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郁达夫在一九三九年初写的一篇文章里说:“回想起半年来，退出武汉，漫游湘西赣北，复转长沙，再至福州而住下。其后忽得胡氏兆祥招来南洋之电，匆促买舟，偷渡厦门海角，由香港而星洲，….风尘仆仆，魂梦摇摇。”(《槟城三宿记》)抗战期间，国内有些著名文艺家，如徐悲鸿、刘海粟、金山、王莹等，曾先后赴南洋作爱国宣传，募集捐款，为抗日战争出力。郁达夫所以决心去国，远走星洲，其动机也正如他自己所说，是为动员更多侨胞支援抗日战争，“上南洋去作海外宣传”(《毁家诗纪》)，他要为保卫祖国的神圣事业贡献力量，这是主要的原因。同时，想改变一下生活环境，以弥合他和王映霞之间的感情裂痕，可能也是原因之一。
一九三八年底，郁达夫和王映霞携长子郁飞离开福州，踏上赴新加坡的旅途。他们在闽江口乘上英商和丰公司的丰庆轮去香港，船路过厦门时停泊了一天，虽然阳光朗朗，但是这个风景秀丽的南方城市，在侵略者铁蹄蹂躏下，已经成为看不到人影的死城了。诗人在船舷旁凝望着这美丽的鹭岛，不觉暗暗地滴下了几点伤心之泪。他们抵达香港时，人们正在忙于过新年。在香港没有多作逗留，他们就转乘意大利邮船皮亚康马诺伯爵号赴新加坡。海途中邮船在菲律滨的马尼拉市停泊半天，这时正是圣诞节后一日，郁达夫还上岸参观菲律滨大学。
郁达夫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抵达新加坡。翌日，也即十二月二十九日，《星州日报》上发了这样一条消息，标题是:为努力宣传抗战，郁达夫将入本报工作，昨偕夫人王映霞女士及公子飞抵星，将每日报告抗战文艺界情形。
自武汉放弃后，我国文艺作家之集中武汉者，实践文章下乡，文章入伍标语，分头赴各乡各镇，以及海外各处，努力宣传工作，以期必胜必成之早日实现。郁达夫近亦由武汉退出，先去湘西及武汉外围前线视察二月，后复经闽浙各战场巡历，现已由闽转粤，偕夫人王映霞女士及两女子飞由港抵星，不日将入本报工作，以后将每日有关于抗战文艺界详情报告。南洋各埠之关心文艺诸君，若欲知祖国文艺界近状者，可就今后本报探知一切也。
抵星洲后，郁达夫和王映霞等暂时住在南天旅社八号房住下两天，他就应邀去槟城游览。他说:“此番的下南洋，本来是为星洲日报编副刊来的。但是十二月廿八日到星洲，两日过后便是新年的假日。却正逢星洲的兄弟报，槟城星槟日报，于元旦日开始发行，秉文虎先生之命，又承星槟诸同事之招，谓’值此佳期，何不北来一玩!”于是乎就青春结伴，和关老同车，驰驱千五百里，摇摇摆摆地上这东方的花县来了。”(《槟城三宿记》》这里的“东方的花县”，指的即是马来亚北部的古城槟榔屿;当时同去的是《星洲日报》主笔关楚璞。战前新加坡报业的新年假期是一个星期，因而郁达夫有时间从容地饱览马来亚的风光。
在赴槟城途中，郁达夫得悉国内汪精卫公开进行卖国投降活动，十分愤怒，立即赋诗示车中同伴:“飞车高卧过垂虹，草驿灯昏似梦中。许国敢辞千里役，忍寒还耐五更风。神州旧恨遗徐福，南粤新谣怨蒯通。卷土重来应有日，俊豪子弟满江东。”诗中谴责了无耻的背叛行为，抒发了以身许国的情愫，表达了对抗日前途的必胜信心。他抵达槟城的当天，被安排在《星槟日报》对门的杭州旅馆住宿，“杭州”的店名使他乡思萦怀，夜不成寐，于是吟成一绝:“故园归去已无家，传舍名留炎海涯。一夜乡愁消未得，隔窗听唱后庭花。”这里流露的是因国破家亡、悲愤投荒而引起的忧伤情绪。我们认为，这两首诗比较真实地反映了郁达夫在民族危亡、家庭变故的境遇中的复杂心情。
槟榔屿这个被郁达夫誉为花县的滨海城市，风景十分美丽。洗岸的涛声，如云的列树，漫长的海堤，多姿的房屋;烟云缭绕的升旗山，钟鼓齐鸣的极乐寺，树影婆娑的椰子园，纱衫套裙的女娇娘，争奇斗妍的热带花…..这一切集中地显示出南洋城市的风景特色，给予郁达夫留下了异常深刻、新鲜的印象。他情不自禁地当场写了一篇题为《槟城三宿记》的优美散文，记述了这次难忘的旅行。
