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京报 作者：赵凯迪 卢功靖
婴儿像一件“货物”，出生没多久，便经过三四次倒手，层层加价，辗转到其他省份。
生下两个女儿后，马玲决定买一个男婴回来，“让公公、婆婆满意，让这个家圆满。”
马玲的丈夫邵春生，是山东省临沂市费县北毕城村人，在城北乡经营一家家具店，家庭条件在当地算中等偏上。但他们总有一个心结打不开——膝下无子。邵春生说，这是不光彩的事。在当地，买男婴的背后，有老无所养的担忧，但更多的则是旧风俗形成的传统观念——没有儿子，不体面。
愚昧的观念，自然催生一个男婴贩卖市场。为当地提供男婴的人，是费县岔河村的李云生。曾因拐卖人口、儿童两次入狱的李云生，在贩卖儿童的链条上，充当的角色是“二道贩子”，他的上线是山西省的两名女子，其中一名叫刘文慧。她们负责在山西“收购”男婴，卖给李云生，李云生再加价卖给事先联系好的费县的农村家庭。
2017年6月24日，因群众匿名举报，此案案发。横跨山东、山西两省，至少11人涉案的拐卖儿童案浮出水面。当年7月4日，李云生及“介绍人”邵宗良（邵春生父亲），被费县警方刑事拘留。
2018年6月25日，新京报记者从李云生辩护人处获得的判决书显示，费县人民法院查明，2016年7月份至2017年6月底，李云生先后从山西省忻州市代县的刘文慧及另一名女子处，购买6名男婴，自行或者通过邵宗良居间介绍，卖给冯景明、张涛、邵春生等6人养育至今。
李云生获利28000元，邵宗良获利2000元。2018年，法院一审判决，李云生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邵宗良犯拐卖儿童罪、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罪，获刑三年六个月。被告人均未提起上诉。
新京报记者从刘文慧的家属处获悉，除刘文慧外，她的丈夫、妹夫和母亲均因涉及此案，陆续被山西警方抓获。目前仍在审理当中。
▲2015年3月，山东费县，民警解救被拐卖婴儿。人民公安报、中国警察网记者 陈路坤 摄
买个儿子回来
费县地处山东省中南部，位于沂蒙山区腹地。和中国普通村庄相似，农村的青壮劳力大多外出打工，年龄偏大的人，则在家里操持着几亩农田。
这几年，随着经济发展，村民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都有了很大变化。进村的道路变成了平坦的水泥路，两侧的低矮平房也被两三层的小楼取代。小卖部门口贴着支付码，村里人都懂得用微信支付。
但生活方式的进步，并没能完全改变他们一些愚昧的传统观念，尤其在“传递香火”这方面。邵春生说，在这里，家里没有男孩是很没有颜面的事。
邵春生和马玲决定要一个儿子。
邵春生的烦恼，也是当地其他没有儿子家庭的烦恼。比如，桥庄村的王利英、葛沿村的冯景明、良田村的张涛。他们的想法跟邵春生一样，“买个儿子回来。”
为他们提供男婴的人叫李云生，今年55岁。早年间，李云生的母亲改嫁到北毕城村，邵宗良很早跟李云生认识。他还知道，李云生“曾经干过这种事”。
不出两个月，李云生跟邵宗良商定以七万二千元的价格在日兰高速费县出口“交易”男婴。邵春生猜测，选择那里是不容易被发现。
邵宗良拿出40000元，邵春生拿了32000元，凑够买男婴的钱。邵春生看到男婴时，“像是出生没几天，身上裹着薄毛毯。”按照李云生的说法，“小孩不是偷的，不是抢的，是人家父母生完后不想养了。”
买来的男婴，解开了邵家人多年的心结。消息在村里传开后，王利英等人陆续通过邵宗良或其他人，联系上李云生。
和邵春生家一样，桥庄村的王利英生了两个女儿。王利英的大女儿今年20周岁，小女儿12周岁。
葛沿村年近50岁的冯景明也越发觉得需要一个儿子。“人老了，还得靠儿子照顾。”他的妻子说。
新京报记者获得的判决书显示，2016年9月份，王利英通过邵宗良介绍，花80000元从李云生手中买来一名男婴；2017年6月，冯景明花费85000元，从李云生手中买来一名男婴。
判决书显示，2016年7月份至2017年6月底，一年时间内，李云生先后从山西省忻州市代县的刘文慧及另一名女子处，购买6名男婴，自行或者通过邵宗良居间介绍，卖给冯景明、张涛、邵春生等6人喂养至今，总共获利28000元。其中，2017年5月份至6月份，仅一个月时间，李云生卖出三名男婴，他以总价222000元的价格从刘文慧处购得三名男婴，转卖给包括冯景明在内的三个村民，从中获利23000元。
七八万元对他们来说，不是一笔小数目。冯景明、王利英等人靠种地、打零工为生，刨去生活开支和女儿的学费，一年下来也存不了多少钱。
