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中国人民的抗战也得到了各国人民广泛支持。有一位法国人以博大的仁爱之心，为中国百姓免遭日军杀戮，在上海南市创设了难民区。有人把他比作“中国的辛德勒”——辛德勒拯救了1200多名犹太人，而他则保护了几十万中国人。他就是被誉为“ 难民之父”的法国耶稣会神父饶家驹。
饶家驹神父（1878～1946）
饶家驹，本名Robert Chales Emile Jacquinot de Besange，1878年生于法国西部桑特小镇。他16岁加入耶稣会，1913年来华传教，曾担任圣心堂教区牧师、万国商团随军神父、震旦大学教授等职，这使他有机会接触各国驻沪领事馆和租界当局。
无数难民涌入上海，聚集在民国路（今人民路）一带
饶家驹身材高大，气度不凡。他除了法语、德语以外，还精通英语、希腊语、日语、拉丁语，中国普通话也很流利，甚至会讲上海话。他因帮助中国学生制造烟花，不慎引起爆炸，右臂被炸掉半截，人称“独臂神父”。
法文地图上的南市难民区（深色部分）
1932年一二八事变时，饶家驹曾担任华洋义赈会会长，出入战区从事救援工作，并呼吁中日双方停火4小时，以撤出战区的伤员和难民，获得成功。
上海市政府关于划定南市难民区的布告
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日本侵略军向上海闸北、虹口、杨树浦一带大举进攻，中国军队奋起反击。随即战火又向南市、金山、宝山、浏河等地蔓延，日军所到之处，烧杀掠抢，上海及邻近地区成千上万人流离失所。
设立南市难民区的部分文件
为避战火，难民纷纷涌入法租界和公共租界。难民最多时达70万，租界内房屋已不敷居住，60余个收容所人满为患，又紧急增设10余个收容所仍不够。大批难民露宿街头，成年人每日冻饿死者逾百人，儿童每日死亡约200人。
租界当局恐难民滋事，也惧日军寻衅趁机进入租界，便关闭法租界临华界的铁栅门，限时开放，并架设铁丝网，以阻止难民蜂拥而至。于是，无数难民被困南市，集结于民国路（今人民路）上，缺衣少食，处境悲惨。上海市政府于9月7日公布难民救助办法，各社会团体纷纷开展慈善活动。但难民太多，杯水车薪，收效甚微。形势严峻，上海各界人士忧心如焚，纷纷出谋献策；一些国际友人也十分关切，饶家驹神父尤其殚精竭力。
1937年11月9日南市难民区宣告设立
饶家驹目睹大量难民无家可归，考虑到当时南市公共场所甚多，加之居民大量涌入法租界，留下大片空房，于是向上海市长俞鸿钧建议，在南市划一区域接纳难民，中日交战双方均不在此采取军事行动。
饶家驹与难民区监督委员会成员合影
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当局恐战火殃及，从切身利益出发，立即积极响应。上海各团体及社会名流除忧心难民生计以外，还希望在战火中有一方安全土地，保存豫园、城隍庙等古迹，也齐声赞同。
11月4日，俞鸿钧批准设立南市难民区，并以不损失领土主权为前提，提出4项原则：
一、不与日方洽商；
二、此系国际间难民救济性质， 绝非变相租界，任何外国不得干涉中国领土主权；
三、该区治安由中国警察负责，外国不得派兵驻扎，亦不需外国武装警卫；
四、不订任何协议，凡不违反上述原则，中方予以考虑。其中一、四两项由国际红十字会向中日双方交换信函，加以确认；二、三两项关系国家主权，后因上海沦陷而无法实现。
卡车运载难民进入难民区
同时，饶家驹又向日方提出，对难民区勿施攻击。5日，日本驻沪总领事冈本季正答复：“同意该区域（难民区）只供市民居住时，保证不对之进攻，也不在该区域内进行军事活动或敌对武力行为。”但又提出“该地区发生一切越轨情况时”，应向日方报告。
《申报》关于饶家驹抚慰难民的报道
经过饶家驹的斡旋，得到中、日及租界三方当局同意，上海市政府于11月8日发告示：“中国红十字会向上海国际委员会建议在本市沪南区划出难民区，以为战时难民暂时寄托之所……本府以事关救济难民，为维护人道起见，业经呈奉中央核准照办在案。兹准于本月九日中午十二时起实行。”
