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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现象：新加坡，全球最富有之一的国家，却面临着生育率急剧下降的问题。四十年前，这个国家还是全球最贫穷之一，淡水稀缺，粮食依赖进口，却拥有东南亚最高的生育率。曾经穷困潦倒，却热衷生养子女；如今繁荣昌盛，却陷入了生育荒谷。这个国家，正是新加坡。

新加坡的李显龙即将交接政权，这个时刻，值得我们反思并以之为镜鉴。虽然我们未达到新加坡的财富水平，但我们也正面临人口问题，生育率下降已成为困扰我们的难题。让我们回顾一下亚洲四小龙经济奇迹，1966年的生育政策限制以及新加坡的重商主义经济政策，看看是否能从中汲取启示。

首先，新加坡的生育率似乎与其经济状况呈反比。在刚刚获得独立时，虽然贫穷，但生育率却异常高。甚至在1966年实行生育限制政策后的十年里，到了1977年，新加坡的经济起飞，但人口总和生育率却降至1.82，低于警戒线2.0。随后，尽管经济腾飞，人口却急剧减少。再过十年，1986年，韩国尚未面临少子化问题，而新加坡已经陷入人口拐点，总和生育率低于1.4。于是，政府加大了鼓励生育的力度，一方面奖励生育，另一方面大规模引进移民，主要是华人移民。这一系列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奏效，使新加坡的总和生育率保持在较低水平，尽管与韩国相比，仍然偏低。

然而，如果我们深入分析生育率问题，就会发现更令人担忧的现象。尽管总体上生育率相对稳定，但新加坡的华人生育率却下降到了惊人的1.15。值得一提的是，华人是新加坡的主要民族，因此，政策虽然对非华人族群有效，但却对主体民族产生了负面影响。为什么相同的政策对华人不起作用？其中一个关键原因是，富裕的华人对生育鼓励不感兴趣，而马来人则由于贫穷而受到吸引。此外，优生优育观念也在起作用。新加坡社会逐渐接受了这一观念，但它导致了生育成本的指数级增加，尤其是教育成本。这与中国的情况相似，例如，在北京，夫妻在考虑生育时必须考虑学区房、辅导班和海外教育等成本。而这些对非洲和阿拉伯国家的人来说是不必考虑的。因此，新加坡的富裕并非导致生育率下降的唯一原因，而是经济繁荣后个体价值观发生巨大变化所带来的新生育文化。

总结而言，新加坡的生育率下降问题凸显了经济与生育之间的复杂关系。富国不生娃并非仅仅因为经济繁荣，而是因为社会观念和生育成本的转变。我们可以从新加坡的经验中学到很多，尤其是在人口问题上。要解决这个挑战，我们需要综合考虑社会观念、政策措施以及教育成本等多个因素，以确保我们的社会不会陷入与新加坡类似的人口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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