在槟城期间，郁达夫应当地文艺界朋友的邀请，参加了设在醉林居的一次公宴。当时代表文艺界到旅馆邀请郁达夫的温梓川后来曾撰文回忆这次公宴的情景，他说:“我记得那天晚上，在宴会席上，他报告了国内文艺界抗战工作的近情，说是国内文艺界于抗战一年半来，虽未有伟大的抗战作品产生，原因却在于文艺界中人，此刻正从事抗战的实际行动。目前一般文艺界中人，亦莫不认定以行动为第一，所以当汉口沦陷前，文艺界人士就曾议定，能下乡者下乡，能赴敌后方者赴敌后方，能随军队者随军队，能赴海外者赴海外，一切不能者，即集中重庆，议定后各奔前程，他本人初赴重庆，继转南昌，视察各前线军士，辄见前方军士衣具不足，天寒衣单，且适逢淋漓秋雨，归乃联合同人，提倡募集寒衣，送往前方，后他方由福州南来，将与马来亚同文共同努力提倡文艺，希望文艺作者一齐努力云云。”文中“他本人初赴重庆”可能是回忆的讹误。然而从这段回忆文字里仍然可以看到，郁达夫当时的确是注意随时进行抗日宣传的。
在从槟城回新加坡的路上，郁达夫所乘坐的火车出轨，车箱横卧在轨道外的草丛中，他幸而没有受伤。后由朋友开车到出事地点将他们接去吉隆坡，郁达夫因而顺道游览了吉隆坡这个城市。回到新加坡不久，郁达夫就搬出南天旅社，在中容鲁路二十四号三楼的一套三房一厅的房子里定居下来。他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抵新加坡，到一九四二年二月四日离开，一共在星洲生活和工作了三年零两个月，他为星洲华侨文化事业的发展，付出了巨大的心血，为侨胞的抗日爱国运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郁达夫从国内万里迢迢到新加坡，“是为星洲日报编副刊来的”。事实上编报纸副刊以至编辑其它报刊正是他在星洲期间的主要工作内容。从槟城回来，他从一九三九年一月九日正式接编《星洲日报》的日版 副刊 《晨 星》和 晚 版 副 刊《繁星》，一月十五日又开始接编该报每周一期的《文艺》副刊。《星洲日报》创办于一九二九年，是华侨大资本家胡文虎家族创办的一系列星系报纸的第一份，是当时新加坡最大的华文报纸之一。它以月薪叻币二百元的重金聘请郁达夫，为其主编三大副刊。在这同时，郁达夫还兼编槟城的星系报纸《星槟日报》的《文艺》双周副刊，并负责《星洲日报》印行的画册《星光画报》的文艺栏的编辑工作。后来，从一九四〇年四月起，他又负责《星洲日报》的《教育周刊》的副刊编务，下半年由于关楚璞辞职，郁达夫还代理过《星洲日报》主编。一九四一年他又担任了在新加坡的英国当局情报部创办的《华侨周报》的主编。可见，报纸成为郁达夫在新加坡期间的主要战斗阵地。
对待编辑工作，郁达夫是非常严肃认真的。他是把它作为一种事业，对它倾注了满腔的热情，寄托了无限的希望。他在接编《晨星》副刊时说:“《晨星》这一块小园地，若能在星洲，在南洋各埠，变作光明的先驱，白昼的主宰，那岂不是祖国之光，人类之福?”(《(晨星>的今后》)他在 接 编《繁星》副刊时写道，一九三九年已到来，“以后的建国中兴与自强，到处都在要求我们全民族的精诚团结与互助。今后的繁星的读者投稿者，希望也能发挥这一种国民至上的团结的精神!”(《<繁星>的今后》)在接编《文艺》星期副刊时他则向读者和作者表示，要“使这一星期一次的小园地，不致荒芜，并且更能发出新的力量来，助我们国家民族复兴的成功。这想不仅是我这编者的期望，当亦为诸君所乐与合作的一件大事业”(《接编<文艺)》)。在正式接编了《星洲日报》的三大副刊以后，郁达夫就在《晨星》上发表了一篇《编辑者言》，公开向读者表明自己的编辑态度。他说:“看稿不草率，去取不偏倚，对人无好恶，投稿者的天才与抱负更不得不尊重，这些当然是编辑应尽的职分”;又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但开风气，亦顺潮流，去时代不能太远，提问题不能太高，实事求是，以汗水来作天才的养乳，这就是我以后在编辑职内想努力的目标。”郁达夫把他所耕耘的一块块小小的副刊园地，当作培育文艺新人的苗圃，宣传抗日救国的阵地，并把它和民族的复兴、国家的自强联系起来。由于他充分认识自己的工作的意义，因而就能以严肃的态度和巨大的热情来对待它。他在编辑工作中的确是这样来要求自己的。