南市难民区南起方浜路，东、西、北三面至民国路，面积约占旧城厢三分之一。下午4时，上海国际救济委员会在议定难民区四周各路口竖立旗帜，上书大红十字及国际救济委员会中、英文名称。9日下午，开始在方浜路各路口修筑防御工事（沿民国路各路口原已有工事）。至此南市难民区区域正式划定。
《申报》关于饶家驹维持难民给养秩序的报道
南市难民区设监察委员会，饶家驹任主席，总管区内诸事。委员会下设总办事处，驻南市北区救火会内，年底移驻租界。为便于管理，难民区分9个分区。每区由难民选举一名中国人任区长，下设总务、文书、训导、给养、庶务、卫生、清洁、登记、调查、医务各组。年底以后，难民区监察委员会名义上仍受上海国际红十字会领导，实际上已受制于伪大道市政府“南市自治委员会”。
《良友》画报关于南市难民区的整版报道
社会各界和国外组织踊跃以实物、钱款捐助难民区。法租界当局发行“法商救济难民慈善奖券”， 每期收益90%拨南市难民区。公共租界实行“自愿缴纳娱乐捐”，向饭店、娱乐场所抽税，用于救济难民。上海不少机关、团体承诺供应给养一周或一旬；伶界发起义演，集款资助难民；女校学生编印刊物《The Girl’s Delight》，义卖筹款，她们还上街劝募。区外难民也有节食捐献者。
市救济分会第一收容所难民节食29袋面粉捐助；“三一三难民贩卖团”绝食一天，节资6元，购大饼600余只送难民区。财政部长孔祥熙曾拨款5万元给饶家驹，并说明其中4万元专用于南市难民区。为装扮门面，日本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和舰队司令长谷川清称颂了饶家驹的“善举”，并分别捐赠1万日元。
难民排队取饭
11月9日，南市难民区建立第一天，先辟城隍庙、豫园、小世界及各学校、教堂为收容所，当即收容2万余难民。10日夜间起，战火燃烧至南市南部，难民往北奔逃，不断涌入难民区，各收容所人数迅速增加。据11月28日统计，难民区内有118个收容所，8.8万难民。此后原坐卧在民国路的难民也陆续被劝导入难民区，区内难民超过10万，收容所达130余个。
难民区热水供应处
难民区初建时，垃圾山积，粪便溢流，饿尸横陈；同时输水管道被毁，无自来水。经各方磋商，由中国济生会和红十字会负责处理垃圾，由普善山庄掩埋尸体；又通过法租界从新开河、老北门、方浜路接进三只大号水龙头，临时供水。
为难民注射疾病预防针
当时难民生活十分艰苦，但尚能维持最低水准。初期每日上午9时和下午2时发放两次粥。以后根据登记人数改发大米，每人每日一罐（约6市两），由户主凭卡领取，同时每人每月发生活费1.95元，后因物价上涨，增至10元左右。对区内居民按户口限量供应平价米，每包售价16元。另有慈善团体在城隍庙、积善寺分发馒头，在老西门关帝庙施粥。入冬，监察委员会将募集的大批棉衣、棉被分发给难民。香港、新加坡运来了几千袋衣物，有些不合时令的夏装，几件缝在一起成为夹袄，颇受难民欢迎。
组织难童开展文艺活动
难民区在豫园、梧桐路老天主堂等处开设7所难童学校，招收2000余名学生，商务印书馆提供教材，难民子女免费入学。后因日军盘查、干涉校务，强行开设日语课等，不得已停办。另在九亩地阜春街设残老院，收残疾老人130余人；中华医学会在区内设诊所12处；万竹小学内设流通图书馆。区内还设草绳工场和板刷作坊，招收难民200多人，后因缺原料停办。继而又开办刺绣和花边工场，由法籍拯亡会修女领班，收女难民为徒。
难民区的杂货摊
难民区时有管理不善之处，如，第七区区长任希彭虚报难民数额，克扣难民口粮，事发后家中搜出赈米若干、赈衣百套及绸布棉被百余条。又如1939年4月，难民区委托恒达洋行采购糙米1000包，其中数百包搀入稗子、砂石。此外，区内还经常发生吸毒、赌博、酗酒、斗殴等违规事件。
难民区中的吃食摊
1938年5月，饶家驹远赴美国、加拿大，为中国难民举办“一碗饭运动”等各种宣传活动，并会见了罗斯福总统。在美国共募得100万美元，美国红十字会又赠款70万美元，加拿大人也捐款70万美元，可谓雪中送炭。这些钱款一部分用于南市难民区。
饶家驹与难童在一起
