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房产的人们把美联储的心思都摸透了，但就是没问：国泰民安能够持续多久，好让房价不停高歌猛进？
“百万组屋”达士岭是本地也是全球最高的公共住房建筑。（档案照）
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资本市场刚起步，工厂工人杨怀定炒股有道，很快就赚了第一桶金，成了时代弄潮儿，人们称他为“杨百万”。上个月，杨百万去世了，他的传奇被媒体再炒一次，以追思一个远去的时代。
在各地华人社会，人们近几十年来才开始告别穷日子，财富的积累是人生大事，生活的赢家常被贴上“百万”标签，让他们更显得不凡，因为百万大元好比第一道门槛，跨越过去了，你就不只是小康，而是上岸了。
在新加坡，“百万”也有神奇的地方，是人们心里的一道线；各行各业人，一年收人过百万，就是顶尖人士了。一些体制领袖还曾说：你收人不到百万，多半办不了大事，也就不好意思请你出来治理国家。
近年来，各式百万标签中，“百万组屋”最惹关注。一间组屋卖到八九十万元，还上不了报章。但一过百万大元就神奇起来，立即成了一则抢眼的要闻。
我们的房屋政策，初衷是“居者有其屋”，后来可以买卖生财，成了小市民宝贵的财富，由此牵动人们的想象和憧憬。组屋政策的调整，房市的任何风吹草动，都是茶余饭后全民开讲的题材。
在建国年代，人们从蕉风椰雨的甘榜走出来，初尝钢骨水泥的家居。亲戚朋友见面就问：你家组屋铺的是意大利的，还是台湾的大理石？家里买的电视雪柜收音机，是日本的，还是德国的？这是个全新的世界，一切新鲜奇特，也是建国初年小确幸，人们生活简单但不无感动。
组屋转售市场诞生后，人们开始发现组屋一转手，手上便有相当可观的一笔钱。70年代一间三房式售价一两万元，几年后脱售时价值翻了几番，可让你小屋换大屋，还有余钱到云顶搏一搏，或去买人生的第一张新航机票。
自那时起，国家建屋大计、市民幸福指数和政治社会稳定，就被紧紧地捆绑在一起。近年来，香港青年走上街头，美国政治走向民粹。新加坡人自信地说我们不会跟着走，不会跟着乱，因为我们有政府组屋；古代圣贤不就说：有恒产者有恒心。
为了让人民有恒产，政府向来很有恒心。数十年来，它一直勇敢地跟民众的梦赛跑。当建屋计划树大根深、满足了基本需求之后，树上枝叶不再单调划一，而是满树奇花异果，以满足更精致更多元的要求，组屋设计款式推陈出新。若干特优组屋，外观设计之美，比起很多私人公寓有过之而无不及。
房屋已是众多国人的主要财富，承载着一屋满满的期望。在报章的理财专栏，房屋达人的故事永远新鲜；其中一大主题是：意气风发一达人，由组屋新镇一路转战到第9邮区，结果，不到不惑之年，已经不惑不忧，可以提早退休去了。这是赢者的彩虹世界，吃瓜群众追看后既心动又焦虑。
谁都不愿与财富擦肩而过。为此，投资达人推出了各式“组屋大全”“房屋攻略”，教人如何开启宝库、精打细算；坐东北朝西南的房子，坐西南朝东北的房子，两者价码大不同；房子距离地铁站400公尺，还是800公尺，差价可达数万元。
有趣的是，人们投资股票的时候总会注意公司的长远潜能，而投资房产的人则从来不问国家的展望。人们把什么都算进去了，连美联储的心思也摸透了，但就是没问：国泰民安能够持续多久，好让房价不停高歌猛进？
几十年来，组屋私宅价格升多跌少，即使在疫情期间，即使经济增长缓慢下来，房市仍旧欢歌不断。
此刻最受关注的是黄金地段的组屋。配得一间黄金组屋，有如中一次jackpot。屋主只要忍心脱售，巨额回报唾手可得。这引来公不公平的热议。矛盾的是，政策的用意是拉近富者和不富者的距离，而今则成了民众之间的分歧。
我们或可说，国家财富的分配，本来就难做到人人开心。这好比家产的分配，当人们有更多遗产可分，法律官司就多起来了，法官不得不审家务事。共患难还比较容易，共荣华就难得多了。
在世界各地，有钱的没钱的，大多住在各式私宅，政府津贴的公屋仅属少数。新加坡的情况相反，政府组屋造福八成民众，住在私宅的人是少数。这是社会主义良策，但是在组屋和私宅之间，就有了一道清晰的阶层界线。
在普罗大众的人生梦想里，拥有组屋只是一个起点，拥有私宅才是终点，才能标识自己已经是上层20%的一分子。
人总是望高处看，这伴随着中上收入者的增多，又加上外地买家的兴趣，私宅售价因此居高不下，近年还直逼人们所说的天价。人们圆梦的路走起来就更吃紧了。每月摊还房贷之后，还能企及的其他美梦就所剩无几了。还在场外望楼兴叹的人，常常带着情绪地问：是不是外地买家推高了卖价？
与此同时，新加坡人出国走动的时候，在大城小镇、青山绿水之间，不难看到精致美宅，探查价格之后或会发现：这样的价钱，在新加坡只能买到一间鞋盒公寓。想得更远的人还可能纳闷：哪里才是圆梦之地？
来源：联合早报 作者 陈怀亮系《思想中国》统筹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