在编辑工作之余，郁达夫仍然很喜欢买书。这是他从小就养成的爱好。他刚抵星洲的第二天就从书店里买了一大包外国书回旅社。他到槟城旅行时，除游览风景名胜外，就是专跑中西书店，他在一家印度人开的旧书店买了一大堆价钱低廉的世界名著。据吴继岳回忆，“他在星洲三年，有钱就买英文书籍，一本厚厚的英文书，他晚上一两个钟头就可以读完，而且把值得参考的地方，用书签夹上，等到他离开星洲时，还留下数千部英文书在他的中峇鲁寓所”。
令人遗憾的是，到了新加坡以后，郁达夫和王映霞的感情裂痕并没有得到弥合，相反的，他们的关系更加恶化，以至发展到完全破裂。在郁达夫刚到新加坡时，香港《大风旬刊》的编者陆丹林写信来向他约稿，郁达夫就将近年来写的二十首旧体诗词(诗十九首，词一首)集成一组《毁家诗纪》，在各首诗后都自写一则纪事。这些诗词和文字毫无保留地暴露了郁达夫和王映霞婚变的内幕，然而正如陆丹林后来指出的，“这些本事注，多有不尽不实的地方”。但是这一组诗词很快就在一九三九年三月出版的《大风旬刊》周年纪念特大号发表出来。这一期的《大风》由于发表《毁家诗纪》而轰动国内外，以至印了四版。(以后上海的《古今》半月刊、《永安》月刊等都加以转载，日本刊行的《日本评论》也于一九四○年译载。)对于郁达夫的这一行为，王映霞自然是不能容忍的。她先后写了两封信以及《一封长信的开始》《请看事实》二文寄给《大风旬刊》发表。他们在笔墨上相互攻击，在生活中时起勃豁，虽经朋友调解周旋，但已无法恢复过去的爱情，于是协议离婚，并各在报上自登启事宣布。一九四〇年五月，王映霞回国前夕，郁达夫写了《南天酒楼饯别映霞两首》，其中一首写道:“自剔银灯照酒卮，旗亭风月惹相思。忍抛白首盟山约，来谱黄衫小玉词。南国固多红豆子，沈园差似习家池。山公大醉高阳夜，可是伤春为柳枝?”郁达夫与王映霞，十二年前，他们的恋爱和结婚曾是传遍文坛的佳话，而如今，这一对夫妻终于宣告批离。对于他们离异的原因，论者众说纷纭。当然，人们可以罗列出这样那样的许多原因，但我们认为，最根本的是在于许绍棣这个政治上反动、道德上败坏的第三者的插入与破坏，正是这个国民党反动派的党棍以他的毒爪，撕毁了郁达夫宁静安谧的家庭。正如郁达夫所悲愤控诉的，这个党部的先生“对我竟做出了比敌人对待我们老百姓还更凶恶的事情”(《回忆鲁迅》)。这是一个正直、善良的知识分子在旧社会遭受黑暗势力迫害的悲剧，它在那个虎狼横行的时代并不是个别的现象。
郁达夫曾经为王映霞献出自己无限的热情，他真诚而深挚地爱着这位妩媚的女性。现在她终于离他而去，留下他在这远离祖国的炎荒之地，和身边的年幼的孩子相依为命。这对于郁达夫来说，无疑是十分痛苦的。他又在一首寄王映霞的诗里写道:“大堤杨柳记依依，此去离多会自稀。秋雨茂陵人独宿，荆风棘野雉双飞。纵无七子为哀社，犹有三春各恋晖。愁听灯前儿辈语，阿娘真个几时归?”诗中充溢着深沉的忧伤和凄凉的情绪，这是一个受害者发自内心深处的无可奈何的悲鸣和叹息。
但是郁达夫并没有被个人的不幸和痛苦所压倒。他认识到，在当时还“别有戴天仇恨在”。国家的危亡，民族的灾难，是摆在每个爱国者面前的严峻的问题。“匈奴未灭家何恃?”“国倘亡，妻妾宁非妓?”如果没有取得反侵略战争的胜利，个人的幸福是根本谈不上的。因此他表示要“留取吴钩拼大敌”，要把自己的全部力量首先贡献给保卫祖国的神圣事业，而在实际行动上，他则忍受着内心的隐痛，以他所主持的几个副刊为基本阵地，热情地进行抗日爱国的宣传，积极地促使马华文艺事业的发展。郁达夫在大敌当前时所表现出的这种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重的襟怀和气概，的确是十分感人的。
在主编新加坡各种报纸副刊的三年期间，郁达夫一共写了一百多篇文章，其中大量的是杂文与政论，并且进行了一系列的社会工作。他的这些文学活动和社会活动，是他在星洲生活和战斗的主要方面。
首先，郁达夫用他撰写的许多政论，燃烧起海外侨胞的爱国热情，使他们关心自己祖国的命运，密切注视着正在进行的这场反侵略战争;并鼓励他们怀着抗战必胜的信心，积极投入保卫祖国的神圣事业。
