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以及日本、韩国、新加坡和越南，这八个经济体深受儒家文化影响，对儒家文化有较高的认同感。儒家追求现世的价值实现而不是来世或者彼岸，在日常生活表现为勤勉工作。
那么，在全球大变局下，“儒家经济圈”有着怎样的经济影响力和重要性？一起来看看长江商学院创办院长、中国商业与全球化教授项兵博士如何解读。

本文根据项兵博士2018年8月于北京举办的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儒商论域”论坛演讲整理而成。

儒家经济圈与东西方双向交流

2017年底，借鉴“盎格鲁圈”（Anglo Sphere）的提法，我提出了“儒家经济圈”（Confucian Economic Sphere，CES）概念，指儒家文化在社会文明体系中占有主导地位和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经济体，这些经济体都对儒家文化有较高的认同感。

儒家经济圈包括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以及日本、韩国、新加坡和越南八个经济体。儒家经济圈人口总量约占全球的22.5%，是美国的5.21倍，欧盟的3.31倍。

儒家经济圈之于全球的经济影响力和重要性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解读：

经济总量方面，按IMF数据，2015年儒家经济圈成员GDP总量18.28万亿美元，占全球比重为24.58%，首次超过了美国（18.22万亿美元，全球占比24.25%）和欧盟（16.45万亿美元，全球占比21.98%）成为世界第一。2018年，儒家经济圈GDP总量为19.94万亿美元，全球占比升至25.5%（美国为24.28%，欧盟降至21.3%）。

经济增量方面，儒家经济圈是近年来世界经济发展的最大“发动机”，2018年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

贸易方面，2018年儒家经济圈商品贸易总额占全球比重为26.3%，远高于美国（10.9%），低于欧盟（32.8%）。其中，儒家经济圈成员内部商品贸易比重较高（出口内部贸易占比40.7%，进口占比45.2%），但与欧盟（内部商品贸易占比64%）相比仍有很大发展空间。

在经济发展方面，世界银行对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显示，在1960年进入中等收入行列的101个经济体中，到2008年仅有13个进入了高收入经济体，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比例仅为12.87%。

而成功者中有五个来自于儒家经济圈：日本、韩国、新加坡及中国的香港和台湾（澳门在2018年成功迈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儒家经济圈的经济体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功比率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儒家经济圈的企业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扮演着越来越突出的角色，这是儒家经济圈经济与贸易取得飞速发展的重要支撑。

在2019年世界500强中，儒家经济圈有200家企业入选，占比40%。而来自于盎格鲁圈的企业数量为157家，占比31.4%。

值得一提的是，129家中国企业（含香港和台湾）入围，历史上首次超过美国（121家）。即使不含台湾地区入围的企业，中国大陆和香港地区的企业也达到119家，几乎与美国数量并驾齐驱。

值得观察的是，儒家经济圈各成员虽然在发展阶段、发展模式、政治制度、语言历史、人口与社会结构等诸多方面，存在比较大的差异。但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经济上都取得了很大的发展成就，并且从某种意义上探索出各自独特的、与西方有一定区格的经济发展模式。

对于这些观察我有如下初步的思考：

第一，世界政体一般被归为两大类：自由民主制度和威权制度。自由民主制度被认为是支持现代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和决定性政体形态。儒家经济圈成员政体制度有很大差异，但近几十年在经济发展上都取得了不俗的成就。

某种意义上讲，儒家经济圈各成员的政经关系及经济发展成就对传统西方理论作出了不同的回应。即就经济发展而言，政体固然很重要，但潜移默化的文化因素或许也会起到关键性作用。换句话说，在讨论儒家经济圈的发展时，我们或许可以跳出政体，关注和研究文化因素的影响。

第二，在全球大变革的今天，人类面临着发展模式转型和创新等一系列挑战。儒家经济圈的探索、多元与成就，对全球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从哲学层面讲，儒家经济圈的不同发展模式所取得的成就，可以被看成是儒家“和而不同”理念的经典实践。

