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新中国的第五个五年计划（1976-1980）
经济脱离不了政治，“四五”中期的中美关系解冻实际上体现了当时国际政治局势的重大变化。
自60年代以来的十几年里，美国作为资本主义阵营中超级大国的地位开始发生动摇，日本与西欧的经济实力不断上升，并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美苏从二战后的冷战共处过渡到美苏缓和中的激烈争夺态势。这一时期，国际上的全球化联系增强，世界开始向多元化发展。
中美接触是中国、美国双方共同的需求。对中国而言，面临的国际形势好转。
在国内，“四五”末期经邓小平的治理整顿措施，被文化大革命冲击的经济秩序形势一度好转，奈何75年末邓小平再次陷入政治风波，紧接着1976年随着周恩来、朱德，特别是毛主席的去世以及唐山大地震重大自然灾害，76年的中国处于极端困难时期，整整一年里经济上无所作为。
1975年1月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后，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全国经济形势开始好转，即着手研究编制了1976-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草案，其中包含了第五、第六两个五年计划的设想。但是，由于75年末开展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十年规划纲要草案实际未能执行。
1976年末，排除了“四人帮”，事实上的文化大革命终于告一段落，华国锋同志执掌了国家领导人岗位，人民要吃饱饭，国家要稳定，要发展，全国上下的心思才真正有所扭转，关心起国民经济来。政治上艰苦的拨乱反正，一大批有才干的老同志得以重新走上工作岗位，这样直到1977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并下达了国家计委《关于1976-1985年国民经济发展十年规划纲要(修订草案)》，其中包含了国民经济”五五”计划。
面对经历了十几年政治挂帅的经济体系,”五五”计划目标首先是稳住国内形势，因此目标并不十分明确，主要任务是:把农业搞上去，把燃料、动力、原材料工业搞上去，到1980年要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
“五五”计划期间，政治上是拨乱反正，统一思想的过程。经济上，与统一思想相互交织，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分水岭，分前后两个阶段。
“五五”前半期，虽然文革已经结束，但是文革造成的混乱还未得到系统纠正，经济中”左”的思想倾向依然存在。因此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前的过渡时期，经济发展又出现了过热与冒进的情况。虽然此时中国经济各领域都开始出现自下而上的改革压力，但是经济仍然沿着原先的体制发展。
1978年12月（18-22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党全国上下思想基本统一，提出在坚持党的领导基础上，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忽如春风佛面，“承包制”、“市场经济”等搞活经济的实践活动如星星之火，农村中开始试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城市里私营经济重新登上历史舞台，原先的封闭经济向对外开放转变。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也开始探索起步。
国民经济第五个五年计划实施结果，经济增长速度加快，但由于政治变迁的因素，还是大起大落的增长模式。”五五”时期平均经济增长速度为6.5%，比”四五”时期高出近1个百分点。沉重的1976年，经济出现倒退，增长率为-1.6%，之后的第三年又出现了过热，增长率达11.7%。随后经过两年的治理整顿，经济增长恢复到7.6%和7.8%的稳步增长，主要产品指标大部分基本完成。
五五后期，建立在政治稳定基础上，全国上下一条心搞建设，经济数据平稳增长，初现活力，并且表现出了与过往二十年不同的特点。非农人口比例开始抬头向上；贴近人民生活需求的轻工业先行发展，占工业总产值的比例上升；粮食产量创建国后新高，第一次感到不缺粮食；油料增长幅度超预期，表明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客运量、尤其货运量增长强劲，说明市场活跃，来往增加。