郁达夫总是通过各种方式让广大侨胞牢记自己是炎黄子孙，自己的命运是和祖国密切联系的。例如有一次他应邀到中国语文学院去向学员讲课，就着重谈学习祖国的语言和文字的问题。事后他又整理出一篇题为《语言与文字》的文章发表。文中指出，中国的文字是最优美、最富于意义的一种。他要求侨胞要热爱祖国的语言和文字。他说，“我们平时虽则并不会觉得祖国语言，与祖国文字之可亲可贵，但当受到最后一课的时候，就能感觉到这一种语言，这一种文字，对我们是如何地可宝贵的东西了。”他还举出三年前在台湾的见闻为例，当时他看到在日本统治下的台湾民众被禁止读中文书，不能出版中文报纸，其悲惨哀切的情状与都德所写的《最后一课》相似。他在文章的最后写道;“祖国的语言文字，就是祖国的灵魂，我们要拥护祖国，就不得不先拥护我们的语言与文字。”他在一九四〇年元旦发表的一篇《一年来马华文化的进展》中，又充分肯定侨胞对祖国文化的拥护。他说:“至若国语的普遍提倡，教育程度的一般提高，中国语文的特别为侨胞们所重视等，都是这一倾向的流露。中华民族的人民，有此坚强的决心以后，自然中华文化不会灭亡了，而文化不灭，也就是民族永生的铁证。”语言文字是一个民族的标志之一，郁达夫通过这一组带，让侨胞们更强烈地意识到自己和祖国的血肉联系，加深对国家民族的感情，从而提高他们对祖国的责任感。
郁达夫还常常注意引导侨胞关心祖国的事情。对来自祖国的文艺家和艺术团体，他以巨大的热情撰文加以宣传介绍;另一方面他又经常在侨胞中发动捐款，支援祖国的抗日文化事业。当时国内时常有艺术团体到新加坡来宣传抗日，例如昆明文协分会漫画展览团的画展，武汉合唱团先后演出《雷雨》和《原野》，以及其他团体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永定河畔》、《反纳粹》等，郁达夫都通过他编辑的副刊发表文章，给予赞扬。著名画家徐悲鸿来新加坡举办义展，郁达夫撰文推荐:“悲鸿先生，在广西住得久了，见了那些被敌机滥施轰炸后的无告的寡妇与孤儿，以及在疆场上杀敌成仁的志士的遗族们，实在抱有着绝大的酸楚与同情。他的欲以艺术报国的苦心，一半也就在这里，他的展览会所得的义捐金全部，或者将很有效用地，用上这些地方去。”(《与悲鸿的再遇》) 著名画家刘海粟在南洋一带举行义赈画展，为祖国筹得赈款数百万元，到了新加坡，郁达夫为他写的画展目录序指出:“当国家民族，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我们的报国途径，原不固定在执枪杆，戴军帽的这一条狭路的。我们只教有决心，有技艺，则无论何人，在无论何地，做无论什么事情，只教这事情有一点效力发生，能间接地推动抗战，增强国家民族的元气与声誉，都可以说是已尽了他的报国的义务。”《《刘海粟大师星华义服画展目录序》)篆刻家张斯仁“刻印三千，全数 助照”(《印人张斯仁 先 生》)，画家翁占秋“以筹赈为主要目标”的画展(《翁占秋先生画展专刊附言》)，歌舞家紫罗兰“为筹赈而卖艺”(《紫罗兰女士速写象题记》)，以及著名演员王莹、赵洵(即金山)演出进步话剧，对于这些来自祖国为宣传抗日而奔忙的艺术家，郁达夫也都热情地写文章为他们宣传。另一方面，他还曾在自己所编辑的《晨星》副刊上，发动作者们将稿费的全部或一部捐寄给重庆的全国文协，作为活动费用。他动员新加坡爱同校友会和青年励志社捐款援助在上海生活窘困的鲁迅遗属。他还曾在侨胞中募款捐助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一九四〇年郁达夫得悉重庆以及内地许多作家生活十分困难，就发表文章提出:“我们更希望在海外的各侨胞所主办的文化事业机关，也能够尽其全力，向国内的文化人致一臂之助。伤兵、难民，原应该救助，落难的文化人，也同样地要救助一下才对。”(《文艺上的损失》)郁达夫这种沟通侨胞同祖国的血肉联系的工作，实际上是为正在进行的反侵略战争争取了一批海外的爱国力量。
