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小芳
2011年卸下新加坡外交部长职务后，身兼多职的杨荣文与中国的接触越加频密，交往的维度也跨越政治，延伸至私企和学术领域。配合新中建交30周年纪念，他接受《联合早报》的视频专访，透过多元视角分析新中关系的发展。
新加坡前外交部长杨荣文时隔10年，再次就新中关系课题接受《联合早报》专访。（唐家鸿摄）
摄影团队一早到他的办公室取景，发现他桌上一个显眼的美国前总统林肯纪念盘入了镜。记者和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讨论许久后，决定暂时把纪念盘挪开；杨荣文在采访开始前得知此事，果断地说：“把纪念盘放回原位吧，不必刻意避讳，我们要呈现真实的自己。”
太极推手中有一项重要的基本功——“沾”，指的是将己劲轻敷于彼劲之上、接触之点不可分开。在被记者要求以一个字形容未来10年的新中关系时，我国前外交部长杨荣文想了五六秒钟，说出了这个字——沾。
他解释，太极推手中的“沾”，要求始终顺着对方的力量调整，在对方的力量推进时你顺势化解，有时候你也抵抗反推，但诀窍是双方必须始终保持接触。
杨荣文笑着说：“这是一个很有哲学意涵的概念。就我们和中国的关系来说，动作和力量会一直处于变化中，而我们必须一直保持接触。这个接触，就包含了我们双方的默契和关系。”
杨荣文上一次就新中关系接受《联合早报》专访，是在2010年新中建交20年之际，他当时是新加坡外长。10年后再次受访，身为香港嘉里集团高级顾问、大陆电子商务平台拼多多独立董事，以及北京大学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的杨荣文，继续以多重身份与中国保持联系。从政界转轨到商界，他对新中关系观察的灵敏度保持不变，而看待问题的角度，则因为非官方身份而更“接地气”，也更富含哲理。
先后主管过新加坡新闻及艺术部、贸工部和外交部，杨荣文有过许多机会和中国打交道。他的从政生涯从1988年开始，卸下军装踏入政坛后，他的第一份政治职务是财政部政务部长兼外交部政务部长，他对《联合早报》回忆说，时任总理李光耀把他当徒弟一样，多次带着他一起出访中国。
老布希托李光耀传达重要口信
杨荣文记得，1992年1月李光耀在新加坡会见时任美国总统老布希，相隔几天后又见了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李光耀与他们分别进行了“四眼会见”（即双方都不带其他官员陪同参与的会谈），杨荣文负责为李光耀做会谈记录。
杨荣文清楚记得，1992年1月，时任美国总统老布希和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先后访问新加坡，并与我国建国总理李光耀单独会谈，老布希请李光耀传话给中国，表示他希望中美恢复良好关系。图为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李光耀（左）受邀出席，老布希（右）被安排与他隔邻而坐，时任中国外长杨洁篪陪同两位卸任领导人。（档案照片）
杨荣文说：“那是一份荣幸，我还保存着我为那两次会谈做的、字迹潦草得难以辨认的笔记。”
他还记得，两位外国领导人都对李光耀怀着很高的敬意，也记得老布希当面请李光耀传话给杨尚昆。那年头，八九风波结束还不久，中国仍被西方国家孤立，老布希请李光耀告诉杨尚昆，他希望恢复美国和中国的良好关系。
杨荣文点评，中美关系随后的发展是基于老布希的领导、基于老布希把中国带回国际社会的意愿。这当然也是邓小平的愿望，在处理了八九风波的干扰后，中国要回到发展的正轨，邓小平为此在1992年进行了重启改革的南巡，并在南巡讲话中提出向新加坡学习。
那之后，中国派出许多大量代表团到新加坡考察和学习，代表团之多让本地政府部门不胜负荷，最终李光耀经过深入思考后，提出了两国合作开发一个项目，借此向中国转移新加坡的经验，新加坡也可以由此更了解中国。这就是中新第一个政府间合作项目——中新苏州工业园区诞生的缘起。
在频密的接触中，中国官员坦诚与开放的态度让杨荣文留下尤为深刻的印象。
邓小平结束南巡后，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徐惟诚同年7月，率领中国赴新加坡精神文明考察团访新，杨荣文是负责接待的部长之一。徐惟诚回国后，还写了一本关于这个华人为主的城市国家的书，成为反映改革初年的中国如何看待新加坡的经典之作。
