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脉：东深供水工程建设实录》书影。广东人民出版社供图
谁能拯救历史上在大旱与水荒之中备受煎熬的香港？这不是天问，而是来自人间的叩问。
从狭义的个体生命看，水资源就是最直接的生命之源。
从广义的生存与发展看，水资源更是不可替代的战略资源。
香港三面环海，一旦与内地隔开，就是一座海上孤岛。但香港在面朝大海的同时，又一直背靠着祖国内地，这就是香港最大的地缘优势。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香港处在复杂的地缘政治之中。一直以来，港英当局既想借助来自内地的供水以解燃眉之急，又想通过香港自身的资源来解决愈演愈烈的水危机，建立起香港本地独立的、自给自足的供水系统。一些香港学者把港英当局的这一心态称之为“香港供水的迷思”。尽管内地慷慨表示可以向港供水，但港英当局并不想依赖内地供水，为了储存更多的雨水，又于1960年开始兴建船湾淡水湖，这是全球首座在海中建造的水库，也是当时全港平面面积和储水量最大的水库，预计建成后储水量可达2.3亿立方米。由于船湾淡水湖比水平线高出很多，位于船湾沿岸的六个村庄（小滘、大滘、金竹排、横岭头、涌尾及涌背）因此淹没在水中，这也是香港同胞为储水而提前付出的代价。然而，这一工程尚未建成，香港就遭遇了1962年至1963年的跨年度大旱。
这里有一个事实必须澄清，香港同胞和港英当局是不一样的，当国有危难，他们满怀赤诚的爱国情怀，和举国同胞共赴国难。当年浴血抗战的东江纵队，就有一支由香港同胞组成的港九独立大队。港九独立大队如同一把尖刀，深深插入日军的心脏。而当他们遭受危难时，身为中华儿女，也会出于生命的本能向祖国求援。在香港遭遇水荒之际，香港爱国同胞首先想到的就是自己的祖国。如时任港九工会联合会会长陈耀材先生，原本就是与香港一河之隔的宝安人，年轻时赴港谋生，参加过由共产党人邓中夏、苏兆征领导的省港大罢工。而当年一起参加省港大罢工的老战友陈郁，当时已担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和省长。陈耀材一边给陈郁致电告急，一边以港九工会联合会的名义请求祖国帮助。而当时请求祖国支援的还有香港中华总商会，该会时任会长为香港著名商界领袖高卓雄先生，他一声呼吁，群起响应，一封封告急求援电报如雪片般纷纷飞向广州和北京……
从一开始，香港水荒就引起祖国的高度关注。粤港两地原本就是一衣带水，相互间血脉相连。水是生命之源，而血更浓于水。上善若水，水超越了人间划定的一切边界。当时，广东尤其是珠江三角洲也正遭受旷日持久的大旱。这是中国九大商品粮基地之一，也是南方最重要的水稻主产区之一，为了保住这养命的粮食，灾区人民正在开渠引水、挑水抗旱进行生产自救。然而，为了接济香港同胞，广东在自身用水也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也要优先供水给香港。陈郁省长接到香港同胞的求救电报后，在第一时间便做出回应：“为进一步帮助香港居民，解决燃眉之急，可以从广州市每天免费供应自来水两万吨，或者其他适当的地方，供应淡水给香港居民使用。”
而在当时，离香港最近的水源就是深圳水库。这座从当年到现在一直在发挥关键作用的水库，1959年由广东省人民政府在当时的宝安县开始修建，1960 年3月竣工。在竣工典礼上，时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铸就对应邀出席典礼的高卓雄等香港知名人士表示：“深圳水库建成后，除为了防洪发电外，如果香港同胞需要，可以引水供应香港同胞，帮助香港同胞解决部分水荒问题。”随后，粤港双方便签订了供水协议，每年由深圳水库向香港供水2270万立方米。为解香港同胞的燃眉之急，经广东省人民委员会批准，深圳水库除按协议额度向香港供水外，又额外增加300多万立方米。而深圳水库那时候的水源和库容都相当有限，难以满足香港焦渴的呼唤，这额外增加的对港供水已逼近深圳水库可用水量的极限。与此同时，广州在饮用水频频告急的情况下，每天免费给香港供应两万吨自来水。1963年5月，广东省政府又答复香港，允许港方派船到珠江口免费取用淡水。而在此前，港英当局曾经尝试过派船到日本、新加坡等地去买水，不仅要缴纳大笔水费，在长途运输中还要花掉大笔油钱，运费高昂，这也让香港付出了“水比油贵”的代价。即便付出了如此高昂的代价，远水也毕竟难解近渴。而广东省政府的慷慨允诺，让香港可以就近取水，而且是免费的，港方随即便派出第一艘运水船“伊安德”号，驶往广州黄埔港大濠洲锚地装运淡水，每次载运一万多吨，缓解了香港的燃眉之急。然而，从根本上看，这也不是长久之计。那么，哪里才能源源不断地为香港同胞注入生命之源？
东江！在那个干旱而炽热的夏天，这条河流几乎被粤港双方同时盯上了。
这是离大海很近的一条河流，也是广东省内离香港最近的一条河流。
1963年6月，港英当局派代表到广东省商谈供应淡水问题，经双方多轮磋商后，初步达成了从东江引流入港，兴建一座跨境、跨流域调水工程的方案。随后，广东省一边上报请示中央和国务院，一边派人到东江、深圳一带实地勘察引水线路。这年6月15日，中央政府发出《关于向香港供水谈判问题的批复》，还特别指出“我们已做好供水准备，并已发布了消息，而且已在港九居民中引起了良好的反应”。这年12月，周恩来总理来到广州，广东省领导向他汇报了从东江引流入港的方案和面临的诸多困难，周总理当即指示：“要不惜一切代价，保证香港同胞渡过难关！”
当即！一个日理万机的大国总理，就这样当机立断，其速度之快如同取水救火。
随后，一个从东江引流入港的工程计划，就开始进入了国家层面的运作。
这一工程，最初命名为东江—深圳供水灌溉工程，简称“东深供水工程”。
那时候，我国刚刚走出三年困难时期，正值国民经济调整时期，而“中央决定暂停其他部分项目，全力以赴建造东江深圳供水工程”。为此，周总理还做出了这样的批示：“该工程关系到港九三百万同胞，应从政治上看问题，工程作为援外专项，由国家举办，广东省负责设计、施工。”——在中央档案馆里，至今仍保存着周恩来总理的批示，他还在批示中强调，“供水工程，由我们国家举办，应当列入国家计划。因为香港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自己的同胞，工程自己办比较主动，不用他们插手”，“工程应综合考虑，结合当地农业效益进行兴建”。这一工程作为国家重点工程，由当时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从援外经费中拨出3800万元专款。这笔专款在现在看来实在不多，而在当时，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仅有1454亿元，财政收入只有399.54亿元，这一个大型供水工程的建设费用就已接近当年国家财政收入的千分之一，这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啊！
在时隔半个多世纪后，无论是当年投身于东深供水工程的建设者，还是那一代经历过水荒的香港同胞，他们每每回首往事，无不由衷感叹：“如果不是骨肉情深，血脉相连，国家怎么会不惜一切代价，来保证香港同胞渡过难关啊！”（作者系中国作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协报告文学委员会委员、国家一级作家，国家水利部“水利文学创作特别贡献者”，国家图书奖得主，主要著作有《河床》《共和国粮食报告》等；本文经授权摘编自其《血脉：东深供水工程建设实录》一书“引子”第三部分，现标题系编者所加）
责任编辑：许革,张彦武
来源：中国青年报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