郁达夫在引导侨胞关心祖国命运的同时，又总是向他们指出祖国正在进行的抗日战争的正义性质，并以自己对抗战前途的乐观情绪来鼓舞他们，激励他们怀着必胜的信念参加到保卫祖国的行列。他向广大侨胞指出:“抗战的最大目的，当然是在求我民族的自由解放，与国家的独立完整。”《抗战现阶段的诸问题》) “我们这一次的抵抗侵略战争，使国际间前进的诸人士，不得不承认我们中华民族，是反侵略的急先锋;是为主张世界的和平正义，不惜牺牲一切，来抨击法西斯蒂强盗的先觉者。”明确战争的正义性，就会满怀信心去夺取胜利。于是他向侨胞号召:“我们更要以万分乐观的情怀，来争尽我们出最后一个钱，沥最后一滴血的天职，因为这就是最后胜利的另一个名称”(《纪念九一八》)。他在另一篇文章中又说:“亲爱的侨胞们，楚虽三户，足以亡秦，众志一成，卒能兴夏，我们只教万众一心，坚持到底，最后胜利，自然是指日可待。最紧要的，是在这为山九仞的时候，务必大家，更多出一点钱，多出一点力，来促成我们建国的大业。”(《介绍昆明文协分会 漫画展览团》)在迎接一九四〇年到来的时候，他满怀希望地写道:“胜利原是我们的，当然无可疑问，可是到胜利之路，却并不是一条坦途。我们全国的民众，不问在海内海外，必须团结得更加巩固，责任的偿尽,必须做得更加彻底，为国牺牲的觉悟，必须更加坚决，才有希望。”(《迎年小感》)而在一九四一年元旦，他又热情洋溢地说:“我们在这一个抗战将得最后胜利的关头，同胞自然要更加团结，更加出钱出力，共赴国难，才可以造成一九四一年的全线总胜利的局面。”(《简说一年来的敌国国情》)郁达夫这些令人热血沸腾的言论，不但给予广大侨胞以鼓舞，以希望，而且还为他们指出了为保卫祖国贡献力量的方向。而对于那些以实际行动投入保卫祖国的伟大斗争的侨胞，郁达夫则满腔热情地予以赞扬。例如当有四十八名华侨机工志愿回国参加抗战的时候，他就撰文欢迎，说:“这四十八位勇士，非但代表了华侨，证明了侨胞的出力出钱，在绝大牺牲下誓死争取民族的自由与独立;并且也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正气，证明了我中华民族，是决不会做亡国贱奴的民族”;作者还热情地呼唤:“故国在盼望她海外的儿女回来服务，犹大旱之望云霓”(《送容华机工回国服务》)。
其次，郁达夫用他撰写政论作为武器，愤怒地控诉日本帝国主义野蛮的侵略罪行;深刻地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向民族敌人妥协、积极反对抗日力量的伎俩;同时义正辞严地斥责那些汉奸文人背叛祖国、投降日寇的无耻行为。
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及其在中国所犯下的杀人放火、奸淫抢掠的灭绝人性的罪行，郁达夫一次又一次地撰文加以揭露和抨击。他在文章中深刻地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是极其野蛮而残酷的。它既有用飞机大炮的屠杀进攻，又有政治进攻，经济进攻，谣言进攻，毒物进攻，娼效进攻等;而其中的文化进攻则是敌人用以灭我种亡我国的毒辣的手段。他说:“他们先要使我们忘记国族，所以就授以日文，改变小学教科书;再要证明中日亲善的实际，所以就从由我们这里劫掠去的金钱中拿出一小部分来，示义卖恩，颁赐小惠。或设奖学金，或选派优秀学生至敌国留学;或对于一二稍有声望，甘为奸人走狗的堕落文人与所谓学者，予以小小的荣誉，这么一来，沦陷区的读书种子，就尽入敌人的彀中。再过几十年后，便可将中文完全废止，使炎黄子孙，完全甘心情愿自称作日本的臣民了。”(《敌人的文化侵 略》)郁达夫不但看到日寇杀人放火的法西斯暴行，而且还看到他们妄图征服中国民心的卑鄙阴谋，这在当时无疑是比较敏锐和深刻的。
