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经过与毛主席等人商议，周恩来作为代表，乘坐飞机“克什米尔公主号”，去万隆参加亚非会议。
4月11日，飞机安全起飞，在正常运行时，突然发生爆炸。
维护工程师当时在客舱睡觉，爆炸声一下子把他惊醒了，他赶紧爬起来，发现飞机右翼发生爆炸，机翼很可能支持不了多久。
驾驶员与机长紧急商议，他们决定让飞机向左转弯，希望尽量降落在接近陆地的地方，并第一时间发出求救信号。
另外一方面，服务员迅速发放救生背心给乘客。
令人震惊的是，机内乘客完全没有惊慌，他们都镇定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
随着火势不断蔓延，黑烟进入飞乘舱，在强迫降落时前方能见度模糊不清。
最终，飞机没能成功降落到地面，而是冲向海面，除了三名机组人员在飞机坠入海面时，成功跳跃出去得以幸免，其余所有人全部遇难。
这件事情迅速引起全世界媒体的关注，因为周恩来在“克什米尔公主号”的飞机上。
然而，在4月17日，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顺利抵达万隆。
周恩来安全抵达目的地，所有人无不震惊，他是怎么顺利来到万隆的？
1954年，巴基斯坦、缅甸、印度等国经过商议，决定召开亚非地区国家领导人会议，以促进国家的合作与发展。
在拟定国家名单时，各国一致认为要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参加，因为中国支援朝鲜战争时，在海陆空装备全面落后的情况下，还能成功牵制住美国的侵略。
所以亚非会议必须邀请中国参加，才能更好地领导与团结亚非地区。
中国驻扎在印尼的大使收到消息后，立即报给周恩来。
周恩来得到消息，脸色露出喜悦的笑容，因为这是摆脱中国外交困局的好机会。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就一直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使我国外交工作寸步难行。
周恩来马上汇报给毛主席，并迅速召开会议讨论。
毛主席手里夹着一支烟，问周恩来：“去万隆参加亚非国家会议的成员定好了吗？”
周恩来从口袋掏出一份名单，递给主席：“你看一下，我和陈老总作为代表。”
毛主席看后点点头：“可以，我看挺好的。”
接下来，毛主席脸色变严肃：“恩来，此次行动，美、蒋虎视眈眈，路程肯定是危机重重，你们打算怎么去？刚好瑞卿在，大家好好商量，一定要确保安全。”
周总理提出计划：我们可以走海路，从香港坐船去万隆，这样既安全又可以空出时间休息。
后来经过有关部门研究，从香港到印尼之间只有两艘小商船，而且还要走上一个星期，如果国民党半路杀出来就危险了。
因此，走海路计划被取消。走海路不行，陆路肯定也行不通，因为这根本是给国民党特务留机会。
唯一较为安全的就剩下飞机了，可西方对我国封锁严重，我们也没有可以飞达印尼的国际航线。
经过反复研究，决定租下印度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从香港出发，直达雅加达。
另一边，国民党蒋介石知道这个消息后，非常气愤，因为万隆会议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就视他蒋介石的民国是一个不合法的政府。
正当他发愁时，特务告知消息，说周恩来租用印度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会在香港短暂停留。
这可把他高兴坏了。
因为香港有不少他的人，非常有利于执行暗杀计划。
负责这项密谋任务的人是赵斌丞，这个人能力非常优秀，是“军统头子”戴笠的得意门生。
他们计划在飞机上安装定时炸弹，这项工作还得到了美方的支持，赵斌丞使用的“重型定时发火器”炸弹，就是美方提供的。
香港国民党情报站在得到炸弹后非常高兴，接下来只要物色好人选，就能顺利进行。
