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武汉“宅”出了花儿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肆虐,武汉封城已有月余。甘当宅男的我,生平第一次发现我的房子是这么宽,客厅布满四壁的书橱书是这么多,因而我一下床,就成了逛书店;到阳台做体操,就成了逛公园。如果离开小区去买米,就要登记和开证明,这有点像我去年到宝岛讲学办签证,因而戴着白花花的口罩上街买生活必需品,大概就相当出境游了。

“躲进小楼成一统”后,我生平另一个重大发现是时间竟完全属于我。这时不用外出开会,不用外出讲学,不用外出会友,当然也不用外出应酬,因而我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和另一位帮我植字的宅女也就是“老秘”一起奋战,完成了为《名作欣赏》杂志编的《古远清八秩画传》,另又编注了海内外作家写给我的近二千封尺牍选出来的《当代作家书简》(将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在自我隔离的春节,我就这样闲出了成果,“宅”出了花儿,终于将从旧金山来,从悉尼来,从首尔来,从东京来,从曼谷来,从新加坡来,从吉隆坡来,从北京、上海、香港、台湾来的尺牍厚厚一大册,像鲜花一样插在我早已满坑满谷的书房前。

研究作家的生平及其创作道路,最便捷的方式是读作品。但作品毕竟是公开的,是写给所有愿意掏腰包买他的书的人看的,而带有私密性的尺牍,是专门写给收信人看的,“匆匆不暇草书”的文字是不设防的,不似写日记竟日日要防传钞,要防后人将其出版。他们下笔时心态宽松,非常随意,没有任何顾忌,故研究作家不能只满足于读作品,有条件的话最好能读他的书信乃至日记,这才能窥探出作家的全貌。当然,有的作家把写日记视为奢侈行为,我也没有收集过别人的日记,但从本书所刊载的书信中,毕竟可看出不同作家和学者的迥异风格。比如同是诗人,写实派的臧克家给我的68封信中,从不出现“酒”字,而浪漫派美国诗人纪弦,短短的一封信就两次提到酒,还自诩为“四大饮者”。作家是如此,学者也不例外,如同是从事当代文学研究的北京大学教授谢冕、洪子诚,一个爽朗,一个矜持;一个喜欢和作家交朋友,一个和自己的研究对象小心翼翼地保持距离;一个乐于为别人写序,一个对索序者有超强的“免疫力”,洪子诚的书也从未有别人写的序。

我原先研究大陆文学,以研究大陆新诗为主。在上世纪80年代撰写《中国当代诗论50家》时,和臧克家、公木等众多诗人通信。那时没有电脑,没有手机,更没有微信,甚至连电话都没有普及,这是“坏事”同时也是好事。正因为通讯工具不发达,连打国际长途都要经过层层审批,就是批准下来还要等上一星期,所以古人说的鱼雁往来,就发挥了作用。如果当时不是挥毫写字而是键盘敲字,许多作家至少会选择一声铃的电话而不会选择一张纸的信。

尺牍虽短情意长。重温这批字字见情的书信,我感到友情的可贵。我在海峡对岸出版了16本书,每本书背后都有故事。这些书信便记载了我与他们交往过程。这些当年还未识面的朋友或及时给我送来急需的资料,或帮我整理文稿,或帮我找到全套的台北《文讯》杂志。去天国多年的台湾作家何欣、刘菲以及还在台北辛勤笔耕的李魁贤,都伸出过他们的援手。这些书信,可说是海内外文学交流的见证。当然这里有曲折——或受政治气候的影响,或因文学观的不同产生了碰撞,其中台湾高準等人的书信,便记载了这种交流所走过的不平坦道路。

古人说:“文穷而后工”,文人总是未能摆脱贫困,未能一路凯歌。哪怕到了20世纪,穷文人还是居多。基于这个原因,当年那些境外作家,都不习惯打昂贵的越洋电话。据说美国的郑树森除外,他给文友联络,总喜欢“煲电话粥”。我不是他的挚友,从未接过他的电话,故收在本书中他的信件,虽有但像当年的电报那样短。而从上世纪80年代末和我有密切接触的诗人蓝海文,总喜欢从维多利亚海湾那边打长达一个多小时的电话,因而本书他的书信缺席。上面提及的纪弦,喝酒豪华,写信吝啬。由于是卖稿为生,故与我通信时在考虑节省邮资的同时,还考虑到要节省纸张。他那些飘洋过海、带着异国风云飞到我书桌前的航空信,虽然也带花边,但其面积比郑树森的信小,且信的内容全都写在信封的反面,折叠起来封好就成了一封信。我每次拆封这种不是明信片但其环保作用相当于明信片的“尺牍”时,都非常小心。大名鼎鼎的台湾作家陈映真,数次写信均在后面注明“废纸利用,请原谅。”所谓“废纸”,就是用过的打印纸反面。而作家们寄书,许多人都习惯用别人给他的旧信封翻转过来,余光中也不例外。不过,余光中不是经济上“穷”,而是穷于时间,是为了省事,且公家也没有给他配大信封。所以他很怕给友人寄书,也怕接请他开会,请他写序,请他演讲,请他上电视的电话。他自嘲自己成了“余光中的秘书”。

