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疫情冲击，预计2020年全球经济将下滑5.2%，这将是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
北美正在形成以墨西哥为制造业基地的供应链；欧洲正在形成以东欧国家为制造业基地的供应链；而东亚正在形成以东南亚和中、日、韩合作为制造业基地的供应链
未来美欧再度陷入“滞胀”并非不可能
加强国内大循环一方面要给那些收入不高的人群赋能，提高他们的技能与收入，增强中国内部市场的消费能力，减少中国经济对外部市场的依赖；另一方面要健全中国自主的产业链，在新的外循环里，除了继续开放外，中国还要考虑中国企业如何才能更好地“走出去”
文 | 丁一凡
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成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注脚。美欧等发达国家深陷疫情泥潭，医疗体系几乎被摧垮，疫情一波接着一波袭来，感染率与死亡率均屡创新高。
发达国家采取的激进经济政策虽然防止了短期的市场崩溃，但对经济的中长期复苏影响并不明显，甚至可能埋下隐患。反之，世界经济舞台上中国再度“一枝独秀”，在全球经济衰退的背景下显得格外明显。
美欧等国呼吁与中国“脱钩”的声音渐大，但实际效果并不明显。中国必须稳住阵脚，沉着冷静地按自身需求去发展、设计自己的国际发展战略，而不必被美欧等国诸多的“小动作”所干扰。
12月15日，日本东京，一名行人佩戴口罩出行
美欧等发达经济体成“泥足巨人”
2020年疫情初起时，美欧国家没有重视，以为疫情会局限在中国或亚洲。它们的媒体采取了幸灾乐祸的态度，声称疫情会变成中国的“切尔诺贝利”。它们的许多政府负责官员带头不戴口罩，声称那是“反科学”的做法，导致病毒迅速扩散。等到疫情已经大面积扩散时，他们才强制民众戴口罩，但疫情已经失控，经济也全面停滞。
世界银行预测，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2020年全球经济将下滑5.2%，这将是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
世界银行预测，2020年美国经济将收缩6.1%。另据法新社报道，今年欧元区经济将萎缩9.1%，法国经济可能萎缩约10%，而且要到2022年中期才能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预计到2021年年中，法国的失业率将飙升至11.5%以上。同时，英国牛津经济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贝克表示，英国2020年GDP大概会萎缩8%，2021年底前都难以恢复。在最坏情况下，英国GDP甚至可能大幅萎缩15%。欧洲经济的发动机德国经济也损失严重。德国工商总会预计，德国全年出口将至少下降15%。德国工业联合会也预计，商品和服务出口将下降15%。美国的评级机构把日本国债调为负面，认为日本经济将萎缩5%至6.1%。
此次疫情给发达经济体造成的冲击，是一个不同寻常的组合：疫情对经济的供给侧和需求侧同时产生冲击。工业生产受到影响，给供给侧造成混乱，同时也限制了居民的消费支出。无论去商店购物，还是坐飞机旅游，都属于“危险行为”。因此，尽管美联储及欧洲央行这些中央银行很早就采取了措施，未雨绸缪，大幅下调利率，但央行的货币政策很难发挥强有力作用。
此外，全球主要央行因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后续影响，货币政策几乎用尽，没有什么回旋余地。欧洲央行早已开始实行负利率，美联储也把利率降为了零并无限买入债券提供流动性。然而，这些货币政策除了人为维持股市的水平外，对恢复实体经济几乎无能为力。
美欧等发达经济体应对疫情不力，恢复经济遥遥无期，显出一副“泥足巨人”的窘相。
疫情终结美欧新自由主义趋势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欧等国不仅自己成为新自由主义的信徒，还积极向世界推广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新自由主义以放松政府管制为出发点，批判一切国家干预，指责产业政策只会造成浪费和腐败。然而，从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开始，新自由主义理论与政策在美欧等发达国家开始受到质疑。
国家干预主义在美欧悄悄回归，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经济学界开始远离新自由主义，为国家干预主义正名。
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开始，包括此次疫情当中，西方经济学界出现了一些放弃新自由主义，重新回归国家干预主义的声音。与此同时，西方经济学界为产业政策辩护的声音也偶可听见。产业政策是政府利用特殊的政策来促进某些制造业发展的工具，其中包括一系列的优惠财政政策和贸易保护政策。
其实，从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德国之所以在西方国家里还能保持较强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它的制造业优势，而德国的制造业优势很大程度上仍然靠的是产业政策。德国执行产业政策也靠国有企业这个“法宝”，比如德国的国家开发银行就是执行产业政策的主要工具。
