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文治文集》弁言
唐茹经先生言：“编书之法，不外两端，曰编年，曰分类。”乃式遵雅诲焉。大道未彰，仁义陵替，非一日也。先生仁义贤圣，文以明道，觉世牖民，怀抱慈愿，立达推恩，无非救世爱人。先生之文，遗落亦非一日矣。苟世道人心日非，则沦失相噬无日矣。今天下望治，生民其苏，而德义既在，未遗斯世；径路虽纷歧日甚，然人道不息，皆足以起衰救弊，根治病源。此先生之文，所以经天地而纬日月，贯道德而明人伦，则大同之愿，实非惘然。以故类编先生文章，编年分类而附加释注，颜曰“唐文治文集”，所以继絶学而正民心，彰圣心以开太平，道以文存，洪致皇极。是编之辑也，岂徒俎豆圣贤者哉！
唐先生(一八六五～一九五四)，讳文治，字颖侯，号蔚芝，晚号茹经，江苏太仓籍。清光绪十八年壬辰进士，累官至商部署理尚书，于国是商政，多所献替。复曾周历欧美日诸邦，考稽治政得失，提倡商务、实业、教育，以挽救国运于危难之际。嗣丁忧，服阕膺上海高等实业学堂监督；民国肇建，改称南洋大学堂，旋称交通部工业专门学校、国立交通大学，主持校政十三年。至民国九年庚申，主持无锡国学专修馆，后名无锡国学专门学院、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皆亲主讲席，无论授徒与撰述，皆贯以“正人心，救民命”之淑世主张，义无反顾。所造济济端士，皆日后中国人文学科之翘楚。
先生著作等身，其学术，一言以蔽之，曰“读经救国”，本“性理学”为体，“经学”为用，“文章”则通钥其间，三者同源共贯；于本心良知，一意经世淑民，于人心与文化之根本，开启更生之内在动力；本推恩之王道，以成就圣人之极功，大同是盼。而且身处苦难深重之乱离之世，其“苦难学术”，爱国爱民之切，自不囿门户，而博采贯通，既汇摄传统精粹而雄视百代，复周鉴西法而知通方，以重现中华文化之庄严与活力。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其自任之重，形之于“道统”之自觉、继承与开拓，其关怀民瘼之深挚，高瞻远瞩之卓识，所谓等百世之后者，“为往圣继絶学，为万世开太平”，先生体证之矣。一代纯儒，接迹圣贤。时至今日，国魂之重铸，犹待先生著述之重光，意义至重。
然先生论著传世者甚富，而流布于不靖之时，未暇亲订全文，复多有披离，后人观省研读，颇为不易。苟力所能及，则搜集整理，刻不容缓，否则时日流逝，更添来日文献散佚之忧叹。是以整理先生遗篇，先之以文集编年校释，继之以经学、性理学、文章学等凡四种，完整呈现先生七十年治学之神髓。其不取影印原书之方便途径，而宁肯耗用大量精力与时间以整理编次者，以原刻形态纷异之故，若以原版编影，其亥虎乖舛，徒添后来者之畏难与误解。且各单品多有影印行世，则不烦迭瓦也。
先行整理文集者，盖唐先生文章寄存一生心事，为理解先生学术精神之基础依据；其文集亦包罗先生思想、学术、文章、家庭、师友之全体，乃研究先生学行所必备者，更为研究晚清、民国至开国时期之历史、思想、学术、政治、社会、文教等领域提供极重要之一手数据。惟《茹经堂文集》内容经历七十多年不同时期之流播，情况复杂。故先攻难，顺流以下，则董理易为功也。否则零碎散乱，漫无体统，甚者歪曲割裂，反大可哀。况先生极珍惜文字撰作，明言“余自十五六岁有知识以来，所作文字悉数存之”，而早岁就学南菁书院，已有编集之举。至于先生经学、性理学、文章学专著之处理，则因文集而提供更可靠之线索。则文集之整理，于董理先生学术论著之全体，实属当务之急。
本集以先生《茹经堂文集》《茹经堂奏议》《蓄艾编》《人格》《政治学大义》《国鉴》《军箴》《国箴》《越句践志》《演讲录》《茹经先生劝善小说》《英轺日记》《茹经先生自定义年谱》等十三种为主，辅以散见报刊杂志之单篇，先生在世梓行传世者，皆为搜录，为之编年分类，校订释文，注明出处，俾可展卷按验。综核字数，已逾二百万，大体已在，然沧海遗珠，补辑求全，亦在日程。但先理其大体，光扬先生论学议政、诲人陈情之要旨，殊属关键。至于其日记、书信手稿之未刊于当时者，虽或见零碎辑录，若非先生当日所欲公诸世者，则待往后搜辑为补编。求端讯末，考而核之，编次先生遗文，必先整理见存者也。