1976年10月后，排除了“四人帮”，贯穿今后几年的国家政治、社会大事也反映了那个时期国家基础制度建设的及时完善和全国上下只争朝夕多干事的万丈豪情：
- 1977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成立，说明开始重视社会人文研究教育对社会进步的重要作用。
- 1977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则上批准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提出的今后８年引进新技术和成套设备的规划。
- 1977年9月，国家科委成立，意识到科学技术对社会进步的引领作用
- 1977年10月，确定恢复因文化大革命暂停了十年的“统一考试、择优录取”、公平竞争的高考制度。并在当年立即实施，全国共招收27.3万人，成为1977级大学生进入大学。
- 1977年10月—11月，中科院研究生院成立，各有关高校和研究机构恢复招收研究生工作，着手规划大规模培养高层次人才；全国自然科学学科规划会议举行，研讨四个现代化的布局及实现途径；国家计委提出十年长远经济计划。
-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制定了《一九七八－一九八五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草案）》。
- 1978年8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在北京签订。
- 1978年12月，中美建交联合公报发表，决定自１９７９年１月１日起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同日，美国宣布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
- 1978年12月（18-22日）具有历史里程碑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
- 1978年12月，上海宝山钢铁总厂举行动工典礼。至1985年11月、1992年4月，一期、二期工程建成投产。2001年5月，三期工程通过竣工验收。
- 1979年1月，邓小平对美国进行访问。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美国。
- 1979年7月，决定先在深圳、珠海试办出口特区。
- 1980年8月，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设立经济特区。
除了上述的平铺直叙，回顾新中国这个时期伟大的转变，还可以从几个故事深刻体会、理解全国人民和各阶层当时的心情。
农业——小岗村的故事：
1977年6月21日，前任过铁道部部长、轻工业部第一副部长的老红军万里同志，受重托抵达合肥，出任文革重灾区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兼安徽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安徽省革委会主任。
当时全国各地都在清理混乱，准备前行，唯安徽死水一潭。万里同志到任后的第二天起，就快刀斩乱麻地改组了不思进取的原安徽省领导班子。紧接着各类问题的汇报见闻，使得万里同志意识到，安徽省的经济问题远比政治问题要严重。于是，他亲自带队，轻车简行做了一次长达20多天、走访近20个县的农村调查。
当时陪同万里同志下乡的，是主管农业的安徽老革命、省委书记王光宇同志，最熟悉全省农村、农业。同行者，除了驾驶员、警卫员就只有秘书，大多数时间，万里把王光宇请到自己车上，在路途中交换意见。从淮北到皖中，再到江南，事先不打招呼，说走就走，随时可停。每到一地，一竿子插到村，访到户，只看、听、问。把全省大部分地区都跑到了，结果越看越听越问心情越沉重。
回忆起这次农村调查，作为老红军的万里说了一句十分感伤的话:“我这个长期在城市工作的人，虽然不能说对农村的贫困毫无所闻，但是到农村一具体接触，还是非常刺激。我们有些人瞎指挥，什么都管，就是不管农民的死活。”
在定远县卢桥，万里看到一个上身没有内衣只穿了件空心棉袄、腰间系着条旧布带的青年农民，挑着一副担子，走累了，正在路边休息。就上前交流，问他有什么要求，他拍拍肚皮说:“没有别的要求，能填饱肚子就行。”
在农民住的茅草棚里，他看到床上铺的是破芦苇，盖的是烂棉絮，；闻到的是锅中用胡萝卜缨子和着地瓜煮成的黑糊糊的饭。
