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话|饶家驹和难民区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中国人民的抗战也得到了各国人民广泛支持。有一位法国人以博大的仁爱之心,为中国百姓免遭日军杀戮,在上海南市创设了难民区。有人把他比作“中国的辛德勒”——辛德勒拯救了1200多名犹太人,而他则保护了几十万中国人。他就是被誉为“ 难民之父”的法国耶稣会神父饶家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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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家驹神父(1878~1946)

饶家驹,本名Robert Chales Emile Jacquinot de Besange,1878年生于法国西部桑特小镇。他16岁加入耶稣会,1913年来华传教,曾担任圣心堂教区牧师、万国商团随军神父、震旦大学教授等职,这使他有机会接触各国驻沪领事馆和租界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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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数难民涌入上海,聚集在民国路(今人民路)一带

饶家驹身材高大,气度不凡。他除了法语、德语以外,还精通英语、希腊语、日语、拉丁语,中国普通话也很流利,甚至会讲上海话。他因帮助中国学生制造烟花,不慎引起爆炸,右臂被炸掉半截,人称“独臂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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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文地图上的南市难民区(深色部分)

1932年一二八事变时,饶家驹曾担任华洋义赈会会长,出入战区从事救援工作,并呼吁中日双方停火4小时,以撤出战区的伤员和难民,获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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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政府关于划定南市难民区的布告

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日本侵略军向上海闸北、虹口、杨树浦一带大举进攻,中国军队奋起反击。随即战火又向南市、金山、宝山、浏河等地蔓延,日军所到之处,烧杀掠抢,上海及邻近地区成千上万人流离失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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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南市难民区的部分文件

为避战火,难民纷纷涌入法租界和公共租界。难民最多时达70万,租界内房屋已不敷居住,60余个收容所人满为患,又紧急增设10余个收容所仍不够。大批难民露宿街头,成年人每日冻饿死者逾百人,儿童每日死亡约200人。

租界当局恐难民滋事,也惧日军寻衅趁机进入租界,便关闭法租界临华界的铁栅门,限时开放,并架设铁丝网,以阻止难民蜂拥而至。于是,无数难民被困南市,集结于民国路(今人民路)上,缺衣少食,处境悲惨。上海市政府于9月7日公布难民救助办法,各社会团体纷纷开展慈善活动。但难民太多,杯水车薪,收效甚微。形势严峻,上海各界人士忧心如焚,纷纷出谋献策;一些国际友人也十分关切,饶家驹神父尤其殚精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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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1月9日南市难民区宣告设立

饶家驹目睹大量难民无家可归,考虑到当时南市公共场所甚多,加之居民大量涌入法租界,留下大片空房,于是向上海市长俞鸿钧建议,在南市划一区域接纳难民,中日交战双方均不在此采取军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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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家驹与难民区监督委员会成员合影

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当局恐战火殃及,从切身利益出发,立即积极响应。上海各团体及社会名流除忧心难民生计以外,还希望在战火中有一方安全土地,保存豫园、城隍庙等古迹,也齐声赞同。

11月4日,俞鸿钧批准设立南市难民区,并以不损失领土主权为前提,提出4项原则:

一、不与日方洽商;

二、此系国际间难民救济性质, 绝非变相租界,任何外国不得干涉中国领土主权;

三、该区治安由中国警察负责,外国不得派兵驻扎,亦不需外国武装警卫;

四、不订任何协议,凡不违反上述原则,中方予以考虑。其中一、四两项由国际红十字会向中日双方交换信函,加以确认;二、三两项关系国家主权,后因上海沦陷而无法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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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车运载难民进入难民区

同时,饶家驹又向日方提出,对难民区勿施攻击。5日,日本驻沪总领事冈本季正答复:“同意该区域(难民区)只供市民居住时,保证不对之进攻,也不在该区域内进行军事活动或敌对武力行为。”但又提出“该地区发生一切越轨情况时”,应向日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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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关于饶家驹抚慰难民的报道

经过饶家驹的斡旋,得到中、日及租界三方当局同意,上海市政府于11月8日发告示:“中国红十字会向上海国际委员会建议在本市沪南区划出难民区,以为战时难民暂时寄托之所……本府以事关救济难民,为维护人道起见,业经呈奉中央核准照办在案。兹准于本月九日中午十二时起实行。”

南市难民区南起方浜路,东、西、北三面至民国路,面积约占旧城厢三分之一。下午4时,上海国际救济委员会在议定难民区四周各路口竖立旗帜,上书大红十字及国际救济委员会中、英文名称。9日下午,开始在方浜路各路口修筑防御工事(沿民国路各路口原已有工事)。至此南市难民区区域正式划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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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关于饶家驹维持难民给养秩序的报道

