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1960 年代起，新加坡现代化的一个特点，是没有否定英治时期的一切，甚至继承了好些发展策略、制度与政策。这当中的一个重要背景，是新加坡先建国，然后“新加坡人”才被建构，这既颇有“存在先于本质”的况味，亦反映对开国精英而言，新加坡从一开始，就是“人工国家”（artificial state）。
正如李光耀在 1961 年所说，新加坡的人，“没有共同的种族、语言、历史与政治制度……独立先于建国所需要元素的生成”。这是新加坡建国重要的前设──正因为新加坡是人工国家，它既因为欠缺稳固基础而显得脆弱，亦说明对建国精英而言，新加坡要自立于世上，急需满足国民的物质生活条件。
1961 年国庆节，李光耀说：“我们希望建立一个现代社会，在此当中，人们会因工厂制造愈来愈多便利生活的东西，而日子过得更好……谂诗写作是文明社会的重要元素，但同样重要的，是螺丝与车床的转动，它们能够起动我们的现代世界。”这种物质生活先于一切的想法，形塑了新加坡的 5C 文化（1. Cash ; 2. Car ; 3. Credit Card ;4. Condominium ; 5. Country Club，这都反映物质与消费至上的世界观），到今天，这仍然是新加坡实用主义重要的前提。
新加坡国父们，不少都曾在英国接受教育，例如李光耀曾在剑桥大学攻读法律，拉惹勒南（SinnathambyRajaratnam）在伦敦国王学院修读法律，吴庆瑞（Goh Keng Swee）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完成经济学博士课程。三人的共通点，在于他们都视英国制度为现代化楷模。按 C. J. Wee Wan-ling 的说法，李光耀着眼于上述“机械”与“工业”的现代化，其一大目标是赶上甚至超越白人水平。
星、马分家之后的 1966 年，吴庆瑞在演说中指，英国殖民统治者为马来群岛开展了初段现代化，令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得以走过当中的阵痛。拉惹勒南则在 1972 年演说中解释，新加坡没有走上灭亡之路的原因，是得力于执政党着眼未来的政策、“将新加坡转化成一种新型城市──环球城市（Global City）……拥抱世界（world-embracing）的城市”。这种视世界为腹地的国家发展方针，一直沿用至今。
现代化史观的政治计算
新加坡国父们建国阶段先着眼未来，是因为顾虑新加坡多种族的背景，故此他们希望以共有的现代物质生活、现代化进程中的平等机会，淡化种族差异，建构“新加坡人”意识。有历史学家留意到，拉惹勒南视莱佛士到来新加坡、开放港口、吸引移民为新加坡历史的开端，并视之为“历史的正确使用方法”（proper use of history），其一大用意是令民众聚焦自殖民时代开展的转口港经济发展，避免探讨各族群在新加坡的历史地位、触发新加坡内外潜在与充满血腥的种族冲突。
事实上，拉惹勒南曾以香港为例，解释人民行动党为何视莱佛士为国家记忆一部分、不随便拒绝承认过去。对他而言，以“一国两制”方式移交主权的香港，是“务实政治”的参考案例，因为这表明，邓小平与其同僚已离弃对“帝国主义过去”“充满孩子气的口号”（infantile slogans），转而更成熟地“运用想像力与具智慧地利用殖民地的过去”（Learn to use the imperial past wisely and imaginatively）。
这种经小心政治计算与剪裁的新加坡现代化史观，可见于新加坡政府出版的刊物《事实与数据》（Factsand Figures ）。星、马分家前的 1964年，刊物仅列出新加坡历史中的大事回顾，且从 1819 年莱佛士开埠新加坡开始举列；在此之后的大事，焦点都放在新加坡治理架构的转变，例如 1826 年与槟城、马六甲合并成为海峡殖民地、1867 年海峡殖民地归由英国殖民地部管理。
分家后的 1967 年，新加坡的历史书写变得更详细，不再限于大事年纪形式。内文提到，“现代新加坡”诞生于 1819 年。新加坡的战略位置、自由港政策与生产，令其经济与贸易得以在开埠后头 40 年极速增长。20 世纪初，新加坡已成区域金融、市场推广与经济活动组织中心。这里所描绘英属新加坡身份，都只集中于经济而非文化层面，这与新加坡建国精英立国初期的未来发展愿景很一致。
