的一边”，或“被丢弃在路旁，生半死的火”，或“失望地在踟躅寻找诗行”
一个人的翠屏湖，一路的乡愁五味杂陈——“仿佛故乡是一块橡皮糖”咀嚼不尽。
这是一种怎样深沉地爱——
“最早，只是一片荒凉的小山坡/脚下流过山泉的潺潺声/一个人，一家人，几家人来了/于是就有了炊烟袅袅的小山村//”
直到 80 岁那年，诗人还写了一首《祥瑞的山村》。在他朴实无华的诗句中，铅华褪尽，沉淀着他对故乡遥远的思念与最真实的爱。在“赞美瑞岩人的名字也远播全世界”的同时，诗人更是祝愿“小山村必将幻变为脱胎换骨的瑞岩村”。
2018年，在作家杂志社发起的“改革开放40年大家记忆中最深刻的40首诗”评选中，杜运燮先生的《秋》入选，一同入选的还有：艾青的《鱼化石》、北岛的《回答》、顾城的《一代人》、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食指的《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舒婷的《致橡树》和余光中的《乡愁》等。历史公正地补上了朦胧诗溯源的漏洞，《秋》之发轫名至所归。
2002 年7月16日，诗人走了，按遗嘱，他的骨灰随花瓣洒向了大海，随波去向他的“永恒的最美的世界”——《车站》，留下他的诗歌小屋芬芳无尽——
“从匆匆前进的列车上，/我们曾经一起下车，/走进一个小车站，/把涂着青春闪光的记忆/留在那里。/接着，我们又坐上列车继续前进。/唉，你却过早地被迫下车，/而且不再回来，/但那些记忆却越来越清晰。//……”(《车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