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概念
关于“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多数学者认为它最早出自世界银行发布的《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按照多数学者的理解，世界银行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定义大致是指一个国家或经济体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世界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发展战略和发展方式转变，导致新的增长动力特别是内生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从具体数字上来说，新兴市场国家突破人均GDP1,000美元贫困陷阱后，会达到GDP3,000美元的起飞阶段，但突破GDP3,000美元时，随着快速发展时期积聚的各种矛盾的爆发，人均GDP无法突破至1.1万美元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该经济体处于发展停滞阶段，即“中等收入陷阱”。
世界银行的报告提到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成功避免了“中等收入陷阱”，除了中东的能源国家外，其余大多是遵循“东亚增长模式”的国家和地区，分别是：韩国、日本、新加坡、香港等。而多数拉美国家及东南亚国家如阿根廷、巴西和马来西亚等，则被世界银行划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
不过，对于“中等收入陷阱”这一说法，学界一直存在争议。首先是衡量“中等收入陷阱”的标准。从上述定义来看，衡量标准是人均GDP；但根据世界银行对经济体的划分，是通过人均国民总收入（GNI）划出了高收入、中等收入以及低收入经济体。虽然在世界大多数国家，GDP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反映出GNI，但在一部分经济体尤其是发展中国家，GDP和GNI的增长却并不完全一致。以日本和巴西为例，在1970-2012年期间，巴西的GDP增长率表现不俗，有部分时间还高于日本（图一），但在GNI增长方面，巴西与日本的差距却呈现持续不断扩大的趋势（图二）。这其中就会涉及效率的问题，并不是简单的数字罗列就可以划分清楚。
其次，就日本、新加坡、韩国等所谓“避免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而言，他们也用了十几年的时间才从中等收入跨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并非没有经历过“中等收入陷阱”。反观拉美国家，虽然他们平均滞留时间为37年（截至2011年），但只要他们的GDP增长大于零，就不能认定他们无法跨越，而只是说明他们跨越的时间会比韩国、日本长。有学者据此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不存在的，“陷入”还是“跨越”只是时间问题。并且，即使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也并非意味着不会再重蹈覆辙，希腊便是很好的例子。
然而，无论如何定义“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现在面临的经济下行是客观事实。中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日前就表示“中国在未来的5年或10年有50%以上的可能性会滑入‘中等收入陷阱’”。而此前，李克强总理在全国两会期间也指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就需要“化解各种矛盾和风险⋯⋯有合理的增长速度。”这说明，中国如今的主流思想已经接受了“中等收入陷阱”这一命题，并且试图找出对策来缓解这一压力。
根据世界银行最新的划分（2014年），人均GNI在1045美元到12746美元是中等收入经济体，超过12746美元即高收入经济体。中国人均GNI最新的数据为6747美元（2013年），离世界银行划定的高收入标准还有一定距离，并且随着中国GDP增速放缓，这段距离可能会拉长。要如何跨越这道障碍，最大可能地避免经济“硬着陆”，中国或许可以从其他国家的经验中找到借鉴。
“中等收入陷阱”原因及特征
造成“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点：
第一，贫富差距拉大，收入分配不平衡，社会矛盾激化，正如上文所提到的巴西。巴西经济在强劲的增长时，人均收入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增长，导致金字塔尖上的人获取了主要资源、积累了大量财富，而中下层人士却愈发困难。这样的财富结构极不利于社会稳定，也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第二，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老旧，不能与时俱进。过去粗放型和劳动密集型经济为这些国家带来了发展，但是随着经济模式的不断变化，亟需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
第三，各种形式的垄断主导经济市场，市场的优化配置机制得不到充分发挥，缺乏活力。
第四，金融体系脆弱，如亚洲金融危机导致了东南亚国家经济陷入停滞发展状态。
第五，行政僵化、权力集中，不能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事实上，上述大部分原因也正是发展中国家的现状写照。从拉美国家和东南亚国家的情况来看，核心技术的流失、创新能力的匮乏以及人口老龄化是“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同时，政治体制也是束缚这些发展中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的另一大原因。比如拉美国家的政治体制受到利益集团影响，改革举步维艰，垄断、寻租、腐败等制约改革的因素愈演愈烈，进一步使财富集中，利益集团的势力也愈发强大，社会经济秩序受到严重损害。