差不多十年后的 1976 年，刊物如此陈述新加坡的历史：“因着政治与劳动力的稳定，新加坡的力量与影响力范围持续增长。她在商业、通讯与金融的领先地位得到巩固，她的制品也令人印象深刻地进入了世界市场。就如 1823 年莱佛士所预期那样，新加坡成为东方的商业中心与骄傲。”
延续英殖政策 推动现代化
换句话说，从官方论述看，新加坡的现代化进程，其实是透过延续英帝国时代的全球化与自由贸易政策连接世界，而莱佛士就是这些政策的始创与奠基者。是以，今天新加坡的国家历史教科书书写英治时代时，都着重两点：新加坡的经济贸易如何因而蓬勃、使之繁荣、吸引移民到来谋生，以及新加坡如何面向与连结世界。〔⋯⋯〕
在这个经济发展方针下，强有力的政府被视为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温斯敏博士（Dr.Albert Winsemius）认为需要有强有力的政府控制工资、善用外资推动经济发展。吴庆瑞在 1967 年说，政府需要强势、有效率才能达致政治稳定。新加坡政府建立强势领导的方法，包括：1966 年法案规定，如未经既定程序，罢工即属违法；1968 年法案针对先导工业，规定头五年运作内，工会集体谈判权被废除；1966 年的收回土地法（Land Acquisition Act），令政府得以透过低于市价收回土地，发展合乎“公众利益”的项目。
强势政府治理之下，新加坡的空间规划与发展，从两方面配合其现代化蓝图：第一、采用西方规划，方便外国企业投资；第二、使全国城市面貌整齐划一，令各族群更易有共同生活经历与记忆，这既有标准化财政森林外貌、方便管理的意味，也多少解释了为何新加坡的组屋都以数字标示。
发展初期，新加坡也有寻求联合国的城市规划支持。在 1963 年联合国报告《新加坡城市更新与成长》（Growth and Urban Renewal in Singapore ）的基础上，新加坡政府的规划重点，并非放在保育、保存过去文化与痕迹，而是着眼未来、大胆进行现代化更新、作为新加坡的新开始。用荷兰建筑师库哈斯（Rem Koolhaas）的话说，“整个新加坡变成了一个新市镇”。库哈斯总结新加坡的规划思维的两个关键词，就是“权力”（authority）与“工具思维”（instrumental vision）。这自上而下的规划方式，很有第三章所说的柯比意（Le Corbusier）风格──城市迈向现代化所面对的问题，都能够靠规划精英的技术解决。
为了确保新加坡更能迎合世界需要、成为国际大都会，新加坡政府放弃使用英国人 1955 年城乡二分的殖民地规划，而使用 1963 年联合国更接近美国城市更新思维的规划建议。2001 年，文化评论人沙达（Ziauddin Sardar）到访新加坡之后，有这种观感：“成功意味移植全球化（在新加坡这似乎是指美国化）的处事方式、规矩与价值……结果，内化环球身份，意味原本存在的事物都需被移走……新加坡文化必须成为代用品，就好像那些被翻新过的店屋（shophouse）那样。本地建筑就如古色古香的背景板。当你全球化所有事物，你得到的，就是新加坡”。
C. J. Wee Wan-ling 提出颇为有趣的一点：在往后的官方新加坡故事中，新加坡民众都是被动的配角，焦点都放在执政党政府如何带领新加坡步向成功。外国学者曾问，为何新加坡学者乃至新加坡人，都如此着迷于强势国家（strong state）？事实上，至 1970 年代，新加坡执政党以“社会民主主义”（Democratic Socialism）政治理念自居、在 1966 年受邀加入“社会主义国际”（Socialist International），以确立政治认受性、防止左翼政党社阵东山再起。
但因为政府过于强势，1976 年，荷兰工党建议将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逐出“社会主义国际”，理由是新加坡虽然实现了经济奇迹，但政府采用的是极权手法，包括不经聆讯的拘留（detention without trial）、一党专政、镇压工会运动、控制媒体等；有见于“新加坡人民被迫为人民行动党的经济政策付出代价，是社会民主主义者所不能接受”，故此人民行动党“没有资格被称为‘社会民主主义’”。荷兰工党亦有批评人民行动党压制南洋大学学生运动，下文语言与族群政治部分，会提及更多这段历史。