张涛记得，花80000元买了小孩后，家里仅剩下12000元。一个月后，他的腹部长了一个瘤子，他不得不跟亲戚借了10000多元治病。40多岁的他，在开小卖部之余，又在外村包了10余亩果树林种植。他觉得儿子是整个家庭的精神支柱，有了这个“东西”，人才能有干劲。
▲邵春生在城北乡开的家具店，其中有一个小孩就是在这里交易的。新京报记者 赵凯迪 摄
拐卖儿童三进宫
从提出买婴的请求，到抱到孩子，买家大多只需等两个月。邵春生说，他们听说李云生有门路，但没想到那么快。实际上，李云生对贩卖儿童的生意早已轻车熟路，在跟邵家做“交易”之前，他曾因拐卖人口、儿童被判过两次刑。
和李云生相识的王少将告诉新京报记者，李云生16岁那年，他父亲去世，母亲改嫁。李云生小时候没人管教，上完小学就退学了。
20多岁时，李云生到外地打工。王少将说，大约上世纪90年代初，李云生在内蒙古结识了一群人贩子，开始做起人贩生意，后来因此获刑。
李云生第一次犯罪入刑是在1994年。据判决书显示，1994年3月2日，31岁的李云生，因犯拐卖人口罪被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第一次犯罪刑满释放后，李云生回到老家岔河村，但没有找到固定工作。王少将说，当地村民以种植果树营生，青壮年则在附近的罐头厂打工，如果干的勤快，一年到头能挣下两三万元。李云生不愿意受管制，坚决不去罐头厂上班。
此后，李云生“倒卖过水果，也卖过蔬菜，后来不知怎么的，又开始倒卖人口了”。王少将告诉记者，李云生卖孩子的事，在村里不是秘密，“头些年，我们村有好几个人从他那抱过孩子。有时候打几个电话，别人就把小孩送来了。”
判决书显示，2010年8月26日，李云生因犯拐卖儿童罪，被费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五年。2014年1月24日，他获得减刑释放。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显示，李云生在服刑期间，认罪服法，服从管教，受到记功1次、表扬1次、嘉奖2次的奖励，确有悔改表现。
但“悔改”两年后，李云生第三次重操旧业。2016年7月份至2017年6月底，一年时间，他一共贩卖了6名男婴，获利28000元。王少将说，在当地农村，这笔钱并不是一个小数字。农村人种十四五亩地，辛苦耕作一年，也才能挣下两三万元。
和李云生同村的人认为，他靠卖孩子发家，给儿子在费县县城买了房子和车，但李云生的妻子王爱香则表示，车和房子都是儿子、儿媳贷款买的，房子的首付款70000元，是从亲戚朋友处借的。她说，家里人并不知道李云生卖小孩的事，他赚的钱也从来没有往家里交过。
王爱香觉得丈夫是在“行好”。山东省一名警界人士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一些农村地区，村民对介绍、收买儿童现象习以为常，认为是积德、做善事，不认为是违法犯罪。王爱香更多是在感慨丈夫没有发外财的命，“干一次被抓一次。” 她的儿媳说 。
▲李云生所在的岔河村。 新京报记者 赵凯迪 摄
累犯，应从重处罚
费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办案说明显示，该案系2017年6月24日群众匿名举报案发。
2018年2年6日，该案由费县人民检察院向费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公诉机关指控，2016年7月份至2017年6月底，李云生先后从山西省代县阳明堡镇堡内村刘文慧（另案处理）、山西省一女子（真实身份不详）手中，购买6名男婴。其自行或者通过被告人邵宗良居间介绍，以72000元到85000元不等的价格，出卖给邵春生、王利英、马红闲、张涛、丁宁、冯景明喂养至今。
费县公安局刑警大队情况说明显示，2017年8月，山西警方将刘文慧抓获，但她一直是零口供，警方无法获取李云生犯罪的相关印证材料。记者从刘文慧的家属处获悉，刘文慧的母亲、丈夫及妹夫也因涉及此案，陆续被抓。目前仍在审理当中。
李云生的辩护人赵志纯提出，对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李云生犯拐卖儿童罪的事实和罪名均没有异议，但是认为被告人李云生没有对被拐卖的儿童造成任何伤害等后果;主动、如实交代了犯罪事实、认罪悔罪、犯罪数额不大等情节，应该对其从轻处罚。
邵宗良的辩护人提出，邵宗良只是居间介绍，应该系从犯，主动、如实交代了犯罪事实、认罪悔罪，应该对其从轻处罚。
