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与北欧、瑞士、卢森堡这些先进小国相较，有不少共通点──同样采用进取与平衡外交，同样采用社团主义处理国内劳资矛盾（例如新加坡全国职工总会/National Trades Union Congress, NTUC），同样抱持务实主义，同样视世界为腹地、为自己营造更广阔空间，同样热衷将国家营造成为世界枢纽等。
反过来说，彼此之间也不乏差异，例如：第一、新加坡虽然更重视市场自由、抗拒透过高税率走向福利国家模式，但新加坡政府仍然透过公积金与政府联系公司等方式，留有相当的经济调控与影响力；第二、新加坡的社团主义，并非如瑞士、卢森堡与北欧四国般，建立在各种社会自由、公民参与之上，而是更倚重控制媒体、集会等家长式管治方法之上。
从立国起，新加坡的外交策略主要由李光耀与首任外长拉惹勒南制定，往后的外交官员都以这些策略为基础行事。在李光耀眼中，外交是关乎国家生死的事、是内政的延伸。新加坡外交政策的两大核心思想是：第一、新加坡是个脆弱的国家；第二、平衡国际政治中的各种力量，是新加坡的外交要务。
后者的主要操作方法是，增加新加坡与大国之间的联系，但在互动之中不失自主，保持独立身份；对问题的应对以不讲意识形态、不相信非黑即白的实用主义为原则。要增强新加坡的影响力、得到大国的支持，一是增加自身对大国的价值，二是联合其他小国，壮大力量。
在立国之初，新加坡增加自身价值的方式，是成为全球移民、人才与世界企业的绿洲、全球枢纽，与全世界做生意并且反共。这个政策思路大致上沿用至今，2013 年主张积极引入外地人口、引起本地人不满的《人口白皮书》建议，便是由此而来。
另一个增加新加坡身价的方法，是靠李光耀建立起区域乃至全球事务专家的声望，很多政治领袖都会参考他的意见。与大国打交道时，新加坡手腕灵活、愿意广结善缘，但不忘维持自己的独立政治身份与主见、不流于大国附庸。
例如越战期间，虽然新加坡认同美国在东亚平衡苏联力量的重要性，公开支持美国在菲律宾沿岸部署力量，也为美国军队提供康娱设施，但同时亦批评美国在越战中的处理手法、拒绝美国取代英国在新加坡设置永久基地。李光耀曾公开对美国建言，指出泰国是阻隔越南、老挝与柬埔寨共产力量的重要缓冲地带。
与中G保持距离
以反G起家、刻意凸显不是“第三个中国”，以便扫清国内G产势力的新加坡，也能与中国做朋友。1967 年，李光耀对美国尼克逊说与中国交往利处多得很。但新、中交往仅限于利润很大的经济联系之上，而且只要有中资机构犯了新加坡法规，新加坡不一定会留情：60 年代末，新加坡就起诉了中国银行的新加坡支部。与中G保持一段距离，其实也有不得罪美国、继续吸引西方投资的考虑。
1976 年，李光耀首次访华，就明确表明只会用英语沟通，以显示新、中之不同；2014 年，李光耀更曾撰文主张美国留在亚洲，以平衡中国的崛起。W革之后，邓小平上台，李光耀看准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机会，认为中国有可能会以“新加坡模式”为发展蓝本，于是促进新、中发展更紧密的关系。但与此同时，新加坡仍与台关系密切，每逢闲时，李光耀会到台湾与蒋经国见面，也因此成为邓小平与蒋经国的传话人。
与发展中国家结盟时，新加坡亦非毫无保留、一味和应。尽管加入了不结盟运动（non-aligned movement），但李光耀仅对运动予以有限度支持，认为在G产与资本主义、美国与苏联二选一的问题上，新加坡可保持中立，但不能事事中立，有时需要抱持鲜明立场、采取主动，以保护国家利益。中、英就香港前途问题谈判之时，李光耀就因眼见谈判对新加坡经济有潜在影响，而主动对英国提出谈判建议。
新加坡模式 弱在缺乏创新
不过，新加坡模式的弱点，在于家长式管治之下自身创意不足，相当需要依赖经济外力。两位曾在新加坡任教的学者佛维基（Marco Verweij）与佩里佐（Riccardo Pelizzo），认为新加坡社会若能更自由，民众生活可以更富足。他们指出新加坡的发展，主要依赖外力（资本、企业、人才）与政府投资，而非民间本土企业、生产力（productivity）与创意。本地人生活压力颇大，不少人移往国外生活、发展。
2002 年，经济学家皮布尔斯（GavinPeebles）与威尔逊（Peter Wilson）估算，不计外国雇员的话，本地人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 Per Capita）比原来整体水平低出约 10%。从 1960 年代到 2000 年，个人消费占 GDP 的比重从 74% 降至 39%。2005 年，经济学家穆贾（Mukul Asher）估计，至少 75% 的公积金供款者，其积蓄不足以应付退休。