“再地域化” 转投亚洲价值
荷兰工党的举动，是令新加坡政府感到西方不可靠、需要另觅政权认受性，因而转向重视亚洲价值的原因。其他因素还包括：第一、新加坡认为西方文化价值在瓦解传统家庭价值观，形同增加国民福利需求、管治成本；第二、从 1970 年代中起，新加坡工资成本上涨，新加坡的跨国企业开始另觅其他生产地；第三、1970年代中的石油危机，令环球经济不稳、为新加坡经济带来压力，这令新加坡意识到单靠西方并非万全之策；第四、1970 年代末起，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第五、美国哈佛学者傅高义（Ezra Vogel）在 1979 年出版畅销著作 Japan as Number One，这有助破除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化模式想像。
这些因素驱使新加坡强化与亚洲腹地的连系，以及确立自身身份，同时应付经济外交与内政的需要。在这段时期，新加坡不再只专注迎合世界而忘记自我，故此可以“再地域化”（Reterritorialisation）形容──具体而言，政府不再只以“未来”的经济“物质生活”、营造各族群的共同体意识。“过去”、“传统”与“文化”重上政治议程，各族群的身份认同重新有更清晰轮廓。
1960 年代末到 1970 年代初，新加坡国父们已担心西方文化的影响。吴庆瑞认为，新加坡人自力更生的传统价值观，是国家成为大都会的关键基础；李光耀则说：“如果我们好像某些社会，只讲混杂英语，盲目模仿美国或英国人、同时缺乏自己的基本价值与文化，老实说，我不相信这是值得建设与守护的社会。”前教育部长 Lee Chiaw Meng 曾言，“对保存我们的道德价值与文化传统而言，对母语的掌握──不论是华语、坦米尔语还是马来语，都极为必要。”〔⋯⋯〕
不过，拉惹勒南曾对亚洲价值的转向表示怀疑，1990 年他在《海峡时报》发表文章，说在此文化政策下，新加坡国民会重新强调他们各自的族群身份，例如锡克（Sikh）、福建，然后便是“再见新加坡身份”（Goodbye Singaporeidentity）。
文化发展转向 连接世界
1988 年是新加坡文化政策的分水岭。在那一年，政府成立文化艺术咨询委员会（Advisory Council on Culture and the Arts, ACCA），次年发表展望未来十年的文化发展报告书。自此，政府的关注点再不只是西方的科学、人力与资本，文化亦变成国家需要。报告书如此定义“文化”与“文化政策”：“文化与艺术形塑人们的生活方式、习惯与心理状态。这些赋予了国家的特殊性……在我们的多元化社会中，政府的文化政策是为了提升追求艺术的兴趣与卓越，也是为了鼓励文化的族群彼此的沟通与欣赏”。
随后的 1990 年，新加坡设立新闻通讯与艺术部（Ministry of Information and the Arts, MITA），目标是令新加坡成为“世界艺术中心”（a hub city of the world），这反映新加坡的文化发展，某程度上是经济产业多元化、以更多方式连接世界的一部分。1995 年亚洲经济衰退之时，新闻通讯与艺术部就曾与新加坡旅游局推出艺术环球城市计划（SingaporeGlobal City for the Arts），邀请世界艺术家以新加坡为工作基地、希望新加坡成为通向世界文化与艺术的桥梁。
1991 年，国家艺术委员会（NationalArts Council）成立，两年之后，国家文物局（National Heritage Board, NHB）成立，目标是借着保育与发展文化加强国家身份认同，以及发展文化基础建设，包括今天新加坡的亚洲文明博物馆（Asian Civilization Museum），以及滨海艺术中心（Esplanade-Theatreson the Bay）。