成功跨域“中等收入陷阱”的代表
作为世界银行划定的“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地区之一的韩国，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人均收入只有美国40%左右；同一时期的日本和新加坡，人均收入只有美国20%的水平。因此，研究他们成功的原因，对目前的中国经济形势有着一定的启示作用。
日本：
从战后五十年代开始，日本先后确立了以重工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机械行业在出口中占比大幅上升。其中，汽车制造业的崛起为钢铁、石化等重工业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机械电子工业逐步成为日本最具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随后，日本开始发展电子计算机、宇航设备等知识密集型产业；新能源的开发以及产业环保的结构调整，帮助日本成功地打造了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型的社会形态。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日本已经成功将自己从重工业转型到以文化和服务为主的第三产业。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实行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中，对农地改革、最低工资制、教育政策等民生问题都作出了战略举措，建立了健全的社会保障和福利体系，避免了收入差距扩大，对社会的稳定有非常重要的维护作用。
新加坡：
新加坡情况比较特殊，规模太小，对中国的借鉴意义有限，但是其制度的建设、管理的精细化以及政策的前瞻性，都能为中国作出很好的示范。新加坡依靠人才培养、政治清廉、高效的行政能力以及注重整体发展，实现了低犯罪率、低失业率的和谐社会。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新加坡利用国际资本推动经济高速增长；九十年代，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到来，新加坡加快了高端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同时，实用的教育体制和开放性的人才政策为新加坡带来了良好的人力资源；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新加坡积极发展制药、生命科学以及环保等新兴产业。此外，为了避免国内资本报酬率的下降，新加坡也酌情加大了海外投资规模。
韩国：
韩国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主要依靠出口导向型经济，但此后就开始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升级的过程。政府意识到核心技术开发的重要性，将产业政策方向从扶持、优惠转向了对创新活动的支持，并取消了个别产业法，将全部产业置于自由竞争的环境下，以激发它们内在的创新能力。
另外，对教育的重视也是韩国经济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政府深知知识、人才对整个经济的作用。1945年，韩国12岁以上人口的识字率尚不足20％。经过几十年的努力，韩国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就使小学入学人数占同龄人口的比例达到100％；高中阶段教育入学率从1980年的50％左右提高到1990年的90％；大学入学率从1975年的10％提高到1995年的50％。
对中国的启示意义
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认为：“一个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要持续的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因素必然的原因是技术创新，产业不断升级，资源不断从低物价价值的部门向高物价价值部门转移。”“关键是分清市场和政府的作用，在经济发展中才可以控制存在的问题，并且创造条件不断地技术创新，产业升级”。这段话比较全面地概括了当前中国所面临的经济转型任务，结合上述几个国家的实际经验，大致可以理解为以下几点：
一、科技创新：只有创新才能带来经济的转型、产业的升级，才能实现“低物价价值”向“高物价价值”转移。
二、体制改革：即建立更公平、更合理的分配体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缩小贫富差距，减少社会矛盾。
三、人才与核心技术的培养：核心技术的发展是关键要素之一。对人才的培养就是对核心技术的培养，反之，如果人才得不到保护而流失，那么核心技术也会随之流失。
四、政府的主导作用：虽然市场经济强调自由化发展，但因为各项体制的建立并未完善，政府调控仍然不可或缺。尤其在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政府更需要发挥主导作用，制订具有前瞻性的指导政策。
面对“中等收入陷阱”这个命题，如何看待，如何跨越，说法不一。但是摆在中国经济面前的难题却很清楚，还有许多值得进一步探讨和细化的工作需要进行。按照上述几个方面，如何培养核心技术，如何实现科技创新，如何制订前瞻性政策，不妨先从这些具体的问题开始着手。
（作者任职于新加坡隆道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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