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新加坡开学较早，2020年1月8号，也是我结束2019-2020学年上学期的复旦最后一门考试的当晚，我就启程来到了新加坡，作为交换生，步入南洋理工校园，开启新学期。
关于“效率”
在这里认识了很多新朋友；在新学期为交换生开办的orientation上，学校方面，展示了一组数据，这学期来自全球的交换生一共是1000多位，其中来自中国内地的是11位，其中我们复旦大学的是6位。但实际上，持有中国护照的交换生占比很大，我所在一个交换生微信群中，中国人超过百位；新加坡为华人社会，对于在美国、澳洲、加拿大读本科的中国籍本科生而言，也许算得上一个比较有吸引力的选择。在后续的交往中，我所认识的朋友也表现出了对新加坡很大的好感：有诉求将一学期的交换延长为一年的；有表现想要在研究生阶段来新加坡进修的。对于这里的管理和学校的行政效率，大部分认识的朋友都是非常赞赏的。
新加坡的效率，是令人印象深刻的；我在这里的校园邮箱里，在超过工作时间的深夜里，都会收到来自学校的信件，关于疫情，关于他们的措施。发邮件给学校，超过工作时间后，仍然会收到回复，在表面的一切照常之下，其实是时刻待命的行政团队。“外松内紧”用来形容他们是非常恰如其分的。
截至目前，NTU的教职工和学生中共有9位被测出了阳性，学校会通知到每个人关于每一个病例的详细情况，他们的感染原因，他们的现状；其中的一部分，已经出院，在出院之后，学校也会给大家发邮件，通报他们已经得到了妥善的治疗，并且已经出院，这种全方位的信息公开，也给了大家很大的信心，对我这一个初来乍到的交换生而言，我会真心的称赞他们的学校的态度和效率。
他们中的大部分，其实并没有来过学校，由于海外疫情的爆发，新加坡政府召回了在外的公民，这9位中的绝大多数是由于海外旅行史而招致感染的，据我所知，由于本地感染群而感染的仅有两位。
在最近的两天内，出了一个涉及到本地感染群的案例，小道消息刚出，学校随后就正式通报了这个案例的详情，可以说流言和正式的通告之间的时间差很短。他们快速封了该案例的活动范围，食堂开始不能堂食，要打包回宿舍吃；宿管办出了通告，告诉大家可以选择退宿，并会补偿住宿费；这一系列的举措是非常之快的。
关于“口罩”
在疫情爆发的初期，其实可以很明显的分出同胞和当地人。还和朋友开玩笑说：通过分析戴口罩的比例，便可以看出同胞的比例。
买口罩的路上是有闭门羹的，但幸好响应的速度快，在初期，我买到了50只口罩。我在这里住学校的宿舍，住的是双人间，我的舍友是新加坡人。我买到了口罩之后，和她说可以用我的口罩。她很礼貌地对我表示了感谢，但是也很直接对我说，口罩是生病人的人才需要戴的，她很健康，她不用戴。和当地同学的交流也让我发现，对于戴不戴口罩这个问题上看，至少初期而言，他们不戴，很大程度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不用戴”。
不同的国情，不同的舆论环境，对人的行为的影响是很大的。这边的课程设置上很大的一块是讨论课，与当地同学面对面的交流，戴口罩对我而言其实反而需要很大的勇气。
在寝室里和舍友相处，我也会选择在寝室外戴口罩，我也担忧我的行为会对她产生一定的心理压力。让一切照旧，让每个人平静一点，我想也是一种表现尊重的方式。
现在的我，所持有的观点是：戴口罩更多的是一种个人的选择。每个人的选择都是出于个人逻辑和大环境之下的综合判断，不必有过分的道德批判。
关于“回国”
在这个学期，有一门的专业课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这节十几个人的课，新加坡学生仅有5人，剩余的基本都是外来的交换生。在上一周的课程中，离开了4个荷兰同学，2个英国同学，2个加拿大同学，是被他们的学校召回的。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疑窦，疫情告急的欧洲尤其英国，其情形会比新加坡来得更为安全和稳定吗？这也让我思考很多，让人感到安心和安全的，可能并不在于外部对这个地区或者国家的判断，回到那个最令人熟悉的地方，对于个体来说，可能才是最安心的选择。
就在今天，三位熟识的朋友要踏上回程的航班；家人的催促，自身对新加坡安全评估，这都是影响到他们决策的重要因素；最优的选择似乎是无解的：机场感染的风险，新加坡的疫情会不会爆发，要不要顺利的以正常的形式参与考试完成这个学期；在国内的家长对新加坡安全形势的评估；这些因素的权重在每个人的心中都不一样，选择权在自己的手上。
刚刚和朋友通话，他定了今晚6点回广州的机票，他问我应该走吗？他很可爱的，他最担心回国没有每天一杯的星巴克。我私信不想让他走，但只能和他说和妈妈商量一下。
吃好喝好学习好，保持冷静。可能是我目前最应该做的了。
关于“朋友”
在两个月中，认识了一个交往很深的朋友，她从武汉来到新加坡，而其本身在美国麻省的波士顿上学，这里我称她为小T。
我和她在一开学就已认识；今年的除夕夜1月24日，正值周五；学校放三天假期。也就是在除夕夜前，武汉封城。小T在一开学就已经向我说明了，她来新加坡交换的意图就是借助新加坡的地缘优势可以回家过一次年，由于美国求学，她已经两年没有回家过年了。
很可惜，这也是第三个她无法回家度过的春节。
取消回国的计划，对她而言，是一个不容易做的决定。于我而言，不回家过年，还带着一种新奇，但于她而言，心情比我要复杂很多。亲人位于疫情爆发的震中，回国期望的落空，微信微博负面信息的轰炸，对她而言并不好受。
我所在的南洋理工大学，在学期的中期有一次期中假，加上周末，为期九天。由于春节无法完成回武汉的心愿，也许期中假是一次机会。期中假是三月初开始放，她那时候想，给武汉一个月的时间，也许是够的。
随着国内疫情的发展，这个计划，最后也落空了。漫长的九天，又是初来新加坡的兴奋，我和小T，还有另外几位中国朋友一起计划要去周边的国家的玩。在这群伙伴中，只有我是在中国上学的，其余的朋友分别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求学。
我们在这场疫情中，早期从我个人的观感上看，敏感度不是很高，因为在那时，新加坡的案例很少，周边的亚洲国家的案例并不多，我们在这里对于国内的关注度虽然很高，但是那种身处震中的感受其实不多，出门游玩，到商场吃饭，仍然是照常的。
身处国外的经历，也让我感受到一种割裂；一方面，在国内的朋友亲人都在隔离的时候，出门游玩，让我觉得我好像不够“共情”，有一种愧疚感；另一方面，对于旅行，又有一种自然的渴望。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大三学生 宇欣
新民晚报记者张炯强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