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小康网3月30日讯 老马 在冠状病毒危机来临之前，我曾考虑写一本关于21世纪政治党派的书，但鉴于这种全球流行病，很明显，无论你在写的是什么样的非虚构类作品，都要先放下。现在有“冠状病毒前的世界”和“冠状病毒后的世界”。
远眺美国白宫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写道，这个大流行病会从根本上改变美国的文化或政治吗？我很肯定，有个笑话是共和党政客在今年的竞选活动中不会讲的。他们用这个笑话来责难深层政府、政府官僚，并引发观众捧腹大笑：“你好，我来自政府，我是来帮忙的。”
我们将度过这场危机，因为我们的深层政府，我们的大政府有深度人才，以及无私的奉献精神：科学家、医护人员、赈灾专业人员、环境专家——所有那些特朗普试图精减的人。我现在要支持大政府和大药企来营救我们。
在这场危机结束之前，我们的政治文化也可能发生改变。我的朋友，来自马里兰大学(University of Maryland)的米歇尔·盖尔范德(Michele Gelfand)教授是《规则制定者，规则打破者：紧密和松散的文化如何连接世界》(Rule Maker，Rule Breakers：How Strong and Lose Culture Wire the World)一书的作者。
盖尔范德上周在《波士顿环球报》(The Boston Globe)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回忆说，她和同事几年前在《科学》(Science)杂志上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根据各国将规则置于自由之上的程度将其归类为“紧”或“松”。文章写道：“像中国、新加坡和奥地利这样的严密社会，有许多规范社会行为的规则和惩罚。这些地方的公民习惯于以加强良好行为为目的的高度监控。在美国、意大利和巴西等宽松文化国家，规则较弱，也更加宽容。”
她认为，严格程度和宽松程度之间的这些差异不是随机的：“法律最严格、刑罚最严厉的，是那些有过饥荒、战争、自然灾害，以及瘟疫暴发历史的国家，是的，还有那些病原体暴发的国家。这些灾害频发的国家已习得几个世纪以来的惨痛教训：严格的规则和秩序能挽救生命。与此同时，面临着很少威胁的文化——例如美国——拥有放任自流的奢侈。”
盖尔范德说，这非常明显，“像新加坡和香港这样以‘严格’著称的社会……已对新冠病毒做出了最有效的反应。”
与此同时，我们在白宫协调方面的缺陷以及鲁莽的公众人物——如拉里·库德洛(Larry Kudlow)、肖恩·汉尼蒂(Sean Hannity)、劳拉·英格拉汉姆(Laura Ingraham)、拉什·林博(Rush Limbaugh)、凯利安·康威(Kellyanne Conway)、德文·纳恩斯(Devin Nunes)以及特朗普本人——最初弱化病毒的潜在影响，或是将那些强烈要求采取行动的人说成是出于政治动机，这都加剧了我们所有人的风险
因此，盖尔范德总结说：“在所有不确定因素中，我们要记住，病毒的轨迹不仅与冠状病毒的性质有关，文化的影响也一样大。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宽松的文化设定需要做出重大转变。”
最伟大的一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做到了。但是我们现在可以吗？
只有慷慨才能拯救我们。有数以百万计的企业主和雇主投资他们认为会增值的长期资产——股票、公司、房屋、饭店、商店——用的是借来的钱。这些钱他们现在无法偿还。
因此，我们不仅需要美联储支持他们的银行以防止全面崩溃，不仅需要银行重组其债务，还需要向所有员工的口袋里放入现金，在他们花完最后一张工资支票后还能吃上饭。政府和国会对此迅速采取了行动，这令人感到鼓舞。
收紧文化的同时松开钱包，我们越是这样做，在冠状病毒后的世界里，我们的社会将越强大、越友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