面向未来，世界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或许会越来越多元，每一个国家和地区都有可能根据自身的发展阶段和文化特质，选择适合于自身的发展模式与道路。

第三，从东西方交流的角度看，工业革命以来，世界发展的重大议题和解决方案多数由西方提出并主导，东方鲜有建树与贡献。随着儒家经济圈的整体崛起，其发展经验及其哲学理念可能会对世界有借鉴意义。同时，对人类面临的共同发展挑战和文明的进步等，也许可以做出应有的重大贡献。

儒家经济圈的文化认同

儒家经济圈成员拥有显著的文化同源性，即源流于中华文明的儒家思想。

李光耀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亚洲价值观”（Asian Values），阐述了东亚经济发展背后的强劲推力是儒家文化。市场经济是“术”，而儒家文化是亚洲价值观之“道”。

李光耀指出，从根本上讲亚洲的成功原因归于具有儒家文化内核的亚洲价值的优点——秩序、纪律、家庭责任感、勤奋工作、集体主义、节俭等。

总体看，儒家经济圈的文化同源性和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重视教育和学习。

著名文化学者杜维明先生指出，儒家思想对教育的重视，可以视作一种公民宗教（Civil Religion）。

在儒家，始终有“言传身教”的家教训念。东亚经济奇迹，离不开教育的普及和高素质的劳动力。

第二，勤勉、务实、肯干。

儒家追求现世的价值实现而不是来世或者彼岸，在日常生活表现为勤勉工作。马克思·韦伯（Max Weber）说，“中国人的勤勉与工作能力一向被认为是无与伦比的。”

第三，认同多元文化，主张文明对话与文化和谐，具有宽容性、开放性、协商性与和谐性。

儒家倡导兼容并蓄、和而不同的处世价值。这种价值通过中华文化的历史构成（儒释道）与发展实践（多民族及在东亚社会的传播与普及），更充分地印证了“和而不同”理念的普适意义。

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Mahathir）指出，“亚洲价值是普遍的价值，欧洲价值是欧洲的价值。”

第四，政府主导社会经济发展。

从日本的明治维新到韩国的“汉江奇迹”，从新加坡模式到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在社会经济发展的现代化过程中，政府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主导作用。

1950年代日本的崛起也带着深深的产业政策烙印, 而这种产业政策模式在东亚四小龙的崛起及中国大陆的改革与开放中得到效仿、变革与放大。

李光耀先生指出，从根本上讲亚洲的成功原因归于儒家文化的优点。在集体主义意识和服从政府统一领导下，东亚人之间建立起错综复杂的个人社会关系网络，这种自发性组织下的关系网络成为东亚发展效率的社会基础。

第五，精英治国。

中国的科举制度长期影响儒家经济圈成员，在“学而优则仕”影响下，社会的精英选择从仕以致力于社会发展，把通过从政来服务社区作为首选, 这与西方精英的价值取向与选择是不同的。

这种治国理念深深根植于儒家经济圈成员社会，成为了一种文化基石，对于保持国家领导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和而不同，互学互鉴

二战后，儒家经济圈的整体性崛起开始于“日本奇迹”，之后是“亚洲四小龙”，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大陆紧随其后并延续至今，近年来越南经济发展迅猛。作为一个整体，儒家经济圈整体展现出领先于全球的经济发展优势。

儒家经济圈虽然有长期、显著的文化认同，但在社会经济发展阶段性、发展模式、政治制度、历史、语言、资源禀赋、地理位置、地缘政治环境、人口与社会结构等诸多方面，都存在比较大的差异。这种状况，很好地诠释了儒家“和而不同”理念。

因此，关注与研究儒家经济圈成员的差异和优势能力，倡导彼此互学互鉴，互补短长，对于增进儒家经济圈成员之间，以及儒家经济圈临近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合作与社会协同发展具有非常务实的意义。