先生精擅文章之学，其《茹经堂文集》一、二编与《茹经堂奏疏》皆手订，其中体类编次，皆精心布置与安排，非率尔为之。盖文章之学，分体乃一大关键。惟原《茹经堂文集》六编，刊刻于不同时期，内容随阅历与时变而各有偏重。如第一编“家乘”，为其他五编所无；六编体类各有分合。今就其已存之体类，稍加整齐。各类之中，统以年代为序。独于“家乘”，则遵先生遗意，以尊卑为次，并补入“一编”刊成之后过世家人之墓志。分类与编年，乃此全新本文集之要项。至于校文，因先生《茹经堂文集》所有六编，皆惟一刊本流传，未有重刊或别本。台北文海出版社于一九七〇年据以影印《茹经堂文集》《茹经堂奏疏》《英轺日记》《自定义年谱》，遂行于世；《民国丛书》所影印收录者，亦同是本，未有歧异也。惟台北影印本因时忌而掩蔽部分内容，《民国丛书》本则有严重之缺漏，究属遗憾。凡此于整理之际，皆随文注明，并根据原刻本补足。凡引文，皆一一核对原典，注明出处。至于注释，则采《自订年谱》互证，或采先生《国文经纬贯通大义》之自评供参考，尽量以唐先生文字自证，避免歪曲失实；所涉及之人物与艰深文字，亦加注解。继绝存亡，虽规规然求察索辨，微细不辞者，盖不以小害大，全其本末，实事求是，总以保存先生文章大体为宗旨。至于全书体统，详列于“凡例”也。
黄宾虹先生《茹经堂图》
唐先生著作之全面整理，自二〇〇一年始。陈国明博士于香港各大专院校图书馆搜集文献；欧阳艳华博士往来中国台湾、韩国之图书馆与书肆，补充增订，输入审校；何洁莹博士复搜辑精校。皆道义自任，不辞劳苦，但尽学术承传之责，思之可感。逮二〇〇八年，时任上海古籍出版社第七编辑室主任之童力军先生，有整理先生《十三经读本》之邀，高义隆情，遂萌梓行其全集之意，故重加整理，以期先生之所有著述得以面世。学缘所及，二〇一四年中复得上海古籍出版社第一编辑室常德荣先生之鼎力襄助，提供大量先生遗文之专业信息，为先生遗文之整理提上日程，不辞劳苦，品德之纯，精诚可嘉；见地之正，深可感佩。出版遂可得而确定焉。遂诚邀精粹学子，参与董理。张涛博士乃于上海从事《茹经堂奏议》《英轺日记》之初役，吴昊于北京帮助校理，黄生耀岷、张生婉颖等襄助，寒暑无间，皆真诚付出，不计利害，于当今急功近利之世，实属凤毛麟角，由衷铭感也。以此深信中国文化之必光大于新一代者，断无疑也。国光则反复总校，往往日旰忘食，夜则伏案至辰星启旦，检阅蓃讨之艰难，有非文字所能宣其万一者。惟绠短汲深，诸不当处，皆国光谫陋梼昧所致。惟窃念得为先生拥篲清道，意亦天之厚赉也，敢不勉耶！
篇端须揭者，乃上海古籍出版社高社长克勤先生，精诚纯粹，支持无间言；上海古籍出版社奚彤云副总编，善良有才，多方襄助，至于尽善，是皆学术之纯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一编辑室及相关部门之同仁推荐本书申请“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及“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资助”，并成功获批。北京清华大学历史系与经学研究院院长彭林教授、台湾大学前文学院院长叶国良教授，为唐先生遗集之董理面世，俱在百忙之际，提供极重要支持，古道热肠，百拜感激。台湾中研院林庆彰教授、蒋秋华博士、香港新亚研究所李启文博士、香港中文大学国学中心主任邓立光博士、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院长梁秉赋博士、北京大学礼学研究中心主任吴飞教授，皆纯粹儒者，关怀指正，诚恳无隔；足征学术道义，无分畛域，俱怀美善之愿而比肩奋进焉。
先师苏文擢教授，无锡国专毕业者也，归道山二十载矣！国光之所以得闻唐先生学术，乃因文擢师之诲谕。本集之得以梓行，茹经先生汲汲于“正人心，救民命”之慈愿，得以焕发于今时，信乎乃集诸善缘之硕果。文运兴伏，皆在善念之际，几微之间。先生一生以“国文”倡，因文明道，是编之成，体统有在，先哲猷诰，得以饷世而垂诸后，是天之未丧斯文，华夏学术义命，自必发扬光大。圣道大明，人道恢张，于是基之。心哉美矣！文集云乎哉！俎豆云乎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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