杨荣文忆述：“徐惟诚是个友善、思想开明的人，很自在……当时到访的中国官员都不介意向我们展露缺点，而且还会自嘲。即便我们和中国比起来是个很小的国家，他们还是愿意向我们敞开心胸。杨尚昆和李光耀会面，他的态度是如此开放，让李光耀也能自在地提出对中国的批评，而他（杨尚昆）一点都没有被冒犯，他哈哈大笑，有的批评意见他同意，有的他也不赞成。他们互动的坦率和开放超出我的意料。李光耀和杨尚昆、和老布希的互动，都有这种特质。”
杨荣文过去也曾撰文，介绍主管宣传的中共政治局委员丁关根，曾在1995年率领成员包括两三位部长的高级代表团，在新加坡度过整整一周，高强度地考察了新加坡的媒体管理。在丁关根一行回国不久后，中国出台了自身的互联网政策。
他指出，中国官员在借鉴新加坡经验的过程中，也始终在作出自己的分析，判断哪些做法值得借鉴，哪里做得不够好，哪些是错误，之后再相应地根据中国自身情况做出调整。他认为，新加坡面对中国也应采取同样的态度。
“一些事情他们也许可以向我们学习，一些事情，我们最好向他们学习；还有一些事情，两国的情况就是不一样。”
加入私企开启新中关系新视角
在2011年退出政坛后，加入私企的杨荣文不再是国家政策的制定者，而是成了政策的接受者；在冠病疫情前，他几乎每个月都往返中国和新加坡。这个角色的切换和频密的接触，为他开启了认识新中关系的新视角。
作为商人，杨荣文更敏感地察觉政策的实际影响，也更深入地了解中国的经商环境。他也看到中国的经济体量不断发展，但中国也依然是世界上市场竞争最激烈的国家，要在中国赚钱并不容易，“如果你赚到了钱，其他人很快就会发现，就会来竞争你的利润”。
因此，在中国经商必须反应迅速，知晓各种变化，并且不断创新，找出自己的比较优势，才能生存。
但他强调：“即便中国市场充满挑战，你也必须参与其中，了解周围发生什么事，才能为（你在）中国以外的业务增值。这也必须是新加坡处事方法。”
新中关系只会更深化
新中建交30周年之际，世界格局正在发生明显变化，中美对立令不少人感到担忧。
对于新中关系，杨荣文研判，两国关系的深度不会改变，只可能会更深，会发生改变的是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
至于中美关系，杨荣文语带担忧地表示，不受克制的全球化，在全世界都引发了本地反弹，这在美国尤其明显。美国出现了南北战争以来最严重的分化，大家对于存在的问题该如何解决缺乏共识，造成了“毒化的政治”（toxic politics）。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挑战”成了人们难得的“共识”，美国将中国妖魔化的做法也达到前所未见的程度。
杨荣文形容：“美国的反华气氛，让人很担忧。这是一个危险的时期。”
他认为，美国哪一天发现中国不是另一个苏联，无意向世界宣传其意识形态，中美就有和平共处的基础，但这需要时间。而在这之前，中国已经为长期的对峙做准备，中国谋划“双循环”经济，就是为了应对未来美国可能对中国的遏制。他过去两年美国对中国科技企业所采取行动之迅猛，让所有人吃惊，而今中国已经将发展纳米芯片技术当成必须克服的全国性挑战，就像当年中国致力发展“两弹一星”一样。
在中国经济“外循环” 新加坡将扮演主要角色
杨荣文主张，新加坡应该好好研究中国的“十四五”（第十四个五年经济社会规划）和“双循环”经济，了解新加坡在其中的机遇和风险，将对我国的未来大有影响。
他也乐观地认为，新加坡将在中国的经济“外循环”中扮演主要角色。中国的一些制造业转移到了东盟，新加坡可以成为中国和东南亚之间的衔接点，为中国和东南亚增值。当中国要寻找一个值得信赖的区域中心时，它看到新加坡，在金融、智慧产权保护、司法方面，新加坡都可以发挥作用。
杨荣文相信新加坡不会失去其价值，“虽然乳酪移动了，但是有很多乳酪”；短期内虽然会有很多困难，长期来看随着中国发展成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新加坡由于自身历史、文化、地理的条件，处在很好的位置迎接机遇。
“尽管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紧张，但有时候正因为这两方面的紧张，新加坡将有很多机会。然而我们必须创新，不能只重复原来做的事。”
他提醒，越是紧张的局势，越是充满机遇；因为在处处充满阻碍的环境里，如果新加坡能为他人找出一条路径，这就是新加坡的价值所在。