当然，这也是最重要的一步。经过商议，他们觉得这个人最好是香港机场的工作人员，还得是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
调查一段时间后，他们选定一名叫周驹的工作人员。接下来，只要“想尽办法”说服他就行。
周驹，光棍一人，有嫖赌的不良嗜好，据了解当时公司还准备开除他，是非常合适的人选。
他们先是想办法接近周驹，然后把他叫到一个隐蔽的地方，明确告诉他：“帮忙把炸弹放到一架共产党租用的飞机上，事成后奖赏６０万元港币。”
周驹吓到了，自己虽然整日吃喝嫖赌，但这件事的分量与危险程度他是很清楚的，搞不好随时都要掉脑袋。
周驹不断摇头，推掉任务：“这个太危险了。”
对方继续不停地说：“我们的情报站会负责指挥现场，教你怎么做，并且有安全稳妥的脱身方法，完事后还会安排你到台湾定居。”
周驹依旧不敢，虽然有非常吸引人的奖赏与稳妥的安全逃脱计划，但毕竟这件事是“直接杀人”，还是重要人物。
国民党的人开始对他软硬兼施，可周驹就是坚持不干，最终特务们发飙了：竟然选中你，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
为了防止周驹临阵逃脱或暴露计划，国民党的人把他带到一个房间里住下，由人随时监视，以防意外。
为了万无一失，他们还反复教周驹怎么使用定时炸弹。
４月11日，“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抵达香港机场。
特工按计划执行，把炸弹伪装为牙膏，交给周驹，以骗过安检。
进去后，周驹就把炸弹放在身上。在打扫卫生时，他趁人不注意将炸弹放在飞机的引擎部位，放完后他就贿赂领班提前签字走人。
周驹从铁丝网爬出机场，由国民党的人驾驶汽车接应，返回太子酒店。
早在国民党实施暗杀任务时，我方在台湾的地下党同志就获知了，这些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冒着生命危险立即将情报告知周恩来。
情报内容显示，国民党很可能会在香港进行破坏活动，但是具体实施什么计划尚不清楚。
有了这则消息，周恩来再三嘱咐下去，一定要确保飞机安全。
飞机起飞前一天，外交部得到周恩来的指示后，约见英国驻华的领导，反复强调说：“中国有11人，明天将从香港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去万隆，请你们提醒香港当局注意，要对安全给予十分关注。”
对方听到非常重视，表示一定会转告香港当局。
那天，印度航空公司驻香港的办事处，接到了一位神情严肃的客人，他是新华社的人。
原来，细心的周恩来在嘱咐外交部后还是不踏实，他再次拨打电话给新华社香港分社，告诉他们去找香港当局与航空公司，一定要落实解决代表团的安全问题。
印航领导听到消息后，将信将疑：“不太可能，飞机不在机场过夜，只在香港停留１个小时，加油后就起飞，谁还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胆大妄为进行破坏！”
新华社的人再次强调：机场的工作人员，很可能就有蒋介石的人，很难保证这些人不会进行破坏活动。
看着对方如此严肃，印航经理不敢懈怠，答应他自己会亲自到机场监督燃油、食品、行李等问题，并派机械师对飞机进行检查。
香港当局在收到消息后，也派出警车监视机场入口与行李检查处。
经过大量检查与防备后，最终在飞机起飞时，定时炸弹还是停放在飞机引擎那里。
于是，就有了开头的一幕，飞机发生爆炸，蒋介石如愿以偿，可惜事后竟然发现周恩来不在飞机上。
原来在出发前，缅甸总理吴努盛情邀请，周恩来乘坐另一架飞机“空中霸王号”从昆明飞往缅甸仰光。
在周恩来得知国民党要实施计划时，他已经抵达昆明，因此他多次打电话吩咐下去，一定要保证“克什米尔公主号”的安全。
当北京传来电话，告知周恩来“克什米尔公主号”安全起飞时，他长舒一口气，整个人瞬间放松不少。
可第二通电话，让周恩来的心情又沉重起来。
电话里头说：南海上空听到大爆炸声，很可能与克什米尔公主号有关系。
周恩来脸色严肃：“立即查明情况，若飞机失事，即刻采取救援行动。”
后来得知失事确实是克什米尔公主号时，周恩来没有心情吃饭，心里像压了一块石头。