佛维基与佩里佐认为，虽然香港投资率只及新加坡一半，但因生产力较高，所以两地国民收入（nationalincome）大致相近。2016 年 6 月，《彭博》认为新加坡与香港竞争多时，但似乎胜出的是香港。其中一个原因，是政府因应近年社会压力、限制外来人才进境，这是新加坡模式依赖外力的新近例证。
近年来，官员不断积极推动生产力增长，但成效不太显著。原因之一，很可能是创意力不足，而这与新加坡的政治环境有关。新加坡学者陈思贤曾问：没有新的政治氛围（例如新加坡的新闻自由世界排名仍然颇低），新的社会能破茧而出吗（New “society” without new “politics”）？
陈思贤之所以会问这个问题，是因为 2003 年，在一个探讨国家未来去向的论坛之中，有位年轻女讲者表示曾因担心深夜被拘捕、承受政治后果，所以放弃创办讨论社会政治议题网站的计划。而按波特（Michael Porter）经典著作《On Competition》的说法，创意可以制造品牌效应，提高售价，从而拉高生产力。瑞士的产品便是明显的例子。
佛维基与佩里佐亦不认同李光耀声称本地人没有创业头脑、依赖外力无可避免的说法，因为英殖时期华人生意曾蓬勃一时，现在新加坡政府联系企业也很成功。
重秩序服从 难仿效以色列
以色列的例子，颇能反映新加坡的问题根源。畅销书《Start-up Nation:The Story of Israel’s Economic Miracle》曾用一个章节，探讨何以新加坡向人口相若的以色列取经，只学会如何组建军队，却无法复制以国的创新能力。结论是，关键在于两国的社会文化差异：新加坡强调“秩序”与“服从”，以国的文化核心则是“Chutzpah”（意指有胆量、不讲尊卑、质疑上级），民众热衷于挑战权威与现状、视激辩为解难良方。
以国军队之中，高级军官数量非常少，原因是为确保低层士兵有更多主权、令军队有极高应变能力 。凭著出色的应变与创新能力，即使条件恶劣——身处战火、被孤立、国家细小、资源短缺，以国仍可顽强生存，成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吸引爱尔兰、迪拜与新加坡仿效。是以，新加坡一位退休公务员曾有这样的反思：
看看希腊历史里的两大城邦， 斯巴达（Sparta） 与雅典（Athens）。新加坡就像斯巴达……虽然制度的起点是用人唯贤（meritocracy），但结果却是独裁与精英主义。独裁者如果能干，那一切都好，不然，整个国家便会崩溃……
雅典则以思想活跃与多元闻名于世……在历史长河中，只有雅典存活下来，斯巴达很早已被淡忘。这个故事，对我们的言论管制有什么启示？……要以尚武、社会管理井然有序与高效，但最终仅余历史碎片的斯巴达为榜样？还是混乱、没有秩序、民众好辩“不和谐”，但长留世人心中的雅典？
中国能学习新加坡模式吗？
有趣的是，中国一直热衷于学习新加坡模式，……。1992 年，邓小平南巡之时，曾说中国应向细小的新加坡学习，并且超越她。对中国而言，新加坡模式的魅力，就在于威权管治与竞争力、现代化似乎能够兼容。90年代的中国对此特别感到兴趣，其实不难理解。其中一个反映中国对新加坡模式感兴趣的指针，是中国有关新加坡的论文数目，从 1992 年之前的 200 多篇，增至2008 年的超过 800 篇、2015 年总数接近 17,000 篇。
那么，新加坡模式适用于中国吗？其实早在 2012 年，已有三位学者回答过这个问题──其中一位作者弗洛里尼（Ann Florini），曾任教于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她写作此书时，我有份协助研究。这三位学者的结论是“不能”，原因是新、中之间的社会、经济与政治规模相差太远：第一、中共的党员人数比新加坡执政党多近 5,000 倍，管理党的形象难易，自是不能同日而语；第二、中国的经济发展引发了大规模的内部移民，造成了户籍、社会保障配对等复杂社会问题，新加坡则因国土细小，没有这类问题；第三、版图辽阔之下，中国多元民族与大一统政治文化意识所衍生的各种地方身份政治张力，比以物质生活现代化、平等机会处理多元种族问题的新加坡模式来得复杂，外围对大一统管治更具政治反弹力；第四、新、中经济结构不同，政府对国家经济运作的调控能力也不一样。这几点差异，再次印证，小国相对大国，不一定就处于劣势。
本文收录于邝健铭著《双城对倒──新加坡模式与香港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