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3月17日，《世界是平的》一书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oren Friedman）在《纽约时报》发表专栏文章《我们新的历史分界线:“新冠前世界”与“新冠后世界”》，阐述了新冠肺炎对美国和世界可能带来的影响以及应对。
托马斯·弗里德曼（1953年7月20日生），是一位犹太裔美国新闻记者、民主党人、专栏以及书籍作家，普利策新闻奖三届获奖者。
作为一名当代世界级的“思维输出者”，他对世界的洞察不能不察。故对其文主要观点进行整理提炼，并将全文译出，以飨读者。
主要观点
- 认为新冠肺炎的爆发历史意义重大，可能成为类似“公元前和公元后”那样的历史分期的新起点, 即B.C-Before Corona 和A.C. — After Corona。【老弗有点危言耸听、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味道，但必须承认的是，他的直觉很敏锐。在疫情那头，他似乎觉察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就在前方。我们权当他是个whistleblower吧。】
- 用指数的概念来理解病毒的扩散危险性，但同样期待指数力量带来的治疗可能性。
- 借用Michele Gelfand教授提出的“紧密型社会”（tight society）和“松散型社会”（loose society）的文化差异理论框架，来解读当前不同国家抗击疫情所采取的不同策略，并简述了这种文化差异形成的背景和原因。
- 指出文化的类型与抗疫的效果密切相关，其中“紧密型文化”在应对流行病威胁方面显现了明显更高的效率，强调严格的规则和秩序可以拯救生命。
- 呼吁“松散型社会”美国要尽快“收紧文化”，同时要“放松钱包”，加大抗疫投入。
我们新的历史分界线
——“新冠前世界”和“新冠后世界”
（2020年3月17日，纽约时报）
在冠状病毒危机爆发之前，我正准备写一本有关21世纪政党的书。但是鉴于这一全球性流行病的发生，不管你目前在写什么非小说类的大作，显然都要把它搁置一边。我们正处在“新冠前世界”和“新冠后世界”的缝隙中。我们尚未开始完全了解这个“新冠后世界”将会是什么样子，但这里已有一些我正在关注的趋势。
未知的未知
2004年，我写了一本书，名叫《世界是平的》，讲述的是日益增长的全球性互联。自那以后，世界变得如此地更加平坦和相互联系。真邪门，当我开始写那本书的时候，“脸书”（Facebook）才刚刚启动；“推特”（Twitter）只是一种声音；“云”（cloud）依然还飘在天空中；“4G”是个停车的地方；“领英”（LinkedIn）是一座监狱；对大多数人来说，“应用”（application）是你发给大学的东西，“Skype”是个打字错误，“大数据”（Big Data）是位说唱明星。而“苹果手机”（iPhone）仍然是史蒂夫·乔布斯的“秘密宠物计划”。
所有这些连通性工具，在2004年后呈现爆炸式增长，并真正连接了世界，全球贸易和旅游更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的星球不仅相互联系，而且相互依存，甚至在许多方面还实现了融合。
这推动了大量的经济增长。但这也意味着，当一个地方的情况变坏时，麻烦会比以往传播得更远、更快、更深、更容易。所以，一只携带病毒的蝙蝠在中国咬伤另一只哺乳动物，那只哺乳动物在武汉野生动物市场被出售，然后它用一种新的冠状病毒感染了一位中国用餐者，于是几周后所有公立学校都关闭了，而我则在贝塞斯达（Bethesda）躲着人走路，与周围每个人都保持六英尺距离。
但恰因为此，这场病毒危机远没有结束。太阳计算机系统公司（Sun Microsystems）联合创始人、计算机科学家比尔·乔伊（Bill Joy）这样对我说:“过去的几个星期实际上并不令人惊讶，这期间流行病如何传播也是可以预测的。但现在我们的处境已经是，我们所有的联锁系统，每一个都有自己的反馈回路，却都在以不可预测的方式关停了。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一些随机和混乱的后果，比如医护人员无法照顾孩子。”
指数的威力
对人类来说，最难理解的事情之一便是指数的力量——某样东西持续不断地翻倍再翻倍，就像流行病一样。大脑就是无法理解，如果我们现在还不封锁，美国5000确诊冠状病毒感染病例会以多快的速度爆发成100万例。
这里有个简单的方法来解释我们所面临的指数威胁。这是一种唐纳德·特朗普这样经常破产的房地产开发商可能理解的方式。比尔·乔伊也做过这样的解释:“这种病毒就像一个放高利贷的人，每天收取25%的利息。我们借了1美元（即第一个出现在这里的冠状病毒），然后我们瞎搞了40天，现在我们欠款7500美元。如果我们再等三个星期去付款，我们将欠下近100万美元。”
这就是为什么每天努力降低感染率，尽可能检测每个人意味着一切。输掉这场战斗，就是输掉这场战争。