日本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诸多方面值得儒家经济圈其他成员学习借鉴，突出体现在发展模式、和谐社会、人和自然的关系、创新及企业生态体系等层面。

在明治维新以前，日本历史上长期学习中华文明，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近现代，尤其是明治维新以后, 日本积极向西方学习，与西方价值实现了成功对接，开创并曾引领了二战后的“亚洲经济奇迹”。

日本能够放下“身段”，在保持文化自信的前提下成为东西方融合发展的一个典范，在追求现代的同时保护和传承了优秀传统。日本向外来文化学习的理念、方式和方法可圈可点。

日本是和谐社会的一个样板。一方面，秉承“天人合一”的发展理念，注重人与自然稳定关系，倡导敬天爱人。另一方面，在人与人关系方面，践行人各有梦，友爱和谐。

此外，日本的国民教育和素质举世闻名。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日本实现了全民致富，形成了中产阶层为多数的社会结构——这是社会和谐稳定的一个先决条件。有别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模式。

创新是日本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以专利技术为主要衡量标准的科睿唯安（Clarivate Analytics，前汤森路透）《2018-2019年度全球百强创新机构》中，日本有39家企业上榜，美国有33家企业，中国只有3家企业。

日本企业展现出了全球领先的科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在汽车及零配件、半导体及材料、电子元器件等领域，拥有突出的创新力和竞争优势。

另一方面，日本在管理理念创新方面也有很多世界级贡献，创造出JIT（Just in time，准时制造生产方式）、TQC（Total Quality Control，全面质量管理）、LP（Lean Production，精益制造）等影响世界的原创的、具有普世价值的管理思想和工具。在这方面，中国企业的差距比较大。

日本是儒家经济圈内唯一拥有一批世界级B类企业的国家和地区，如丰田、本田、索尼、松下、新日铁等，它们既是创新的主要实践者，也是社会财富创造与分配的主导者。这些世界级的B类企业，是日本现代性的核心构成，这与中国的国企和民企为主导的企业生态体系形成了对比。

近年来，日本的基础科学与研究厚积薄发。目前，日本拥有25位诺贝尔奖得主，其中有13位在2008年以后获奖。获奖者中，物理学奖11人，化学奖7人，生物和医学奖4人，展现出较强的全球优势。

从上述诸多方面看，日本的发展理念和经验可能值得儒家经济圈各成员学习借鉴。

日本模式也有其潜在局限性：

第一，女性地位相对低下，女性劳动参与度偏低。

第二，过于重视论资排辈，这可能不利于激励创新和培养新生代的颠覆力量。过去30年，日本企业结构相对固化，几乎没有再诞生新的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企业，富豪榜中新鲜面孔出现不多。

第三，日本社会过于尊重规则的，或许从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大风流”创新的能力，2018年全球22家“超级独角兽”中，美国和中国各占19家，没有一家日本公司。相比于日本，中国大陆更有商业模式创新的冲动和活力，有许多值得日本学习借鉴的经验。

自1965年成为一个独立国家以来，新加坡取得了令世界称赞的发展成就。在新加坡公民中，华人约占74.1%，大多数新加坡华人的祖先源自于中国南方的福建、广东和海南。

祖籍中国广东梅州且受过系统英国大学教育的李光耀带领新加坡独创了一个东西方文化与社会制度融合互补发展的“新加坡模式”。

首先，践行依法治国。李光耀指出，新加坡历史传统与英国殖民有百多年的紧密联系，英国的法制深远影响。

其次，政治体制上，新加坡实行西方式的议会共和制。在此基础之上，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地位稳固，西方据此也认为新加坡实质采用的是威权主义。威权主义与法制的结合，是新加坡模式的一个重要特点。

第三，新加坡的经济发展模式被认为是“国家资本主义”（如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IC, 淡马锡等国家控股的投资公司），同时倡导发展自由市场经济（跨国公司总部经济）。通过建立开放、包容与国际化的社会文化，新加坡成为全球化水平及经济自由度较高的发达经济体。