话说回来，周恩来自己乘坐的飞机，也是一路艰险。它比“克什米尔尔公主号”的性能差许多，速度也慢。
中途在新加坡还遇到雷雨区，为了保证安全，飞机迫降在新加坡机场。
新加坡有许多国民党特务，他们非常猖獗，为了保证周总理的安全，大家随时注意周围的可疑人物。
好在“空中霸王号”只是临时降落，当国民党的人知道中国代表团在新加坡停留，立即赶来谋杀时，飞机已经再次起飞。
另外一边，中国驻印尼的工作人员，看见飞机迟迟没有到达机场，心急如焚。
不久后，周恩来与陈毅等人乘坐的飞机，安全降落在机场上，大使馆的工作人员看到非常开心，仿佛悬挂在心里的巨石终于落下。
在机场上，周恩来郑重宣告：“和平友好的正义事业是破坏不了的。”
很明显，这句话就是送给那些在背后搞小动作破坏和平的人。
其实，蒋介石还留了一手。
在周恩来一行人刚刚抵达印尼时，中国使馆就收到一封没有名字的报信，里面写道：“台湾当局在３月10号就已经组织了28人的暗杀敢死队，准备在万隆会议期间谋杀周恩来等人。”
令人意外的是，这份密告竟然是暗杀成员给的。
他在信中说：“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实在不忍心谋害我们的周总理。”
收到消息后，许多人劝周恩来，为了安全，不要去参加万隆会议。
周恩来态度坚定：“文仗如武仗，不可能没有危险。我们是为了促进世界和平，增加国际友谊参加的，即使发生意外也是值得的，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接二连三的刺杀行动，无疑是对新中国赤裸裸的挑衅，陈毅在知道消息后，当即就发火了。
他召开内部会议，严肃讲道：“从今天开始，我们都有保卫工作，代表团人人都是总理的警卫员，我也是总理的警卫员！”
陈毅的慷慨激昂，感动了在场的不少人，自此，周恩来无论到万隆的哪个地方，都会有陈毅的身影。
他一边工作，一边警惕周围环境，把自己当做周恩来总理的第一警卫员。
另外万隆也加强了各方面的防卫工作。
最终，蒋介石两次计划都流产，万隆会议如期举行。
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在７天的时间里只睡不到20小时，而且很多都是间歇性休息，经常在沙发上将就一下。
当时周恩来已经５７岁了，而且刚做完手术不久，平均每天不到３小时的休息，年轻人都接受不了，何况一个中年老人。
会议上，周恩来从不放过任何一个发言机会，即使睡觉时间严重不足，在公共场合上，他依旧精神高度集中，留给大家最好的一面。
周恩来的秘书说：“虽然休息严重缺乏，但在各国代表面前，周总理留下的只有从容的反应，热情机敏的身影，外人根本看不出他的一丝一毫倦容。”
美国记者鲍大可对周恩来的表现非常惊讶，他曾说：“周恩来在万隆的表现，完全证明了他是世界上最有经验、才干最高的外交家之一。”
万隆会议上，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提出十项原则，促进了世界和平与各国经济与文化交流。
唯一让人遗憾的就是，“克什米尔公主号”的失事人员再也回不来了
现在北京八宝山烈士公墓中，有一个高高的纪念碑，上面刻着周总理的题字：“参加亚非会议的死难烈士公墓。”
他们分别是：新华社成员沈建图、黄作梅、李丙衡、广播部人员杜宏、电影厂摄影员郝凤格、总理司机钟步云、外贸副局长石志昂、外交部人员李肇基。
他们都是为国家事业奋斗在一线的人员，碑文最后一句话是：“为和平、独立、自由事业而光荣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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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小海洋
排版|李一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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