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有发
1924年的朱镜宙
1919年5月4日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标志性时间点，一批热血青年知识分子作为新生的社会力量登上历史舞台。著名南洋华侨史专家、民国报人朱镜宙（字铎民）当时年仅30岁，怀揣着为国家、为民族舍生取义的革命理想，活跃于当时众多重大事件中。
为祖国统一立言
1918年10月10日，徐世昌就任北京政府大总统。为缓解与孙中山的广州军政府对峙局面，11月16日向前线军队下令停战，宣言和平统一。作为回应，广州军政府23日发布停战令。
然而，南方部分议员强烈反对。时任广州军政府参议的朱镜宙，则认为“反对议和”于国家长治久安无补，没有健全良好的政治体制是政局动荡主因，提出解决国家统一的根本任务要从改革政制入手，并撰文《民国政制改造论》，“惟当时南方所提条件，偏于现实枝末的补救。余深感惑之，乃撰此书，聊贡一得之愚。”全书共十二章约5万字，大意主张总统制、南北同等裁兵、废除督军制、普及教育、开发交通、确立司法三级三审制、改善文书制度等。
朱镜宙的政治构想使人耳目一新，“当时赞成我意见的，颇不乏人。”时任非常国会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内务部部长孙洪伊、大元帅府参议、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童杭时、赵世钰等见文后，纷纷赠序相勉。吴序文，“此朱君铎民，因之有民国政制改造论之作，殆以遏乱源而固国本欤，所论废督、裁军，以及议会政治、地方制度诸大端，又悉与吾人促进民治之精神相吻合，贾谊伤时，凿齿裁正，诚有价之文字也。”赵序评述，“朱君铎民，周历南北，博览群编，国家治乱得失之故，既已洞悉于胸，而文章之卓荦辩，又足以抒其所蕴，S然有当于人心。”
1918年12月，《民国政制改造论》由广州编译公司正式出版。值得一提，4个月后再版，外交总长伍廷芳题赠书名，财政总长唐绍仪书赠四字“思深虑远”。
为南北议和游说
朱镜宙还被1918年在广州成立的世界和平共进会认同。12月29日二次大会上，朱镜宙与冯自由等6人被推定为审查员，与汪精卫、王文典、冯自由等10余人被选举为临时干事。据上海申报记载，当时到会者数百人，临时主席为广州军政府卫戍总司令徐绍桢。
1919年1月13日，申报刊登朱镜宙草拟的853字“宣言书”，文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和平之障碍在于远东问题，远东问题关键是中国问题，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世界永久和平之望亦殊不可保”。
适逢第一次世界大战尾声，英美等国为在华利益，也希望南北“议和”。于是，双方约定在上海召开和会，北京政府派朱启钤为议和总代表，广州军政府委唐绍仪为总代表。2月3日，世界和平共进会致电唐绍仪、朱启钤：“此次议和关系重要，本会特推徐绍桢、焦易堂、蒙民伟、丁象谦、朱镜宙为代表，赴沪陈述意见，诸希台洽为盼。”朱镜宙等人随即从广州动身前往上海。
2月20日，南北和平会议在上海德国总会正式开幕。可是双方当天就僵局在“陕西问题”上，还扬言“陕事不决，不议他案”。对此，朱镜宙代表世界和平共进会第二天致函南方各代表，请他们速将陕事近况及战事前后详情通告英美等国，“尚望各公使主持公道，为我护法政府明一是非曲直，此实目下急则治标之办法。”明示策略，“夫能言战，而后方能言和，为古今中外不易之道。今和局未成，而援陕军队已先自撤退，是自取灭亡耳。”
南北议和因双方争夺激烈未达成妥协，于5月13日最终破裂。但朱镜宙表现出色，比如：2月26日在上海霞飞路209号参加世界和平共进会、中华国民策进永久和平会、广东国民策进永久和平会联合召开的“三和平会”，他与共进会丁象谦，和平会方从矩、陈家鼎，广东和平会周震麟、吴灿煌被推为代表，定次日下午一时往见与会代表。在向朱启钤陈述意见时，朱镜宙告诫说，“北廷停战令下，南方援陕军队一律撤回，而北方陆续增兵，计八旅之多，则攻守形势已可了然，应请注意。”与冯自由、张秋白、徐绍桢、刘人熙等联名致函英美法意日五国驻上海总领事，“请各公使主持公道，促成南北合议。”
3月3日，朱镜宙与丁象谦、冯自由、吴灿煌、陈家鼎、方从矩再晤南北双方代表。4日，与张秋白向三和平会紧急会议递交对内对外电稿二件。5日，再晤唐绍仪陈述意见。7日，与谭人凤等联名致电广州军政府各总裁，谓“中华国民策进永久和平会会长刘人熙作古，请允国葬以优耆贤，并应详征行实，以光国史。”
为五四爱国发声
1919年4月，朱镜宙赴新加坡任职《国民日报》总编。5月4日，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北京爱国青年学生发起请愿活动，消息传至新加坡，华侨学生群情同愤。
朱镜宙对于华侨学生参与请愿持反对态度。他首先肯定“这是学生的爱国运动，值得赞许与钦佩。”“但有一点，我们却不可忘记，这里是新加坡不是中国。新加坡是英国属地，并不是独立国。新加坡总督是英政府所任命的属员，无权变更英国整个外交政策，是显而易见的。”“我国巴黎和会的失败就因英日事前有了密约所致，所以无法替我们仗义执言。”“新加坡政府，对于侨校向取放任态度，原因很简单，是因我们没有政治企图。一旦发现我们的小学生，也要过问政治，从此华侨教育，巩不能像现在那样自由了。”“若在大陆，我不但会举起双手赞成，还要以老学生的资格，打个头阵呢！”
