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那个山穷水尽的夏天，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象一座深陷敌围的欧洲小国京城。自从五月以来，大约有二万五千名世界大战的退伍军人，携家带口，身无分文，纷纷在市内的公园，垃圾堆积处，没主的货栈，歇业的铺子，拣个地方住下。他们时而上军操，时而唱战歌，有一回还由一位获得荣誉勋章的老兵率领，扛着褪色的布缝的国旗沿着宾夕法尼亚大道游行，十万市民默默在两旁看着。不过，他们大部分时间只是在等待，在发愁。经济萧条已经几乎整整三年了，这些退伍军人是来请求政府救济的。这笔钱是1924年的《重订补偿法》规定要发的，但是得等到1945年才到期；假如现在发，他们每人就可以拿到大约五百美元。这些人，报刊的编辑在标题中叫做“补偿金大军”、“补偿金游行队”，他们自称为“补偿金远征军”。
“远征军”里边的人原是希望国会采取措施的，可是国会没理睬他们。于是他们便向胡佛总统呼吁，恳求他接见由他们的领导人组成的代表团。没想到这个胡佛总统居然传下话来，说太忙了，不能见，接着便把自己跟市区隔绝。总统原定要去参议院的，现在改变了计划；白宫的周围加派了警察日夜巡逻；自从停战以来，总统府的大门头一回用铁链锁上了。《纽约每日新闻》报上有一条标题说：“胡佛深锁白宫中”。可是他还不止这样。街上设置了路障；总统府四周一条马路以外就封锁了交通。有一位独臂退伍军人，因为执行纠察任务，想穿过警戒线，结果被痛打一顿。
当年美国政府这样如临大敌，似乎是由于心慌意乱，穷于应付，这才小题大做的。这些退伍军人手无寸铁，队伍里也不让过激分子参加；尽管明明在挨饿，也没有公开行乞。他们力量其实很薄弱，不能成为什么成胁。《巴尔的摩太阳报》有一位三十四岁的记者，名叫德鲁·皮尔逊，他描写那些退伍军人，说是“衣衫褴褛，筋疲力尽，神情木热，满脸愁容”。他们困守多日，越来越难以坚持了。卫生部门有一位检查员认为退伍军人住地的卫生情况“极端糟糕”。他们的临时食品供应大都靠捐助：支持者用卡车给他们运来了食物；一个同情他们的面包商每天用船运来一百个面包；另一个面包商送来了一千个馅饼；退伍军人协会捐了五百美元；他们自己在格里菲思体育场举行拳击比赛，又筹得二千五百元。所有这些来西都是很靠不住的。政府实际上一点忙也没帮过。当时华盛顿警察局每天给这些不速之客送了些面包，咖啡、燉菜，一天收费六分，胡佛因之大发雷霆。到了8月中旬，酷暑气温达到了全年的顶点，水源日枯，苦况更甚。
那时，英国外交部是把华盛顿市划归“亚热带气候地区”的。各国使节因为华盛顿气温高，湿气重，都讨厌这地方。这里，除了闹市里有少数几家戏院在广告上说有“冷气”外，别的房子都没有空气调节设备。一到夏天，华盛顿到处是凉篷，遮阳走廊，卖冰的手推车，乘凉用的躺椅和地席，而且，用官方游览指南的话来说，这里还是“一个研究昆虫的绝妙处所呢”。“远征军”一无凉篷，二无帘幕，饱尝酷暑之苦。先前他们的先头部队进人市区时，正是鲜花盛开，春色满园时节，而今到了7月，木兰花和杜鹃花都早已凋谢，樱桃树也只剩下秃枝了，连大地似乎也变得冷酷无情。退伍军人们的样子，活象沙漠中的流浪者。闹市的店铺老板们抱怨说：“来了这么多穷小子，生意都受影响了。”说实在的，要说他们对国家有什么威胁，充其量不过如此而已。
说“远征军”危险，这绝对是无中生有；可是说华盛顿长期以来在国际上默默无闻，一味依赖欧洲，这倒是有根据的。当时在全世界六十五个独立国家中，只有一个是超级大国：英国。英国国旗昂然飘扬在地球四分之一的可耕地上–在欧洲、亚洲、非洲，在北美、中美、南美，在澳大利亚、大洋洲、西印度群岛。凡有日照之处，就有英国旗在，这话是不假的。大英帝国统治着四亿八千五百万人。人们谈到什么东西很稳固，就说“坚固如直布罗陀，”或者“牢靠如英格兰银行。”当时一英镑兑换美元四元八角六分，所以英格兰银行在金融界信用最高。那时只有少数几个不甚出名的飞行员和一个撤了职的名叫米切尔的美国将军才梦想要发挥空军的威力：至于一般人重视的还是海军，实际上也没有一条重要国际航道不在伦敦政府的控制之下。直布罗陀海峡、苏伊士运河、亚丁湾、新加坡海峡和好望角，都直接由英国海军部控制。福克兰群岛的英国海军站掌握了麦哲伦海峡，甚至巴拿马运河也是在皇家加勒比海舰队的监视之下。结果是，美国就象英国的直辖殖民地一样，完全在皇家海军的保护之下。伦敦劳埃德保险公司表示，他们愿以500对1的赔偿率担保美国不受侵犯。《幸福》月刊向读者保证，“不管军舰开得有多快，飞机飞得有多快，大西洋和太平洋永远是可靠的屏障，过去如此，将来亦复如此。”该刊认为，自美国有史以来，英国海军一直称霸海上，将来还要称霸下去。
