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一名患有痴呆症的退休医生给了一名建筑工人200万美元，随后这名工人用大约33万美元的钱购买了一个公寓。
库兰达维鲁·马来帕鲁马尔
尽管新加坡一位高等法院法官认为，拿钱的库兰达维鲁·马来帕鲁马尔（Kulan daivelu Malayaperumal）应该归还缺乏智力的人给他的钱，但她不会命令他出售那套购买的公寓。
在9月17日发布的一份口头判决中，法官黛比·翁（Debbie Ong）表示，不强制该男子出售公寓的原因是该男子的妻子也是公寓的共同所有者。
然而，法官将赋予债权人对债务人财产的合法权利，也就是所谓的”衡平留置权”强加给了这间公寓。
据悉，留置权是指债权人因合法手段占有债务人的财物，在由此产生的债权未得到清偿以前留置该项财物并在超过一定期限仍未得到清偿时依法变卖留置财物，从价款中优先受偿的权利。
“我们可以实行衡平留置权，但仍会保留这间公寓，直到发生出售活动(例如自愿出售)。出售所得可以用来满足衡平留置权。”法官表示。
马拉雅珀鲁马是2017年法官下令返还已故医生弗里达·保罗（Freda Paul）给他们总共300万美元（约人民币2126万元）的两名男子之一。
这笔钱来自医生的海格路平房的销售收入，该平房于2009年以1540万美元（约人民币1亿4百万元）的价格出售。
保罗医生是新加坡总医院的儿科医生，她一直都是单身，于2016年8月去世，享年87岁。
在2000年初，她与在她家旁边一栋建筑施工的马来帕鲁马尔和他的主管戈帕尔·苏拉曼（Gopal Subramanam）成为了朋友，这两个人都来自印度。
2009年年中，马来帕鲁马尔搬进了医生的家。
2010年，马来帕鲁马尔和医生的女仆阿鲁帕拉姆·坎提马蒂（Arulampalam Kanthimathy）各从医生卖房的收入中获得了200万美元，而苏拉曼获得了91万美元。
因病神志不清的保罗医生还将她的大部分资产捐赠给了马来帕鲁马尔和女仆坎提马蒂，这与她2007年的遗嘱截然相反，此前她曾在遗嘱中希望将她的大部分财富用于为新加坡国立大学贫困女医学院学生设立一个助学基金。
2013年，医生的远亲，高级律师菲利普·杰拉特南和鲁哈纳德维·约书亚博士根据《精神能力法》被任命为她的监护人。
他们怀疑她被三人剥削，于是上法庭恢复了医生在2007年遗嘱中立的条款，同时他们为了收回这笔钱还提起了诉讼。
保罗医生去世后，杰亚雷特南和约书亚博士作为遗产的执行者继续提起法律诉讼，他们都不是受益人。
2017年，马来帕鲁马尔和苏拉曼被命令归还这笔钱。
早些时候，法庭对2012年返回斯里兰卡的女佣坎提马蒂做出了判决。
尽管取得了胜利，这笔钱却仍在努力追回中。
遗产执行者试图收回那笔马莱帕鲁马尔在2014年购买公寓的费用。他们认为，作为这笔钱的受托人，他违反了他对保罗医生的信托责任。
法官认为，马来帕鲁马尔持有保罗医生的钱是根据”建设性信托”，但她说，由于新加坡《住房与发展法案》的一项规定，原告无权要求收回这套公寓的钱。
她说：”由于不能产生对原告有利的建设性信任，因此没有理由下令出售这套公寓。”
然而，法官表示，该法案不禁止实施衡平留置权。
她补充说:”在法律明确禁止对建设性信托采取更有效的补救措施的情况下，衡平置留权是法律必须做的最起码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