二是美欧国家都在不断立法，一方面以“国家安全”为由加强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审查，另一方面制定法律，直接排斥外国企业对本国财政困难企业的兼并。
用立法来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是西方国家一贯的做法。但是，西方国家从舆论上给它戴上了一顶华丽的帽子：法治。美欧国家一直强调法律在治国中的作用，而且认为只要通过程序立了法，这件事情就合法了，就可以名正言顺、大张旗鼓地实行了。美欧在历史上都有过“立恶法”的例子，现在面对疫情它们有可能再度使用这些过时的措施，不仅无助于解决自身的困难，还可能让世界经济陷入更加麻烦的境地。
三是用国家财政的力量，给陷入困境的企业提供资助，甚至把陷入困境的企业国有化。
疫情暴露出了美欧国家企业的弱点，有些企业很快面临流动性枯竭和资不抵债的困境。当发展中国家遇到金融危机时，美欧等国家会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机构给发展中国家重组债务，条件是它们必须“变卖家产”，把许多国有资产卖给发达国家企业，然后再紧缩国家财政，省出钱来还债。这些做法不仅导致许多发展中国家当时就陷入更深的经济危机，也使一些国家从此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再也走不出债务的陷阱。但是，遇到相同危机时，发达国家就可以通过开发银行等机构，为陷入困境的本国企业提供财政支持，帮助它们渡过难关。
这些措施似乎还不够，欧洲国家的舆论已经在呼吁政府采取更加激进的措施来保护它们的企业了，要求政府出面把陷入困境的企业“国有化”，以保护关键的产业和领域不落入外国企业之手。
4月27日，波兰波兹南，大众汽车工厂的工人戴着口罩在车间工作
国家干预主义可能使全球产业链重组
疫情暴发以来，中国不仅率先控制住了疫情，恢复了生产，还向全球许多国家输送了大量它们急需的抗疫及防疫物资。虽然一些发展中国家对中国感激不尽，但美欧等国家的媒体和公共舆论却对中国说三道四，指责中国利用“口罩外交”扩张自己的地缘政治影响力。
美欧国家的政治家们，特别是一些激进的议员大大夸张对中国的依赖，将其上升到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的高度，强烈要求政府采取行动，与中国“脱钩”。
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的政府允诺对企业回迁提供财政补贴，要推动它们的企业与中国“脱钩”，回归本国市场。但是，在美欧疫情失控的情况下，资本并不偏向这些国家，反而加快了向中国的流动。
2020年，全球跨境投资大约下降40%，但来华的直接投资却仍在增长。上半年，尽管疫情还在，新加坡对华投资增长7.9%，美国投资同比增长了6%，东盟国家投资增长了5.9%。其中，高技术服务实际使用外资增加了19.2%。这些数据说明，即使跨国公司被迫要分散投资风险，加大在中国以外地区投资，中国仍然是跨国公司离不开的市场，仍然是世界经济中最有热度的投资点。
无论如何，美欧等国家动用国家强制力干预市场，已经脱掉了它们尊重市场经济、保护私有产权的外衣。考虑到政府加强了干预市场的新发展趋势，未来美欧的跨国公司也许不得不重新考虑它们的跨国投资战略与产业链设计。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调查表明，全球经济正在经历一个大转型，原来扁平的全球供应链正在向地区化发展。北美正在形成以墨西哥为制造业基地的供应链；欧洲正在形成以东欧国家为制造业基地的供应链；而东亚正在形成以东南亚和中、日、韩合作为制造业基地的供应链。
然而，建设不同地区的供应链势必要影响到投资效率，全球化带来的好处会大打折扣，这只能凭空增加企业的负担，影响到这些跨国企业的利润，从而影响到这些企业的股票行情。美欧央行在疫情中有“滥发货币”的嫌疑，这些充足的流动性让它们的资本市场还能在高位运行，尽管实体经济在疫情的摧毁下已经在坍塌。未来，若美欧真要与中国“脱钩”，它们获得廉价工业制成品与半成品的机会会减少，构建新的供应链成本会增加，未来再度陷入“滞胀”并非不可能。
考虑到美欧等国家的疫情尚未结束，经济复苏遥遥无期，而这些国家又是中国的传统出口市场，中国必须改变出口结构与经济结构。中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正是为了应对国际格局出现的这些变化。加强国内大循环一方面要给那些收入不高的人群赋能，提高他们的技能与收入，增强中国内部市场的消费能力，减少中国经济对外部市场的依赖；另一方面要健全中国自主的产业链，比如通信设备生产中的各个环节，不能让芯片等半导体元器件的供给完全掌握在外国制造商手里，防止我们的产业受制于人。另外，只要中国有了自己加工关键零部件的能力，与美欧这些发达国家的企业谈判时，就有了更多的讨价还价的能力，它们就不可能漫天要价了。
中国加强外循环与内循环的相互连接，既可以利用开放来促进我们的内部改革，也可以更好地利用外部资源来加快我们的发展。过去，我们对外开放是对美欧日等发达国家企业的开放，是嵌入了这些发达国家企业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产业链中。未来，在新的外循环里，除了继续开放外，中国还要考虑中国企业如何才能更好地“走出去”，在海外市场上布局，引导国际社会推动新型全球化。我们需要加强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分享中国工业化的成果，建立更加广泛的“朋友圈”，形成以“中国制造”为主导的产业链，建设好大后方以应对美国对中国长期的围追堵截。□（作者为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