对于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抗战的罪恶阴谋，郁达夫也能及时觉察并予以公开揭露。早在一九四〇年他就撰文希望国共能减少磨擦，团结抗日。他说:“即使国共之间，有了些须磨擦，但站在中华民国国民的立场上来说话，我们总只希望这磨擦会减少，会消灭，以收精诚团结的实效。决不应该来过事宣传，或夸大其辞，或鼓励怂恿，使这磨擦日见扩大起来的。制造磨擦，有时候亦属必要等论调，当然不是中华民国的国民所忍说的话。”(《抗战现阶段的诸问题》)一九四一年一月国内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九千余人在安徽泾县突然遭到国民党军七个师八万多人的包围袭击，除约两千人突围外，大部壮烈牺牲。郁达夫在海外获悉这一消息，感到非常震惊和痛心，立即联合了星洲华侨中的三十多位文艺工作者，由他领衔发表了为“反对投降妥协坚持团结抗战”的《星华文艺工作者致侨胞书》。他们严肃地指出:“我国十年间惨痛的分裂内战，给予敌人以不少侵略的机会，而三年余来的团结抗战，却给予了敌人以致命的打击。这血淋淋的历史所给予我们的教训是多么的深刻与宝贵呵!”“不幸的是，时至今日，正当抗战接近胜利之际，尚有一部分封建残余，顽固败类，躲藏在抗战的阵营里，而且把握着相当大的权力与地位。他们为了一已的利益，遂不惜昧杀天良，实行挑拨离间，造谣中伤，甚至歪曲事实，颠倒是非，无时无刻不在进行他们妥协投降的鬼计。他们视抗日最力的军队为眼中钉，视真正在唤起民众的集团为心脏病。千方百计，势必把进步的力量消灭，把抗战建国的力量削弱，以遂他们的主子建立’东亚新秩序”的宿愿。年来关于国共磨擦的事件，与忠心为国的进步分子如杜重远、马寅初等的被拘被陷，以及最近轰动中外的解散新四军的惨痛血案，就都是这些汪派汉奸，无耻败类所一手捏造出来的阴谋毒计!这阴谋毒计，实足以亡国有余!”这种旗帜鲜明、义正辞严的谴责，充分显示了郁达夫深明大义、疾恶如仇的胆识。
对于那些背叛祖国、投降日寇的汉奸，郁达夫总是毫不留情地予以挞伐。例如他刚到星洲不久，就发表文章揭露汉奸卖国贼的丑恶面目。他说:“各种伪组织的中心人物，试看有一个象人的人没有?不是失意三流军阀，便是地痞恶棍，人格破产，贪污恶劣到骨髓的鼠子。这些人渣，简直是连衣冠也穿不上的禽鲁。”(《估 改》)一九四〇年在纪念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时候，他发表了一篇题为《今年的三，二九纪念日》的文章，对本年三月臭名昭著的汪精卫和陈公博等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这一事件愤怒地加以讨伐。他说，在黄花岗烈士的同志中竟出现了一个出卖党国、出卖民族子孙的汪逆，这是令人切齿痛恨的。虽然南京傀儡政权无论在国际友人眼里或在我国同胞的心目中，都是不值一提的虫鼠狗彘的行为，但它却是敌人用以来作剥削我民众，欺骗我同胞，分散我力量的爪牙之计，是亡我国灭我族的一个最毒辣的阴谋。在这年的三、四月间，郁达夫收到郭沫若从重庆来信，信中说:“你知道张资平的消息么?他竟胡涂到底了，可叹!”这个消息引起郁达夫极大的愤慨，他立即写了那篇著名的政论“文人”》。文中说，从来信中“我们可以知道，张资平在上海被敌人收买的事情，确是事实了。本来，我们是最不愿意听到认识的旧日同志，有这一种丧尽天良的行为的;譬如周作人的附逆，我们在初期，也每以为是不确，是敌人故意放造的谣言;但日久见人心，终于到了现在，也被证实是事实了。文化界而出这一种人，实在是中国人千古洗不掉的羞耻事，以春秋的笔法来下评语，他们该比被收买的土匪和政客，都应罪加一等”。作者还在文章里感慨道:“时穷节乃见，古人所说的非至岁寒，不能见松柏之坚贞，自是确语。”我们知道，张资平是创造社的早期成员之=，原是郁达夫的好友;周作人是最早公正评价并且热情地肯定郁达夫的小说的文学家，一直受到郁达夫的衷心 感激与尊敬。但是，一旦郁达夫发现他们丧失民族气节，背叛祖国利益，他绝不徇私情，而是嗤之以鼻，坚决划清界限，并加以强烈谴责。这种大义凛然的态度令人感动。