从写信不仅可以看到文人的经济状况和工作状态,也可以从用纸上看到两岸四地文学制度的某种差异,如臧克家的信纸上面都赫然印有鲁迅字体且是红颜色的“中国作家协会”,而港台朋友给我写信,大部分用的都不是公家信笺,哪怕是在香港某大报当老板的董桥,给我写信用的都是打印纸。由于是私人通信,也可能是为了打知名度,有些文人还自印信纸,上有红色的某某信笺字样,连“港化”了的暨南大学教授潘亚暾,也是用自制的“潘亚暾信笺”给我写信。有的台港作家的通讯处太长,如有某区某路某街某巷某楼某号,某号又有“之一”或“之二”之别,A座或B座之分,便自刻了通讯处的长印章盖在信封的下角。这种信封既有手书又有“木刻”,可谓是土“洋”结合,好看极了。在当今邮局的邮筒下岗的年代,不妨看作是当年文人通信的一种风景。

就《当代作家书简》这本收入近200位作家书信的风格而言,有一个共同特点,即用纯正的中文写成,我还没有接到过台湾作家用“台语”即闽南话或客家话写的信件。泰国作家和中国台港澳作家给我写的书信,普遍用繁体字。台湾的高準还一再声明,谁给他写信如果不用繁体即“准”字下面加“十”字,他就不理睬不回信。当然境外作家也不是都厌恶简体字,他们给我写信时有繁简混合的,如余光中的信就有不少简体字,有些还是他自己造的。至于信中的称呼,改革开放前大陆作家给我的信,一律称同志,而台港澳作家从不用同志。因为在他们那里,“同志”是同性恋的意思哩。

面对封城后的大街小巷,门可罗雀,还有“保卫大武汉”这类带悲壮色彩的红幅标语,正可以作我关起门来整理书信的“时代背景”。关门谢客本是为了躲避“瘟疫”,另方面也是把编注书信看作是献给自己的祈祷书,是为了安放封城后那异常郁闷的胸口,这是作自我精神调整与告别过去再好不过的机会。对我而言,告别过去是告别古稀之年,向耄耋之年大踏步前进。为了不使自己老来寂寞,便不时打开曾给关山(也就是海关)阻隔的书信翻翻。在春寒的夜晚,我一边翻阅,一边欣赏着作家们不同风格的书法。我衷情地感谢古老的汉字,感谢奇妙的书法,是它们抚慰着、愉悦着在疫情中避世的我。

谈及书法,这里有尽人皆知的克家体、光中体、董桥体。这些“体”不仅文如其人,字亦如其人。具体说来,胡秋原的手书如飞沙走石,臧克家的书法似流水行云。丁景唐的书法笔意古厚,钱谷融的书法味厚神藏。余光中的书法力透纸背,黄维樑写字端正强劲。董桥的书法发乎性情,渗透着风骨与情趣,张炯的书法存纵逸之气,而孙光萱的字里有太多的心事。杨匡汉的书法翰墨遄飞,刘登翰的草书卧虎藏龙。袁良骏的书法潦草得似天书,李魁贤的书法晦涩得如谜语。陈映真的草书笔挟雷电之势,而郑明娳的书法有点似湘绣。台湾另一女作家涂静怡给我的信,笔触纤细,而颜元叔给我的尺牍,字大墨饱——虽然他们用的都是钢笔或圆珠笔。也有不用钢笔或圆珠笔的,如香港的曾敏之用毛笔写的信满纸云烟,美国的王鼎钧用宣纸写的信有如一首朦胧诗。在信的抬头上(有些未收进书中),也是千变万化,至少有下面20余种:古兄、古公、远公、古先生、古教授、古大侠、远清先生、远清老师、远清老弟、远清教授、远清学友、远清学兄、远清文友、远清诗友、远清道兄、远清大兄、古教授道席、古教授惠鉴、远清先生台鉴、远清教授大鉴、亲爱的古老师、远清吾兄啊……不管什么称呼,我都来者不拒笑纳。至于“亲爱的古老师”,是男性学者写的。还有堪称绝倒的某上海文化名人的粉丝所写的匿名信,不妨公布出来“奇文共欣赏”。该信开头直呼我“古畜生”,顿时有大粪浇头之感,再读书信中一再出现的粗鄙词句,我顿感到写信者在给我上演恐怖片。当然,也有不恐怖挺温馨的,如带雅醇味的“古公”,系北大教授张颐武二十年前“发明”,这有点抬举我了,但我总觉得这种称呼是不是把我喊老了?《台港文学选刋》主编杨际岚有一次会上称我为“古大侠”,我连忙说自己不是唐文标,愧不敢当。我想这位先生是想为我取诨名“古大炮”,但觉得有点直露,便借来陈映真称我为“独行侠”一词加以改造。“古大师”的谀称,应属新加坡女作家蓉子的专利了,我这回不再笑纳而只能诚惶诚恐地“谢冕”。我有自知之明,她说的应该是“大学老师”的简称吧。至于和我亲近一点的作家,如加拿大的洛夫称我为“远清吾兄”,香港的黄维樑称“老古”,澳门的朱寿桐称“古老”,大陆的洪子诚则称“远清”。