华盛顿政府的想法也是一样：美国没有大国的地位，大国的抱负，大国应有的庞大的机构。夏天，首都沉沉欲睡恰如村野；至于其他季节，更没有人记得它了。论城市的规模，华盛顿在全国居第十四位。纽约是金融中心，国内多数重大问题都得在那里作出决定。每当要求联邦政府采取什么行动的时候，曼哈顿区那些大企业的律师就都到这里来，给在他们卵翼之下的共和党出谋画策。柯立芝总统通常到吃午餐时就办完了一天的公事。胡佛是第一位在办公桌上安起电话机的总统，因而轰动一时。他还用了五个秘书–以前历届总统谁都没有需要一个以上的秘书的–并有一套复杂的按钮系统来唤他们。
现在的国务院大厦所在地雾谷，原是黑人贫民区。现在五角大楼的所在地则是当时的农业试验站，因而颇具华盛顿郊区的特色。《星期六晚邮报》说过：“就在这个全国立法中心附近，竟有大片土地还在庄稼汉手中呢。”这时政府所用的外事人员，总共还不到两千名。从白宫跨过一条马路，就到了今天大家熟悉的所谓行政大楼，有数不清的栏杆、高阁和圆柱门廊，式样粗俗，外观倒还整洁。在这么个有双重坡度的大屋顶底下，国务卿、陆军部长、海军部长竟能都在一起办公，岂非怪事。事实上，1929年一场大火烧了总统的椭圆形办公室以后，胡佛和总统府人员统统都搬进了行政大楼来，同国务卿、陆军部长、海军部长在一个楼里办公，也没有谁感到拥挤。那时是不讲究排场的。后来总统的军事顾间、社交秘书所在的白宫东翼，当时还没有兴建。特工处还不曾把行政大楼西路封锁起来，这是一条普通街道，平时在离总统的椭圆形办公室不远的地方就可以停放汽车。有时有人走访国务卿，国务卿就在大门口相迎。陆军参谋长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也在行政大楼的同一层楼上办公。他和他唯一的副宫只隔着一扇木条门。将军有事需人帮忙，只要喊一声“艾森豪威尔少校”，艾克就飞跑过来了。
《幸福》月刊有一位作者写道：麦克阿瑟将军“生性腼腆、对于抛头露面的事，从心里就不乐意。”这是胡说八道。即使在当时，麦克阿瑟一谈到他自己，也已经用第三人称了，一边讲话，一边挥舞着他那长长的烟嘴。他还在办公桌背后竖着一面十五英尺高的红木框镜子，使自己的形象显得格外高大。艾森豪威尔后来回忆住事时说，只要麦克阿瑟感到有人对他不够尊重，就“发起脾气来，破口大骂人家好耍权术，不懂礼貌，乱出主意，出尔反尔，狂妄自大，违反宪法，神经迟钝，麻木不仁，如今世道真是见鬼，等等。”这也难怪。那时职业军人的日子确实不好过的。从下级军官逐级升到上校，只能靠年资：在三十年代初期，从上尉爬到少校，要整整熬二十二年。除了眼看着日历一张一张撕下来之外，再没有别的事可做了。由于闷极无聊，艾森豪威尔几乎想解甲归田；就是在这些年头，他养成了阅读斯特里和史密斯公司出版的惊险小说的习惯，天夭看《西部双枪将》、《西部故事》、《惊心动魄的西部》、《牧牛骑士短篇小说集》之类的书。在波托马克河彼岸的迈尔堡，人们还常见小乔治·S·佩顿（他从1919年起就是少校了）每到星期三、六下午四点就出来打马球。他骑着自备的马参加赛马，先后赢得了四百条奖带、二百只奖杯。这时他已经以用珍珠镶在左轮手枪柄上而远近闻名了；他还搞越野赛马、猎狐、射鸟练习，还有飞行。但是佩顿少校跟艾森豪威尔少校不一样，他是个有钱人。
按当时的兵员计算，美军在世界上居第十六位，居捷克斯洛伐克、士耳其、西班牙、罗马尼亚、波兰等国之后。他们甚至不能跟南斯拉夫的十三万八千九百三十四名陆军好好较量一番，当真两军对垒，准会一败涂地，因为麦克阿瑟手下的大部分官兵不是在做机关工作，就是在毗邻墨西哥的边境上巡逻，或是驻守着美国在海外各处的属地。参谋长手头只留三万部队，比1776年英主乔治派来镇压北美殖民地革命的兵力还少。
美国陆军的质量更是坏得惊人。当时军费仅仅约为今天的庞大开支的千分之二点五上下，所谓一分钱，一分货。《幸福》月刊说美军是世界上“装备最差的”军队，对此谁也没有不同意的。在紧急的关头，麦克阿瑟能够投入战场的只有：一千辆坦克（统统是过了时的），一千五百零九架飞机（其中最快的每小时只能飞二百三十四英里），以及唯一的机械化团（当年春天才在诺克斯堡编成，由骑兵开路，战马有防芥子毒气的护腿）。有一位作者报道说，美国军队给人的印象是：“一个个气喘喘地咧着大嘴，穿着不合身的军服，歪歪斜斜扛着一杆老掉牙的步枪，在广大无边的国土上没完没了地走来走去。”
麦克阿瑟是全国唯一的四星将军，下边也没有三星将军。他是参谋长，年薪一万零四百美元，在迈尔堡有一座公馆，军队里唯一的一辆高级卧车供他专用。在他的副官看来，参谋长的地位真是高不可攀；那时艾森豪威尔少校的年薪不过三千美元，由于替参谋长在国会里游说，他经常跑国会；但他的长官从来不让他借用车子。坐出租汽车的钱也不给，因为当时整个华盛顿官场都还没有零用费这个开支项目。艾森豪威尔日后常说当时他要走到门口，填一张申请表，才能领到两张电车代金币，然后站在宾夕法尼亚大道上，等候从普莱森特山开来的电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