2000 年代，新加坡文化发展作为实现建国时连接世界目标新方向的意图更为明显。2000 年，新加坡政府发表《文艺复兴城市报告》（Renaissance CityReport: Culture and the Arts in Renaissance Singapore ），当中目标有二：第一、发展新加坡成为全球文化中心、建构国家具活力与品味的形象，从而吸引国外人才与资金；第二、文化建国，令国家身份认同有更厚重的内涵。
报告的短期目标，是成为类似墨尔本、香港与格拉斯哥（Glasgow）的区域文化都会，最终目标是成为亚洲的伦敦与纽约。简单说，报告同时有着外交与内政目标。报告如此概括：“我们的文化、艺术与遗产是新加坡人赖以表述与分享其新加坡故事（Singaporean stories）的共同语言。当地的艺术家，不管是作家、制片者、导演……都应创造共同的观点，培养属于新加坡的脉咏（Singapore Heartbeat）。艺术也应借由‘文化外交’的管道，使新加坡在国际舞台上具有鲜明的特色。”
2002 年，创意产业工作小组（CreativeIndustries Working Group, CIWG）发表《创意产业发展报告》（CreativeIndustries Development Strategy: Propelling Singapore’s Creative Economy ），被认为是新加坡政府“第一次清楚界定扶持的创意产业项目”。其中一项倡议，是“设计新加坡”（Design Singapore），目标是成为“全球设计中心”（global design hub）。报告这样说：“我们希望新加坡成为亚洲当代设计中心。我们要吸引来自（亚洲）区域与全球的设计人才为新加坡工作，发展创新公司。我们要成为培育设计人才的首席国家，并在亚洲的创意与创新设计上引领风骚。再来，我们要发展独特的新加坡设计与品牌认同。”
人工国家的历史真空
这些文化政策反映政府对新加坡的环球枢纽地位的重视，而政府这种思维，某程度上是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为令新加坡更能适应多变的外围经济，1997 年政府成立新加坡竞争力委员会（Committee on Singapore’sCompetitiveness），规划新加坡未来十年方向，结论是新加坡需要重视知识经济、连结世界。委员会报告其中一句这样写：“新加坡需要成为跨国企业与本土企业的重要枢纽，以成为他们高增值产品与服务的生产基地”。
建国之后，新加坡开始变得富裕，社会中的艺术家也开始反思这种强势政府主导的建国社会工程，其中一位代表人物，是有“新加坡戏剧之父”之称的郭宝昆。他生于中国，1949 年移居新加坡，1976 年曾与其他艺术家被指涉及政治颠覆而被捕入狱、1980 年被释放。在此之前的 1965 年，他成立了新加坡表演艺术学院（后易名为实践表演艺术学院），积极推动新加坡剧场艺术。
郭宝昆投入剧场，是因为他想试验剧场能否“记忆、再创造、启动、超越”（remember,recreate, activate and transcend），为国家现代化之下、割裂的族群之间，营造新的国家文化。1988 年得到热烈反应的作品《寻找小猫的妈妈》（Mama Looking forHer Cat ），便是这个思路下的创作。郭宝昆的其他作品，探讨的是强势国家主导的现代化，如何影响文化、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1984 年作品《棺材太大洞太小》（The Coffin Is Too Big forthe Hole）是例子之一。
直到近年，新加坡由强势政府领导的“人工国家”色彩仍在，艺术团体仍在摸索“新加坡人”的身份认同意涵，例如 2012 年，青年导演徐家辉花数年时间创作的新加坡艺术节节目《兰芳记》在双龙山坟场上演。徐家辉说，背后的创作动机，是“我向来对历史感兴趣，特别是莱佛士登陆前的新加坡历史。因为我们熟悉的历史课本似乎只停留在莱佛士登陆，仿佛莱佛士未登陆新加坡前，本地历史除了山尼拉乌它玛等传说，就是一片空白。但事实是否如此呢？”
本文收录于邝健铭著《双城对倒──新加坡模式与香港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