我不仅喜欢阅读文友的书信,而且有收藏尺牍的癖好。比如读者来信,我就很重视,不像某些人看完后就丢到字纸篓里。这些不相识的读者来信,有索字的,有索书的,有索序的,有要我签名寄书的,有托我帮其在台湾出书的,有托我帮其在境外讨稿费的,有托我帮其在海外留学的,有请我帮他在新加坡读书的公子找监护人的,最有戏剧性的那封高喊“救命”的信。此信“作者”系一位家住湖北农村的读者,她失恋后想自杀,后她买到我在三联书店出版的《留得枯荷听雨声——诗词的魅力》。这“枯荷”,稀释了她的愁肠,读了后用诗倾吐她的满肚苦水,我从中感受到她对生活已经绝望,便连忙劝她读舒婷的诗《这也是一切》:“不是一切大树都被暴风折断,不是一切种子都找不到生根的土壤,不是一切真情都流失在人心的沙漠里,不是一切梦想都甘愿被折掉翅膀。”她感到我是可以信赖的人,便要求到武汉与我见面,目的是帮她找工作。我回信说自己违背了“学而优则仕”的古训,从未做过官,手中没有权力办这件事,但可以帮你认识一些写诗的朋友。后来我帮她从诗友中穿针引线谈朋友,果然成功了,从此她感到生活充满阳光,称我为“救命恩人”。这是正能量的,再补充另一些“负能量”的来信,如澳门一位中学教师要写博士论文,希望我越俎代庖。他明码实价,说一个字一块钱人民币,也就是一万字一万元(这在20年前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万元户”),还说分期付清,我想这事有违师德,我既无时间更不能做。这使我想起十年前有个李鬼在网上开了一家“古远清论文代写公司”,该不是这位老兄所为吧?

我研究华文文学自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广交文友,才能取得丰厚的资料。我一支笔用来写作台港文学史,另一支笔则用来在信笺上驰骋。读朋友的来信,本是一种精神享受,可面对来自世界各地纷飞如雪的信函,我无法与他们书翰往返,这就成了余光中所自嘲的不堪“信托”的人。这不堪“信托”,不仅表现在无法做到有信必复,还体现在遗失了一小批珍贵的书信,如徐迟为拙著《诗歌分类学》作序时,用一个大信封装了用钢笔写的序的原稿,还附了一封给我的信,另有一封给《收获》杂志主编李小林的信也误装在里面,可这两封信哪怕是“上穷碧落下黄泉”都未能找到。还有上海著名作家范泉给我十多封信,大索三日也不见踪影,以至文学史家饮鸿生前编《范泉书信集》时,我只好缺席。

编印世界各地朋友写给我的书信,是一种冒险行为。据说相当于书信的罗曼罗兰的日记,约在死后十年才可以发表。我想改变这种“陋习”,超前一点,让本在我们中国办不到的事情今天能办到。如此“胆大妄为”,弄不好别人会告我侵权,因而我尽可能取得写信人的授权,但肯定有“香烧不到之处”,即不可能全部让作者认可。作为茅盾夫人孔德沚之弟的孔另境当年就没有做到,以至俞平伯在给周作人的信中抱怨说:“近日海上出版之《现代作家书简》,收生之函有十五通,皆致叶公者,事前既无所知,事后亦不关照,可谓大奇。”对不少书信作者来说,步《现代作家书简》后尘的《当代作家书简》,也属“大奇”之书。不过,这“奇”早就有先例:鲁迅并未经徐懋庸同意,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将徐氏的书信“示众”。夏志清编辑张爱玲给他的信,也未得到张爱玲或张爱玲的后人授权吧。幸好我在这本书中没有像鲁迅为《现代作家书简》作序中说的让写信者“赤条条的上场”。为此,我把不宜公开的内容略作删改,有些还隐去其姓名,让其“穿着肉色紧身小衫裤,甚至用了平常决不应用的奶罩”(鲁迅语)。如果有人认为在拙编中并未做到让其“穿着肉色紧身小衫裤”而与我叫板对簿公堂,那就“不批不知道,一批做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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