作为东西方价值对接与文化交流的一个范例，新加坡与日本所采取的方式有所不同。

日本之外，“亚洲四小龙”（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和韩国）是为数不多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其道路和方法值得中国大陆和越南学习借鉴。

面向未来, 求同存异，共谋发展

近几年，儒家经济圈成员间也出现过一些分歧、争议和摩擦。有些是历史问题，有些是经济贸易利益关系，由此可能也导致彼此之间错失了一些重要的战略合作发展机遇。

面向未来，儒家经济圈应以新思维、新格局，关注文化的根源性，重视经济的耦合性。秉承“和而不同”的儒家价值，将发展差异化视为一种互补优势，增强相互之间的沟通、学习和交流，建立广泛、深远和紧密的经济发展战略合作体系。

儒家经济圈应高度重视彼此间紧密且庞大的经济利益，和日益增长的经济耦合度和互补性。

一方面，重点推进中、日、韩自由贸易，积极构建儒家经济圈的自由贸易体系，以及相关的FDI、汇率、清算等制度等。在此基础之上，整合两个既有的区域自由贸易合作机制（10+3和ASEAN），将儒家经济圈的影响力全面拓展到整个东亚地区，形成一个经济发展合作紧密、文化融合又和而不同的开放、包容、协作、发展的全球社会经济发展新极地。

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勤勉工作、开放学习和注重教育等儒家文化力量及形成的独特劳动力资源禀赋，加快促进儒家经济圈劳动力市场和知识经济的自由流通，使经济合作与人文交流能够协同发展。

东西方双向交流及东方智慧的现实意义

从文艺复兴到今天，全球发展的重大议题和解决方案多数由西方提出并主导。在东方，我们多以“仰视”的惯性思维，追随、拷贝及应用于西方的思想与解决方案，并陷入到“中西之分”和“体用之争”等思维束缚，难以真正全面赶超西方并实现全球引领。

今天，全球处于多重颠覆式变革聚焦于一点的重大历史变革时期，表现在发展模式、颠覆性技术及创新、投资与贸易体系重构、国家治理与契约关系、地缘经济与政治、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等诸多方面。

面对诸多全球性发展挑战，世界的繁荣与发展需要新思维、新视野以及新的解决方案。也许面向未来，文化的力量值得进一步重视与研究，世界或许需要更多来自东方的智慧。

一方面，儒家经济圈名义GDP在未来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会进一步扩大而持续引领世界经济的增长。

面向未来，秉承“和而不同”的理念，儒家经济圈应该继续互学互鉴，进一步增进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体化程度，更大程度上释放儒家经济圈的经济潜力。

另一方面，儒家经济圈理念的构建与发展，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和贸易，还应聚焦于如何解决全球重大发展问题，贡献我们东方的方案和智慧。一个日渐强大、繁荣、文明、和谐的儒家经济圈，无论是发展成就还是发展模式与理念，都会普惠于世界。

面对多变的世界和各种发展挑战，儒家经济圈的发展探索，成功和失败的经验，对世界的发展可能会产生重大的借鉴意义，对解决世界性重大问题可能提供不同的思维和方案，为人类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作出应有的贡献。

要实现上述目标，需要我们跳出传统的、较为流行的东方之于西方的仰视思维，建立“月球看地球”的俯视思维。

基于这种格局、视野和思维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儒家经济圈是有可能诞生新生代的休谟、康德、胡塞尔一样的伟大哲学家和思想家，像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一样的经济学家，以及“青霉素式”的重大发明。

继美国之后，儒家经济圈或可产生一批全球引领式的“大风流”创新，如谷歌、脸谱、亚马逊、特斯拉等颠覆性创新型企业，真正实现对全球发展的引领。如果上述目标得以实践，即开启了东西方双向交流的新时代，这或许可以成为新一轮思想启蒙的一个起点。

作者 | 项兵

来源 | 环球时报，略有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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