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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时报-环球网报道 记者李艾鑫】由拜登政府牵头的“民主峰会”9日在美国登场，围绕“什么是真民主”的争论正在不断升温。新加坡前外交部长杨荣文日前在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表示，美国前总统亚伯拉罕·林肯谈到民主时，提出“民有、民治、民享”，按照这个定义，中国就是民主国家。那么，仍旧按照这个定义，该如何评价美国的民主？如何看待新加坡等国被美国排除在“民主峰会”之外？杨荣文与《环球时报》分享了自己的视角。他表示，新加坡民主的目标是为新加坡人民服务，而不是满足美国的标准。
杨荣文
环球时报：按照林肯对民主的定义，您会如何描述美国？
杨荣文：我们需要区分作为目的的民主和作为手段的民主。
民主的含义源自希腊语“demos”（人民）和“kratos”（规则）。今天大多数国家都接受这样的理念，即国家应由全体人民治理，而不是由专制君主或特定阶级、家族统治。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即代表了这一理念。在理论上，美国和中国都认同这一理念；但在实践中，每个国家做得都有不足。因此，民主是一场斗争，它永远处在不完美的状态，可以向前进步，也可以向后倒退。
作为手段的民主指的是实际的治理体系。中国领导人毛泽东1940年1月发表《论新民主主义》，提到中国的民主应该立足于中国的历史、文化和实际。我把中国的民主描述为“有中国特色的民主”。与欧洲许多国家一样，美国的民主源于罗马共和国和古希腊。今天美国参议院的辩论与两千多年前罗马共和国元老院的辩论非常相似。当然，美国民主今天面临着问题，但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所有西方民主国家都经历过反复的斗争时期。
这种西方民主通常被描述为以议会实践为标志的自由民主主义（Liberal Democracy）。我不认为自由民主主义在中国行得通。孙中山先生在1911年辛亥革命后改进了西方的自由民主主义。除了西方的三权分立以外，他还增加了两个反映中国传统的权力，考试权和监察权。但孙先生的五权分立在中国没有成功。
我不相信西方的自由民主主义可以在许多非西方国家良好运作，因为它们有着不同的历史、文化和现实。
环球时报：一些观察人士认为，“民主峰会”给世界传递了这样一种印象：民主是在大国博弈中选边站队，而不是追求善治。您怎么看？
杨荣文：这个峰会改叫“自由民主制峰会”可能更合适。美国自行决定哪些国家符合条件，并拟定邀请名单，这份名单不是以民主的方式制定的。
这份名单还有（其他）问题：比如在欧盟成员国中，匈牙利不在被邀请之列。美国这样做，就是认为自己比欧盟更有资格评价匈牙利的制度；在东盟成员国中，美国认为只有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有资格参会，但我认为，美国对我们的评价根本不会影响东盟的运作方式；在南亚，印度、巴基斯坦和马尔代夫都受到了邀请，其他国家则没有，这反映了其中的地缘政治算计。
此次“民主峰会”一个隐晦而重要的目标是降低中国在世界上的道德地位。美国把所有参会方都置于在道德上比中国更高的地位。我对峰会本身会产生多大影响表示怀疑，此次峰会的组织是美国多方面打击中国行动的一部分。这是一场覆盖全球舆论的信息战，中国不得不应战。这不是一场肉体战争，而是一场心灵和头脑的战争。
邀请台湾也是美国行动的一部分。大陆方面坚决反对蔡英文参会，这无关乎民主，而关乎于美国对两岸关系的介入。我注意到台湾方面“自愿”决定蔡英文不参加，而是负责数字经济的“政务委员”及其“驻美代表”参加。这或许与拜登不久前刚与中国领导人举行过会晤有关。
环球时报：您如何看待新加坡被美国排除在邀请名单之外？
杨荣文：现任美国政府不认为新加坡是一个自由民主制国家，因此没有邀请新加坡。我对新加坡民主的描述是具有新加坡特色的自由民主。它适应了新加坡的条件。当西方朋友批评新加坡不民主时，我提醒他们，我的团队在 2011年大选中以明显的差距输给了反对派。在那之后，我不能再担任部长。新加坡的政治候选人也不需要很多钱来竞选，这在许多自由民主制国家是一个大问题。
美国和新加坡的合作基于共同的战略利益。这一联盟之所以稳固，不是因为新加坡和美国之间有共同的民主价值观，恰恰是因为我们可以保留彼此间在政治上的分歧。
我不认为新加坡领导人对我们没有被邀请参加峰会感到惊讶或失望。新加坡民主的目标是为新加坡人民服务，而不是满足美国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