朱镜宙同样反对以焚毁方式抵制日本货物。他在社论中，力劝华侨捐弃小我，筹建中华会馆，相互团结于大中华民族之下，强调团结即是力量，引导要冷静处置问题，“即使是日货，我们既已买来，就不是日本人所有了。现在将它焚毁，损失的不是日本人，而是我们的华侨。要用的东西，总归不可缺少。今日凭着感情，破坏掉，风潮一过，又去买回来，那不是抵制日货，而是推销日货！”“根本问题，只有我们自己多办工厂，有了国货代替，除了洋奴，哪个人乐意去买日货。”
朱镜宙爱国爱侨言行引起英政府仇视，8月6日新加坡《国民日报》被迫停刊。据其记载，当时被递解回国的有庄希泉和南洋女校校长余佩皋等多人，由于“没有给他们以递解出境的口实，所以只好用政治手段，使我自动离开报馆。”后来如朱镜宙所料，英政府颁布华侨学校管理条例，不时派督学分赴学校督导。
为救国图强入会
回望百年前的1919年，最耀眼的历史标签是五四运动，但是最重要则是少年中国学会。当时国内学生请愿失败，感到有组织一个带学术性的政治团体之必要。于是1919年7月1日，李大钊、王光祈、陈愚生、张尚龄、周太玄、曾琦、雷宝菁七人在北京成立少年中国学会。
其学会宗旨是：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运动，以创造少年中国。信条是：奋斗、实践、坚忍、俭朴。为此，入会会员都要求有强国雄心、才华横溢的进步青年，条件相当苛刻，“凡是有宗教信仰的人、纳妾的人、做官的人均不能成为会员，即使已经做了会员出现上述情况，也要清退出会。”蔡元培曾评价说，“最有希望的是少年中国学会。因为他的言论，他的举动，都质实得很，没有一点浮动与夸张的态度。”
朱镜宙与发起人周太玄、曾琦交往甚笃，在介绍下，加入少年中国学会。他与李大钊、陈愚生是首批42名会员中年龄最大的3人。1920年12月17日，北京学生联合会总务干事邓中夏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茶楼主持欢迎朱镜宙，朱除报告考察南洋之所得外，提议发起“南洋研究会”。不久，朱镜宙的《南洋问题与吾华民族》发表在李大钊主编的《少年中国》月刊第2卷第7期上。
少年中国学会1925年解体，会员共108人。聚集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青年精英，诸如毛泽东、恽代英、张闻天、萧楚女、李劼人、赵世炎、许德珩、宗白华、张申府、左舜生、杨贤江、高君宇、李璜、黄日葵、王德熙、沈泽民、刘仁静、朱自清、杨钟健、穆济波、康伯清、舒新城、陈启天等。难怪上个世纪40年代有学者感叹说：“现在的中国，已是少年中国学会的天下。”
之所以用“少年中国”作为会名，实际上受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影响。梁大声疾呼：“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这种豪情壮志深深打动了当时追求进步的热血青年。温州博物馆珍藏的梁启超书赠朱镜宙对联“山泉酿酒香仍冽，芳草留人意自闲”，更诠释了这一点。
为南洋华侨志书
1919年12月，朱镜宙从新加坡回国寄居温州城区。历时两个多月，撰写了《南洋群岛──英属之部》。全书约30余万字，在总论后分海峡殖民地、马来联邦、马来属邦三编，详尽记载了各地区的沿革、形势、气候、人口、政府、教育、财政、物产、贸易、交通、劳工、地方区域等情况，而且以造船业、种植业、华侨从业人口所占比例等角度，着重叙述华侨对南洋的贡献。
1920年5月，该书在浙江督军卢永祥资助下由上海商务印刷馆出版。引起国内外广泛轰动，尤其对闭关自守的当时中国让人大开眼界。时任北京政府大总统徐世昌亲自召见朱镜宙，并赠3000元勉其为国效力。
该书后来更名为《英属马来半岛》，蔡元培题写书名，章太炎和黄郛作序。黄郛说：“朱君对于南洋曾数履其境，循问风俗，所得又富，其论颇多独到之见。”多次再版，被称之为“中国近代南洋华侨史之巨著”。
与此同时，《新教育》杂志1919年第5期刊载朱镜宙致其主编蒋梦麟书信，谈述新加坡华侨教育情形及看法。1920年2月，朱镜宙的《马来半岛之树胶业》发表于《实业旬报》第2卷第3、4期。同年5月18至21日四天，北大日刊连载朱镜宙致蔡元培信函。蔡在复函中言，“承示《英属南洋华侨教育调查表》，详明得未曾有。不惟遵命以原表存北大图书馆，借供众览，并抄出载诸《北大日刊》，以广传布，想为先生所许也。”
五四精神的核心是爱国精神。朱镜宙用自己鲜活的行动诠释着一位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的奔跑者和追梦人的故事，留给后人的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作者系朱镜宙侄孙，浙江省乐清市侨联党组书记、副主席，浙江省孙中山研究会第一届理事。）
来源：人民政协报
供稿：朱有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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