但他强调，要做到这一点，前提是新加坡必须保持开放，要把“世界”带到我们当中，而不只是通过书本去了解世界，通过跟不同人的直接接触、通过对话、情感的联系来解读趋势，了解如何趋利避害。我们也需要让所有新加坡人能直接或间接从开放中受益，而不是看起来只有部分人受益，导致社会出现排外情绪。
杨荣文警惕：“在这个时期退缩（hunker down）是非常危险的。世界正经历戏剧性的变化，我们必须非常警觉，尽可能继续到不同国家，继续对他人打开我们的思维和心扉，来了解世界的动态。这不是自我封闭的时候，如果我们关上门窗，世界就会离我们而去。”
新疆之旅体悟中国所面对挑战
杨荣文曾到访中国许多地方。这是2009年，他以新加坡外长身份参访西藏，在西藏三大圣湖之一的羊卓雍措洗脸。（档案照片）
中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对中国了解得越多，越是会发现自己知道的甚少；2001年一趟新疆之旅，让杨荣文学习到了新东西。
当时担任贸工部长的杨荣文，率领新加坡经贸考察团到包括新疆在内的中国西部地区，展开为期九天的访问。
当时正是美国九一一恐袭事件前两个星期，而这趟旅程中的经历，让他更深入地了解中国面对的内部挑战。
杨荣文忆述，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女性回教徒穿波卡（覆盖全身只露出眼睛的罩袍）是在新疆的喀什地区。
他说：“在那之前，我连波卡这个字都没听过。我看到穿着长袍的女人，头上戴着像篮子的头饰。对我来说，这就好像电影《星际大战》里的一幕。我当时想，这是中国吗？”
他随后到乌鲁木齐，当地人为他安排了骑马活动。杨荣文自己不会骑马，一个看起来大约10岁的小女孩，和他一起骑在马背上，帮他控制缰绳。
杨荣文形容：“我尝试和她说华语，但我发现她几乎不会说华语。我当时有个念头，中国对一些少数游牧民族的治理方式可能太过放手（hands off）了，这些人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思想已经受到极端传教士的毒害。
2008年至2014年间，新疆接连发生恐袭事件，印证了杨荣文当时的担忧。在杨荣文看来，系列的恐袭让中国政府措手不及，导致中国政府对新疆问题做出很坚决的回应，这又让中国面对很负面的国际宣传，中国被指责将百万新疆维吾尔人安排到再教育营（中国官方称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剥夺了他们的自由等等。
杨荣文说：“我用一个更广的角度看这个问题，从早前在新疆的观察，我觉得中国在太长时间都没有做出努力让少数民族融入。新加坡就不会允许回教妇女在街上穿波卡，而显然这些问题（在新疆）已存在许久，（中国的）小孩子怎么可以不会讲华语，这是在找麻烦。我想他们正在纠正这些问题，但这需要好多年的时间。”
每个人都须了解自己的根
新中两国有着复杂的文化和情感联系，必须永远谨慎地保持平衡；在新加坡，关于“华族性”的讨论，也将永无休止。
但杨荣文认为，只要有足够开阔的心胸，就会发现这正是新加坡多元文化之美。
曾在担任新闻及艺术部长期间，积极推动本地文化发展的杨荣文，至今仍坚信，不论任何种族的新加坡人，都得了解自己的根。
他指出，如果一个人的文化底蕴不足，一旦面临危机，便容易彷徨失措。“我有点担心，新加坡人对自己的根认识得不够深，有些人甚至认为没有必要认识。这是个极大的错误。”
杨荣文时常到母亲在潮汕的家乡旅游，让孩子们认识自己的表亲。在《联合早报》采访杨荣文的前一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广东考察，第一天就参观了潮州的一家牛肉丸店。
谈到此，杨荣文一改此前缓慢的语速，语带兴奋地说“感觉就像是他参观了我的甘榜一样”，“这是个很奇妙的情感联系”。
但他也强调，这种情感联系也让新中关系变得复杂，“我们一方面有相同的文化根源，另一方面我们也得把两个国家区分开来。政治是政治，文化是文化。在政治层面上，我们是个独立自主的国家……而这层政治关系因为我们拥有四分之三的华族人口，而得到了升华，同时也变得复杂。”
杨荣文指出，这种复杂的情感联系不仅限于新中关系，同时也存在于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以及新加坡与印度之间的关系。
他说：“这就是新加坡，我们永远都会这么复杂。我们不可能找到一个终极的平衡点，然后松懈下来。这是个动态的平衡，像骑脚车一样，我们可以保持平衡，但一旦分心或松懈下来，就会犯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