日方虽然表面承认南中难民区“不受武力攻击”，但实际上从未放弃对这个区域的觊觎。11月5日，冈本宣称，“一旦中国军队被逐出其周围地区，日本陆海军有意占领此地区。” 12日中午，新北门障川路（今丽水路）窜出30多名日兵，在沙包上插太阳旗，用枪刺驱散周围难民。下午日军2辆轻型坦克在民国路西向巡行， 14名步兵尾随，恣意查抄行人。经饶家驹交涉，日军才未越过民国路。
不久日军又以士兵在难民区外巡逻时被人打伤为由，不顾国际救济会申辩，强行开进难民区搜查。翌年底，日军曾将难民区总办事处通租界的电话线剪断，后经饶家驹据理力争，才由工兵接通。一次饶家驹与日军交涉时，一名日军士兵竟然用枪指着饶家驹。饶家驹毫无惧色，冷静面对。慑于饶家驹的声望，日兵没敢扣动扳机。又有一次饶家驹在处理难民区用水事项时，一阵流弹袭来，他的长袍被打出一个洞，身旁两名巡捕不幸中弹丧命。
饶家驹与驻华英国陆军司令斯莫利特视察南市难民区
为加强对难民区的控制，日军和伪大道市政府将难民和居民居住区域分为红、黄区，后又分为21区，区与区之间人员不准来往。同时将难民居住的区域缩小至小世界、青莲庵、救火会、豫园、内园、珠玉业公所、露香园7处，难民区出入口仅剩淘沙场和陈士安桥2处，分别由日兵和伪警把守。
由于日军在上海进行经济封锁，对米、棉、煤等物资实行严格管制，加之物价飞涨，难民区的经费日渐枯竭，供给越来越困难，不得已降低供应标准。1939年9月13日起，难民口粮由每日6两减为3两。10月1日起居民停发口粮，对其中不能维持生活的4700人，另设3个收容所安置。同时动员有工作能力的难民自谋出路，并疏散部分人员回乡。共产党领导的上海慈联会以“疏散回乡”的名义，由饶家驹弄到两批通行证，输送了部分难民青年投奔新四军。此时，区内尚有难民19209人，收容所88个。
饶家驹陪同国际友人参观南市难民区
1940年5月，欧洲战场吃紧。饶家驹奉法国耶稣会之命于6月16日离开上海去巴黎，从事战时救济工作。南市难民区缺乏主持人，只能宣告结束。6月24日《申报》报道，难民区代理常务理事发表公告：“查本办办理救济中国难民工作，瞬间三载，每年施放粮款，为数甚巨。现为经费枯涸，无法继续，经饶常委员在离沪之前，曾开会决议，定于六月二十日停止给养”，“所有口粮，展至月底为止，并准每名给予一个月之恩粮，作为遣散之资。”
同时又称，南市难民区遣散难民问题，除老弱者由安老院和新普育堂继续收养，已全部解决。7月3日，难民区监察委员会致函法国驻沪总领事馆，宣告已于6月30日停止活动。南市难民区历时两年八个月，在战乱中先后安置了30余万难民，并保护了城隍庙、豫园、沉香阁、广福寺、慈修庵等古迹和大批民宅，与方浜路以南的断壁残垣形成鲜明对比。
南市难民区宣传册上的插图
饶家驹离开上海前一天，难民区难民自发筹划竖立饶家驹铜像，并人手一砖举行了奠基仪式。难民还提议将方浜路改为“饶家路”，方浜桥改为“饶家桥”，表现了对这位法国神父的感恩和眷恋之情。
饶家驹对中国也怀有深厚的感情。他来华27年，其间没有回过一次法国，把半生的精力奉献给了中国人民。他为广大难民“抱己饥己溺之怀，施解衣推食之仁，奔走辛劳”，发誓 “与难民区共存亡”。他曾设想在战火波及的每一座城市都建立难民安全区，还表示希望死后能葬在中国，并将自己的中文名字改为“饶家华”。鉴于饶家驹在中国难民事业中功绩卓著，国民政府曾向饶家驹颁发玉质勋章；蒋介石也曾致函他， “代表全民族敬致最诚挚之谢忱”。1949年订立的《日内瓦第四公约》中,作为战时平民保护范例，提到了“饶家驹安全区”。
南市难民区宣传册上的插图
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是中华民族的千古遗训。在中国人遭受深重灾难时，饶家驹等无数外国友人伸出了援手，展现了人间大爱，中国人将永远铭记在心。2014年11月，在上海召开“饶家驹与战时平民保护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发出倡议，在南市难民区旧址为饶家驹设立铭牌和塑像，以缅怀这位伟大的国际人道主义战士。
（注）南市难民区，在英文文献中为“Jacquinot Zone”，故也称为“饶家驹区”或“饶家驹安全区”。
（栏目合作：区档案馆 编辑：宗哲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