南市难民区设监察委员会,饶家驹任主席,总管区内诸事。委员会下设总办事处,驻南市北区救火会内,年底移驻租界。为便于管理,难民区分9个分区。每区由难民选举一名中国人任区长,下设总务、文书、训导、给养、庶务、卫生、清洁、登记、调查、医务各组。年底以后,难民区监察委员会名义上仍受上海国际红十字会领导,实际上已受制于伪大道市政府“南市自治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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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友》画报关于南市难民区的整版报道

社会各界和国外组织踊跃以实物、钱款捐助难民区。法租界当局发行“法商救济难民慈善奖券”, 每期收益90%拨南市难民区。公共租界实行“自愿缴纳娱乐捐”,向饭店、娱乐场所抽税,用于救济难民。上海不少机关、团体承诺供应给养一周或一旬;伶界发起义演,集款资助难民;女校学生编印刊物《The Girl’s Delight》,义卖筹款,她们还上街劝募。区外难民也有节食捐献者。

市救济分会第一收容所难民节食29袋面粉捐助;“三一三难民贩卖团”绝食一天,节资6元,购大饼600余只送难民区。财政部长孔祥熙曾拨款5万元给饶家驹,并说明其中4万元专用于南市难民区。为装扮门面,日本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和舰队司令长谷川清称颂了饶家驹的“善举”,并分别捐赠1万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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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民排队取饭

11月9日,南市难民区建立第一天,先辟城隍庙、豫园、小世界及各学校、教堂为收容所,当即收容2万余难民。10日夜间起,战火燃烧至南市南部,难民往北奔逃,不断涌入难民区,各收容所人数迅速增加。据11月28日统计,难民区内有118个收容所,8.8万难民。此后原坐卧在民国路的难民也陆续被劝导入难民区,区内难民超过10万,收容所达130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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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民区热水供应处

难民区初建时,垃圾山积,粪便溢流,饿尸横陈;同时输水管道被毁,无自来水。经各方磋商,由中国济生会和红十字会负责处理垃圾,由普善山庄掩埋尸体;又通过法租界从新开河、老北门、方浜路接进三只大号水龙头,临时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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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难民注射疾病预防针

当时难民生活十分艰苦,但尚能维持最低水准。初期每日上午9时和下午2时发放两次粥。以后根据登记人数改发大米,每人每日一罐(约6市两),由户主凭卡领取,同时每人每月发生活费1.95元,后因物价上涨,增至10元左右。对区内居民按户口限量供应平价米,每包售价16元。另有慈善团体在城隍庙、积善寺分发馒头,在老西门关帝庙施粥。入冬,监察委员会将募集的大批棉衣、棉被分发给难民。香港、新加坡运来了几千袋衣物,有些不合时令的夏装,几件缝在一起成为夹袄,颇受难民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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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难童开展文艺活动

难民区在豫园、梧桐路老天主堂等处开设7所难童学校,招收2000余名学生,商务印书馆提供教材,难民子女免费入学。后因日军盘查、干涉校务,强行开设日语课等,不得已停办。另在九亩地阜春街设残老院,收残疾老人130余人;中华医学会在区内设诊所12处;万竹小学内设流通图书馆。区内还设草绳工场和板刷作坊,招收难民200多人,后因缺原料停办。继而又开办刺绣和花边工场,由法籍拯亡会修女领班,收女难民为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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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民区的杂货摊

难民区时有管理不善之处,如,第七区区长任希彭虚报难民数额,克扣难民口粮,事发后家中搜出赈米若干、赈衣百套及绸布棉被百余条。又如1939年4月,难民区委托恒达洋行采购糙米1000包,其中数百包搀入稗子、砂石。此外,区内还经常发生吸毒、赌博、酗酒、斗殴等违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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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民区中的吃食摊

1938年5月,饶家驹远赴美国、加拿大,为中国难民举办“一碗饭运动”等各种宣传活动,并会见了罗斯福总统。在美国共募得100万美元,美国红十字会又赠款70万美元,加拿大人也捐款70万美元,可谓雪中送炭。这些钱款一部分用于南市难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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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家驹与难童在一起

日方虽然表面承认南中难民区“不受武力攻击”,但实际上从未放弃对这个区域的觊觎。11月5日,冈本宣称,“一旦中国军队被逐出其周围地区,日本陆海军有意占领此地区。” 12日中午,新北门障川路(今丽水路)窜出30多名日兵,在沙包上插太阳旗,用枪刺驱散周围难民。下午日军2辆轻型坦克在民国路西向巡行, 14名步兵尾随,恣意查抄行人。经饶家驹交涉,日军才未越过民国路。