郁达夫在斗争中是注意讲究策略的。一九四〇年五月，郁达夫收到东京读卖新闻社学艺部的来信，并附有日本文艺批评家新居格氏写给他的公开状的原稿，历叙了过去的友情，流露了对战争的厌烦与对和平的渴望的情绪，并阐述了“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是不会因两国之间所酿成的不幸事而改变”的认识，表达了希望两国的不幸早日过去以便可以亲密地交谈艺术的意愿。在两国之间正在进行着激烈的战争的时候，应该如何回复这封信呢?郁达夫说:“对此我曾经考虑得很久，若置之不理呢，恐怕将被人笑我小国民的悻悻之情，而无君子之宽宏大量;若私相授受，为敌国的新闻杂志撰文，万一被歪曲翻译，拿去作为宣传的材料呢?”经再三考虑，他就将来书和复信以《敌我之间》为题一并在《晨星》副刊上发表。郁达夫的复信首先表示相信“国家与国家闻，虽有千戈杀伐的不幸”，但“民众与民众间的同情，也仍是一样地存在着”，并以在中国已有一些反战的日本人为争取真正和平而在同中国人并肩作战为例作证明;接着又告诉他，中国广大民众因这次战争的洗礼而大大进步了，他们都有了“任何牺牲，也在所不惜”的决心，“他们都把国家的危难，认作了自己的责任”。他以自己为例，虽然这次战争使他经受了家园爱妻失去、老母胞兄殉难的极大不幸，但他却只存了一个信心，就是“正义，终有一天，会来补偿我的一切损失”。然后又指出，“中国的民众，原是最爱好和平的;可是他们也能辨别真正的和平与虚伪的和平不同。和平是总有一天会在东半球出现的，但他们觉得现在恐怕还不是时候”。最后他向新居格表示，待到挑动干戈的魔物失败，真正的和平到来的时候，他们就可以怀着赤诚的心和真挚的情来握手欢谈艺术了。郁达夫在处理这个问题时，态度不亢不卑，兼顾公谊私交，又把发动侵略战争的军国主义者和普通的日本人民严格区别开来，这都说明在民族斗争的烧炼中，他在政治上是逐步走向成熟了。
郁达夫在许多政论中所表现出来的对抗战的热情和信心，对日本侵略者的憎恶和仇恨，对汉奸以及破坏抗战的行为的愤慨和谴责，这一切都说明，在神圣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他是始终站在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立场上的;而指导他的行为的思想基础则是闪耀着灿烂光芒的伟大的爱国主义。
再次，郁达夫以他编辑的副刊为阵地，努力推进星洲的文艺运动，热情地扶植和培养青年作家，他为马华文艺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郁达夫总是从大量来稿中发现一些青年作者共同的带有倾向性的问题，加以分析，提出指导性的意见;有时则针对文学青年创作中遇到的问题，帮助他们解决。例如他接编几个副刊两个月，看了一千多篇来稿，就写了一篇题为《看稿的结果》的文章，指出在大量来稿中存在的两个共同性的问题:第一，不少来稿存在着“差不多”的雷同的现象。他认为，同一件事情，同一个主题，我们写的时候可以从许多的角度去写。第二，许多来稿很不注意于文字的洗炼，其主要原因是作者读书太少和不重视文字的锤炼，他提出“读书要眼到、心到、口到;多读、多写、多想、多改，是补救这一个缺点的一剂对症药”。又如他接编几个副刊一年以后，看了一万多篇稿件，他又及时地指出，“经一年间编稿的经验，觉得马华的投稿诸君，稿子都写得过长，是一个通病。其次，是对于现实的取舍手段不高明。紧要的地方，握住得不多，而不紧要的地方也同样地不晓得割去，又是一个通病”(《(文艺)及副刊的一年》)。这种从来稿中提出问题进行分析研究的做法，是能够给予青年作者以切实的帮助的。另一方面，当青年作者在创作中遇到了难以解决的问题时，郁达夫也总是耐心地加以指导。例如怎样处理好文学作品的地方色彩问题是当时一些马华文学青年讨论比较多的，针对这个问题，郁达夫撰文答复:“地方色彩，在作品里原不能够完全抹煞掉而不管，但一味的要强调这地方色彩，而使作品的主题，反退居到了第二位去的这一种手法，也不是上乘的作风。”又如对于文艺的大众化问题，也是当时大家比较注意的，郁达夫指出，“自从这一次神圣抗战的烽火燃起以后，实际上，文艺就不得不社会化、通俗化、大众化了。我们在武汉、在重庆、在鄂西北、在延安，已经脚踏实地的在向这一方面做去。讨论的时代之后，现在似乎已进入了实际创作的阶段。”(《几个同题》再如针对当时部分文学青年存在着未上前线如何写作为抗战服务的作品的问题，郁达夫指出，可以适当运用一些第二手的间接材料作题材，但写作者必须具有丰富的常识，正确的判断力和如实的想象;而在形式上，报告文学、宣传短剧、朗诵诗则是能及时为战争服务的轻便的文艺武器，应大力加以提倡(《战时文艺作品的题材与形式等》)。郁达夫的这些意见都是比较正确而深刻的，广大文学青年从中可以得到教益。