这也是为什么我现在关注的唯一数字不是美联储的利率，而是重症患者的数量与全国需要护理他们的综合医院和ICU床位的数量之比。如果第二个数字能在病毒高峰期与第一个数字相匹配，我们就没事了。如果不能，我们将在大流行的基础上迎来大混乱。
指数的优势
然而，还有另一个指数可能最终会拯救我们：摩尔定律。该定律由英特尔公司的联合创始人戈登·摩尔（Gordon Moore）在1965年首先提出，认为计算机的速度和处理能力将每两年翻一番，因为越来越多的晶体管可以稳定安装在芯片上。
为了说明摩尔定律让各种事物变得更好、更聪明、更快的力量，英特尔公司让工程师们提走一辆1971年版的大众甲壳虫，试着计算如果汽车以与芯片自1971年以来改进的相同指数速度改进，它今天会是什么样子。英特尔工程师们的最佳猜测是，今天的大众甲壳虫汽车时速将达到30万英里，每加仑能跑200万英里，价格为4美分。
这就是指数在工程上的优势力量——它可能就是那种也能帮助我们快速获得冠状病毒治疗和疫苗的指数。
正如印度班加罗尔的一家独立研究中心——塔克莎希拉研究所（Takshashila Institution）所长尼廷·派（Nitin Pai）周日在livemint.com网站写道：“计算机技术和合成生物学的进步，彻底改变了病原体的检测和诊断，以及疫苗的设计和开发过程，使它们遵循摩尔定律式的循环。最近的流行病，从非典开始，包括H1N1、埃博拉、寨卡以及现在的新冠病毒，将把更多的人才和智力推向生物和流行病科学领域。”
但是够快吗？哈佛肯尼迪学院公共领导中心（Harvard Kennedy School’s Center for Public Leadership）的研究员高塔姆·穆昆达（GautamMukunda）指出，即使在超级计算机时代，“我们仍然没有针对艾滋病毒或疟疾的疫苗——这两种我们已经抗击多年的广泛传播的重大疾病。毫无疑问，科学将会发展到我们可以快速开发新疫苗的程度；但问题是，这仍然非常非常困难。”
这场流行病会从根本上改变美国的文化或政治吗？
我非常清楚共和党政客们今年在竞选中不会讲的一个笑话。这个笑话是他们经常用来抨击深层政府（deep state）和政府官僚的，对观众来说笑点在于“嗨，我来自政府，我是来帮忙的。”
我们会度过这场危机，因为在我们的深层政府、我们的大政府（Big Government）里，有着深厚的天赋和无私的承诺。科学家、医疗专业人士、减灾专业人士、环境专家云集，所有这些人都是特朗普试图清除的对象。但是此时此刻，我支持大政府和大制药（Big Pharma）来拯救我们。
在这一切结束之前，我们的政治文化也可能改变。我的朋友，马里兰大学的米歇尔·盖尔范德（Michele Gelfand）教授是《规则制定者与规则打破者：紧密和松散的文化如何连接世界》一书的作者。
在上周《波士顿环球报》的一篇文章中，盖尔范德回忆道，她和同事几年前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文中他们根据国家在多大程度上认为规则重于自由，将国家分为“紧密型”（tight）和“松散型”（loose）两种类别。论文写道：“像中国、新加坡和奥地利这样的紧密型社会有许多管理社会行为的规则和惩罚。这些地方的公民对旨在强化良好行为的高度监控习以为常。而在美国、意大利和巴西等国家，松散的文化有着较弱的规则，并且更加宽容。”
她认为，这些紧密性和松散性的差异并不是随机的：“法律最有力、惩罚最严格的国家往往是那些有饥荒、战争、自然灾害以及病原体爆发历史的国家。几个世纪以来，这些灾难频发的国家已经认识到无轻松路可走：严格的规则和秩序可以拯救生命。与此同时，一些鲜有面临威胁的文化——比如美国——则享有保持松散状态的奢侈。”
盖尔范德说，显而易见，“像新加坡和香港之类著名的‘紧密型’社会，已经展示了对新冠肺炎最有效的反应。”
与此同时，我们在白宫协调方面做得不够；还有一些不计后果的公众人物，如拉里·库德洛（Larry Kudlow）、肖恩·哈尼蒂（Sean Hannity）、劳拉·因-格雷厄姆（Laura Ingraham）、拉什·林堡（Rush Limbaugh）、凯莱恩·康威（Kellyanne Conway）、德文·努内斯（Devin Nunes）以及特朗普本人，最初将病毒的潜在影响淡化至最低，或将政治动机归于那些拍桌子要采取行动的人。这些因素加剧了我们所有人面临的风险。
因此，盖尔范德总结道：“在所有的不确定中，我们需要记住，病毒的发展轨迹与冠状病毒性质的关系，和它与文化的关系是一样的密切。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松散的文化设定需要做一个大转变。”
二战期间我们“最伟大的一代”做到了。但是我们现在可以吗？
唯有慷慨才能拯救我们
有数以百万计的企业主和雇主投资于长期资产。他们以为这些以借贷换得的资产会升值——股票、公司、房子、餐馆、商店。可是那些钱他们现在却无力偿还。
因此，我们不仅需要美联储支持银行防止全面崩溃，我们不仅需要银行重组债务，我们还需要把新的现金投入所有员工的口袋，让他们在最后一份薪水用完后还可以吃饭。令人鼓舞的是，政府和国会正迅速采取这样的行动。
我们越是同时收紧文化、放松钱包，我们在“后新冠”时代的社会就会愈加强大、愈加友善。
（吴承义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