到了以讨饭闻名的花鼓之乡凤阳县，他亲眼看到蓬头垢面拖儿带女的农民，成群结队在同拦截他们的干部“玩”着“老鼠和猫的游戏”，争先恐后地扒车外流。有干部说:“这里的农民有讨饭的习惯。”万里听了，气愤地说:“讲这种话，立场站到哪里去了，是什么感情？我没听说过，讨饭还有什么习惯！我们的农民是勤劳的，是能吃苦的，是要脸面的，我就不相信有粮食吃，有饺子吃，谁还愿意去讨饭！种粮食的农民饿肚子，这说明我们的政策不对头！”
革命老区大别山金寨县某公社乡村，车子进不去，徒步上山的一户低矮残破的茅屋，万里进去，黑暗中隐约看到锅灶旁的一堆柴草里坐着一位老人和两个姑娘。一番艰难交流后，得知三人只有上衣，没有裤子穿，只能蜷缩在锅灶旁。万里再也看不下去，慌忙转身出门，站在阴冷的山风里，好一会才平静下来。
又一户，家徒四壁，衣衫褴褛的母亲把三个没衣服穿的孩子盖在锅里，利用锅里做饭的余热取暖御寒。走出这家茅屋后，老红军已是泪流满面。
这次的农村调查，给了万里极大震撼，回合肥后的全省各市县书记会议上，老红军动情地说：“大别山革命老区的人民，为我们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那么大的贡献，。。。可是，解放以后，我们搞了那么多年建设，老区的老百姓还是衣不遮体、食不果腹，十七八岁的姑娘连裤子也穿不上！我们有何颜面面对江东父老，问心有愧啊！中国的革命是从农村起家的，是农民支持了我们；但是进了城，我们有些人就把农民这个母亲给忘了，忘了娘了，忘了本了！”
由此，万里同志意识到“首先得想办法让农民有饭吃！否则，连肚子也吃不饱，一切无从谈起。”，“我们要用新的政策、新的办法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安徽省按这个思路，很快出台了一个《六条》规定，下发到全省。《六条》强调生产队必须有自己的自主权，要建立起农村生产责任制，甚至允许生产队下面组织作业组，且允许责任到人，并鼓励农民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等等。它是全国第一份突破“左”倾禁区的有关农业政策的开拓性文件。
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也才有了小岗村的故事。
工业——宝钢的故事：
“文革”十年，国民经济濒临崩溃。从1962年到1977年的短短15年，日本钢产量达到了1.19亿吨，而中国只有2000万吨，相差近1亿吨钢！
当时排除了“四人帮”后，从中央到地方都洋溢着一种可贵的急于把丧失了的时间夺回来的热情。1978年2月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了“新建和续建120个大型项目，其中有10个大钢铁基地、8个煤炭基地、10个大油气田、30个大电站、6条铁路新干线和5个重点港口”的建设规模。
当时，上海是仅次于鞍山、本溪地区的全国第二大钢铁基地，1976年的钢产量已达430万吨。但是上海钢厂没有生铁，430万吨钢所需要的生铁，要靠武钢、本钢、马钢等企业按国家计划调拨，一年数百万吨，既加重了原本已不堪重负的铁路运力负担，又限制了上海钢厂的发展。按上海钢铁厂的生产规模，年生铁缺口达300万吨左右，上海新建一座炼铁基地已是十分迫切。
于是，研究请示后，1977年3月，冶金部报请余秋里、谷牧副总理，上钢一厂建设两座1 200立方米的高炉正式立项。正式规划时，驻沪空军的意见推翻了选址。7月至9月，规划组再次到长江口考察，经反复比较，确定在宝山境内的浏河口至石洞口一带建造两个2500立方米的大高炉。打算一揽子解决上海缺铁、武钢、本钢、马钢调不出铁以及铁路运力紧张等问题。
正在此时，冶金部副部长叶志强从日本考察回来，依据考察的认识，2500立方米高炉方案被否定，炉型再次加大。
两个月后，国家计委、国家建委、冶金部、外贸部联合上书国务院并获准，“抢建年产500万吨生铁的上海炼铁厂，引进两座4 000立方米高炉及相应的炼焦、烧结成套设备，厂址选在宝山月浦机场，力争1980年建成”。
1977年10月22日，冶金部副部长叶志强等来到中南海，向中央政治局汇报访日见闻和感受。几句开场白以后，叶志强请中央领导同志观看了新日本钢铁公司赠送的一部影片和幻灯片。
电影放完后，这些领导同志被影片中的画面震撼了……
烟囱里没有浓烟滚滚，宽大明亮的厂房里洁净如家，工作现场一尘不染，比中国的医院还要洁净；看不到成群结队的浑身油泥、大汗淋漓的工人，厂区几乎看不到人影，只有少数几个人坐在计算机屏幕前指挥着生产；比中国大10倍的高炉高耸入云，还有比中国大10倍的300吨以上的转炉和每秒竟超过了70米的全连轧钢机……