不久日军又以士兵在难民区外巡逻时被人打伤为由,不顾国际救济会申辩,强行开进难民区搜查。翌年底,日军曾将难民区总办事处通租界的电话线剪断,后经饶家驹据理力争,才由工兵接通。一次饶家驹与日军交涉时,一名日军士兵竟然用枪指着饶家驹。饶家驹毫无惧色,冷静面对。慑于饶家驹的声望,日兵没敢扣动扳机。又有一次饶家驹在处理难民区用水事项时,一阵流弹袭来,他的长袍被打出一个洞,身旁两名巡捕不幸中弹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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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家驹与驻华英国陆军司令斯莫利特视察南市难民区

为加强对难民区的控制,日军和伪大道市政府将难民和居民居住区域分为红、黄区,后又分为21区,区与区之间人员不准来往。同时将难民居住的区域缩小至小世界、青莲庵、救火会、豫园、内园、珠玉业公所、露香园7处,难民区出入口仅剩淘沙场和陈士安桥2处,分别由日兵和伪警把守。

由于日军在上海进行经济封锁,对米、棉、煤等物资实行严格管制,加之物价飞涨,难民区的经费日渐枯竭,供给越来越困难,不得已降低供应标准。1939年9月13日起,难民口粮由每日6两减为3两。10月1日起居民停发口粮,对其中不能维持生活的4700人,另设3个收容所安置。同时动员有工作能力的难民自谋出路,并疏散部分人员回乡。共产党领导的上海慈联会以“疏散回乡”的名义,由饶家驹弄到两批通行证,输送了部分难民青年投奔新四军。此时,区内尚有难民19209人,收容所88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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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家驹陪同国际友人参观南市难民区

1940年5月,欧洲战场吃紧。饶家驹奉法国耶稣会之命于6月16日离开上海去巴黎,从事战时救济工作。南市难民区缺乏主持人,只能宣告结束。6月24日《申报》报道,难民区代理常务理事发表公告:“查本办办理救济中国难民工作,瞬间三载,每年施放粮款,为数甚巨。现为经费枯涸,无法继续,经饶常委员在离沪之前,曾开会决议,定于六月二十日停止给养”,“所有口粮,展至月底为止,并准每名给予一个月之恩粮,作为遣散之资。”

同时又称,南市难民区遣散难民问题,除老弱者由安老院和新普育堂继续收养,已全部解决。7月3日,难民区监察委员会致函法国驻沪总领事馆,宣告已于6月30日停止活动。南市难民区历时两年八个月,在战乱中先后安置了30余万难民,并保护了城隍庙、豫园、沉香阁、广福寺、慈修庵等古迹和大批民宅,与方浜路以南的断壁残垣形成鲜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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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市难民区宣传册上的插图

饶家驹离开上海前一天,难民区难民自发筹划竖立饶家驹铜像,并人手一砖举行了奠基仪式。难民还提议将方浜路改为“饶家路”,方浜桥改为“饶家桥”,表现了对这位法国神父的感恩和眷恋之情。

饶家驹对中国也怀有深厚的感情。他来华27年,其间没有回过一次法国,把半生的精力奉献给了中国人民。他为广大难民“抱己饥己溺之怀,施解衣推食之仁,奔走辛劳”,发誓 “与难民区共存亡”。他曾设想在战火波及的每一座城市都建立难民安全区,还表示希望死后能葬在中国,并将自己的中文名字改为“饶家华”。鉴于饶家驹在中国难民事业中功绩卓著,国民政府曾向饶家驹颁发玉质勋章;蒋介石也曾致函他, “代表全民族敬致最诚挚之谢忱”。1949年订立的《日内瓦第四公约》中,作为战时平民保护范例,提到了“饶家驹安全区”。

史话|饶家驹和难民区

南市难民区宣传册上的插图

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是中华民族的千古遗训。在中国人遭受深重灾难时,饶家驹等无数外国友人伸出了援手,展现了人间大爱,中国人将永远铭记在心。2014年11月,在上海召开“饶家驹与战时平民保护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发出倡议,在南市难民区旧址为饶家驹设立铭牌和塑像,以缅怀这位伟大的国际人道主义战士。

(注)南市难民区,在英文文献中为“Jacquinot Zone”,故也称为“饶家驹区”或“饶家驹安全区”。

(栏目合作:区档案馆 编辑:宗哲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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