郁达夫还在马华文学青年中大力提倡报告文学的写作。报告文学是当时在我国新兴的文体，和小说、戏剧比较起来，它比较轻便，易于为青年作者所掌握，又能迅速反映 时代 的风貌，提倡写作报告文学，是培养文学青年的有效途径。因此，郁达夫发表了《报告文学》一文，指出“在中国目下的情形之下，要想用准确的现实，来写出足以动人，足以致用的文学来，自然以取这一个报告文学的形式，最为简捷”。不久，他又写了一篇《事物实写与人物性格》，研究报告文学如何更好地描写事件和人物性格的问题。除了在理论上提倡以外，郁达夫还以《晨星》副刊为阵地，发起“马来亚的一日”的征文。他在《再来提倡“马来亚的一日”》里要求“各地的读者，不问是从事那一种职业的人，都不妨先试来写出一日的工作思想行动，投寄给我们”。郁达夫提倡并组织撰写报告文学征文，这种方式对于发现和培养文学新人，是十分有效的。
对于已经显示出文学才华的青年，郁达夫总是满腔热情地给予关心、爱护和培养。许多受过他指导的文学青年都是怀着感激的心情来回忆同他的交往。西第
当时在《星洲日报》当记者的青年吴继岳后来回忆 说:“主笔关楚璞的骄傲态度，和郁达夫先生的和蔼可亲，成了一个强烈的对照。本来郁先生比关某更有资格摆架子的，因为他无论声誉和地位都不是关某所能比拟，但郁先生却一点架子也没有，他对同事，不论职位高低，都一视同仁，不分彼此。同事有事请教他，他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因此同事都很敬爱他。我上班不到几天，就对郁先生发生好感。”
新加坡作家黄秀后来回忆说:“郁达夫很喜欢接近文艺青年，他那时候的寓所在中峇鲁，笔者不止一次到过他的寓所。他给我的印象很好，我觉得他的性格平易近人，毫无半点大作家的架子，对我们这些来访的搞文艺的年青人，非常欢迎，态度也极诚恳。对于年青的写作者，他更是奖励不遗余力。”
刘前度回忆说:“他编的《晨星》，很喜欢提拔后进的写作人，只要内容好，写作技术成熟，都一一被录用。虽说他常常感到篇幅不够，要求投稿者写出的著作，最好不要超过三四千字，但是好的作品，往往超过这种范围，他都没有割爱，而尽量发表的。通常我投去的，多数为近代欧美作家小说的译作，他很快就将它登载出来，这不是说他和我有什么特别交情，只不过表示他对欧美小说的重视吧了。”
刘心皇在《郁达夫在南洋》一文中写道;“对于爱好写作的青年们，郁达夫常常不怕麻烦地个别指导他们该读那些书，创作该从那儿着手。例如文艺青年的老杜那时也学习小说，如一切好学写作的人一样，他也染上了芜杂、琐屑的毛病，郁达夫把莫泊桑介绍给他，叫他学习这位法国短篇小说之王的简练。老杜接受了他的意见，果然在写作上得益不少，他以后逢人便说起这回事。”
对一些青年作家的创作，郁达夫还热情地撰写评介文章或为他们写序，给予推荐。例如他为青年作家温梓川的短篇小说集《美丽的谎》写了评论，赞扬作者“很有眼光，很有魄力”(《介绍<美丽的谎>》);他在为李桂的《半生杂忆》写的序中认为这部自传式的作品“是一个忠实的灵魂的告白”，他还为二十七岁就死去的青年诗人冯蕉衣的遗作写了情深意切的序言。据统计，郁达夫在星洲期间，团结在他编辑的副刊周围的青年作者还有铁抗、老蕾、王君实、张曙生、戴淮君、李词抗日的实际工作。他担任新加坡文化界战时工作团主席，战时工作干部训练班主任，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委员会执委，新加坡文化界抗日联合会主席。郁达夫实际上成为星洲华侨中的抗日领袖之一。在新加坡成为危城时，他将儿子郁飞托人送回国内，自己则留在南洋，准备迎接更加严峻的历史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