叶志强汇报说：“在日本时，服务员送来易拉罐啤酒和饮料，我们没见过，不会用。日本人竟能把钢铁轧制得像纸一样薄，还印上了彩色图案。那个罐头，用手指一拉就开了，所以叫易拉罐。我们的铁皮罐头是焊制的，要用特制的锥子才能撬开它。大使馆提供我们使用的车是我们最好的轿车了，面板用的是热轧钢板，既厚又重还要生锈，涂漆后光洁度也不好，而日本用的是冷轧板，酸洗、镀锌、电烤漆，轻盈透亮……”
后来又经过当时新日铁社长稻山嘉宽与主管工业的李先念副总理的交流，他向李先念讲了目前世界钢铁业的发展现状和趋势，以及日本、欧美钢铁的先进工艺。他的话，引起了李先念的重视和思考。
是的，中国实在太落后了，特别是钢铁。国家发展需要钢铁，为此，我们每年需要进口四五百万吨，而中国的外汇储备少得可怜，钢铁一块就占去了好大一部分。李先念长期分管中国财经，心里比谁都清楚。他曾经多次同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等领导人议论发展中国钢铁的问题，特别是看了叶志强从日本带回来的影片后，认识到中国发展钢铁工业必须走新路，老路是行不通了。
稻山嘉宽的来访，更坚定了李先念的想法。会谈后，李先念代表中国政府向稻山嘉宽表示，请新日铁考虑与中国进行技术合作，建设一个年产五六百万吨的钢铁厂。
最终，稻山嘉宽说服中国有关部门放弃了单纯建一个炼铁基地的设想，促成了中国下决心在上海单独建设一个全新完整的钢铁联合企业。这个钢铁工业基地，预计最少要花300亿元。中国当年的财政收入才800亿元。
其后，又经历了详细的选址、经济型分析，1978年5月14日，上海市“革委会”、冶金工业部联合向国家计委报送《上海宝山钢铁总厂计划任务书》。1978年8月12日，国务院正式批复《上海宝山钢铁总厂计划任务书》。
搞活开放——深圳特区的诞生：
从1977年开始，中国开始与国外谈判引进外资。从1977年秋当时的国家计委提出“8年引进65亿美元”，跳到“8年引资180~200亿美元”的新计划，这个跳跃只用了半年。但是引进了外资怎么用？手头储备的项目不足，国家计委就给中央打了个报告，“让干部出去看看，落实引进规划。”
1978年春天，中央派出的4路人马相继出发。以林乎加率队的代表团赴日；以李一氓为团长，于光远、乔石为副团长的代表团走访南斯拉夫；以段云为组长的港澳经济贸易考察团，对香港、澳门进行实地调研；副总理谷牧则带着经济代表团访问了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德国等西欧五国。
在外面所看到感受到的一切，给这些高级干部们极大的冲击。尤其赴欧洲的代表团深切感受到，欧洲各国对中国的强烈兴趣。：联邦德国黑森州副州长卡里表示可提供200亿美元存入我银行供我使用。北威州州长屈恩在宴会上提出，如我愿意接受50亿美元，可以马上定下来，接受200亿美元，宴会后谈判1小时就可以定下来。法国巴黎国民银行在我代表团回国前，就派人来京商谈提供25亿美元存款的事宜……
我们雄心勃勃地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外汇贷款正是急需的。但是问题接着就来了，能否更大规模地引进国外技术设备，归根结底取决于我们的支付能力。而只有出口更多商品，取得更多外汇，才能引进更多技术设备。
就在大家为在当时的体制下用什么样的办法来取得外汇收入伤脑筋时，后来成为新加坡副总理的吴庆瑞在访华时大胆建言：“你们敢不敢办像台湾那样的出口加工区？敢不敢办像自由港这一类东西？你看新加坡、香港，他们的经济就是这样发展的。”
同时期，1979年的春天，广东省根据管理毗邻香港地区多年的逃港居民的一些行为和言论，也提出了建立经济特区的建议。
1979年4月下旬，中央召开专门讨论经济建设的工作会议。广东省委提出:希望中央下放若干权力，让广东在对外经济活动中有较多的自主权和机动余地，允许在毗邻港澳的深圳和珠海及属于重要侨乡的汕头举办出口加工区。
当年5月，国务院经过组织调研，回来后给中央写报告，建议国家可以划出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来做试验。
1979年的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达的（1979）50号文件批准了广东、福建两个省委的报告，并说“出口特区，可先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的问题。”
50号文件出台后半个月，《特区条例》的起草工作开始启动。1980年8月26日《特区条例》获五届人大第十五次会议通过。这一天，成为中国经济特区的成立纪念日，也是深圳经济特区的生日。
斗转星移，四十二年过去后，今天的深圳已成为世界最具活力的创新特大城市。润泽出了以华为、腾讯、比亚迪、大疆为代表的中国创新企业群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