法院认为，李云生以出卖为目的，贩卖多名儿童，应当以拐卖儿童罪追究被告人李云生的刑事责任，其系累犯，应对其从重处罚。
3月2日，费县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判处李云生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判处邵宗良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其余6名收买儿童者，犯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罪分别获缓刑。其中，邵春生、王利英、马红闲自行投案，冯景明经警方电话传唤后归案，如实供述犯罪事实，构成自首，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张涛、丁宁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一年六个月。
新京报记者从辩护人处获悉，判决后，被告人均未提起上诉。
2015年8月29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十六次会议表决通过刑法修正案(九)。修订后的刑法自2015年11月1日开始施行。其中有一条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从轻处罚。
北京泽永律师事务所王常清律师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刑法由原本规定的免于刑事上的处罚，变成从轻或减轻处罚，就好很多。
目前，被拐卖的男婴仍养育在上述获缓刑的6人家中。邵春生说，他们现在“最害怕人财两空”。一旦有车辆和陌生人到村庄附近，他们就会猜测是来要孩子的。
▲张涛在村里开了一家小卖部。新京报记者 赵凯迪 摄
斩不断的市场
为李云生提供男婴的人则是山西的刘文慧和另一名女子。在这个利益链条上，李云生和她的上线刘文慧，都是“二道贩子”。刘文慧负责在山西忻州当地“收购”男婴，李云生则负责在费县与买家对接。婴儿则像一件“货物”，出生没多久，便经过三四次倒手，层层加价，辗转到其他省份。
李云生背后的贩卖儿童产业链，虽经有关部门多年打击，但始终未斩断。
新京报记者通过裁判文书网检索发现，2014年2月10日至今，费县人民法院公开的拐卖儿童案，一共有11起，涉及儿童23名。梳理发现，被拐卖的儿童多来自四川、山西等地。早在2010年，媒体报道称，山西忻州一名刚出生的男婴，两天之内倒手五次，被卖到山东费县。价格从最初的27000元涨到60000元。
山西忻州代县当地一名村民告诉记者，30年前，就有人贩子开始在当地收孩子，往山东卖。“生了孩子养不起或者不想要，便以4、5万元的价格卖给人贩子，再由人贩子倒手卖到别处。”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学学院副教授李春雷博士曾经把2000-2013年之间，媒体公开报道的133个拐卖儿童犯罪案例进行了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拐出婴儿与拐入婴儿总体趋势是，主要由云南、四川、山西和河南拐出，向沿海的两广地区、福建沿海和山东沿海地区拐入。
拐卖儿童团伙化趋势明显。已从传统的单兵作战、亲戚搭伙，发展为“上线”寻找卖家、 “下线”寻找买家、“中间人”勾兑上下、“运输人”负责“送货”的一条龙的团伙性组织行为，形成了完整的利益链条和成熟的操作模式。此外，在儿童被拐案件中，受金钱利益驱动、重男轻女等因素影响，有超过一半的案件都是由亲人甚至亲生父母所为。
曾有网友提到，对于人贩子应处以重刑，这样才能斩断拐卖儿童的链条。对此，王常清律师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一味增强处罚，用极刑、酷刑并不会起到很好的效果。惩处力度过大，一定程度还会加大被拐儿童的解救难度，从罪责角度而言也是不恰当的。
王常清律师说，即便加大惩处力度，也不会起到好效果。拐卖儿童案件破案率低、收益高，100个里只能抓到几个人贩子，但对于人贩子而言，一两次的成功贩卖就能带来足够高的利益，这会让很多人有侥幸心理。
拐卖儿童案件屡禁不止，不仅仅是法律惩处不足，很大原因是破案率低、打击力度不足。王常清表示，相较于毒品，公安成立缉毒大队、惩处和打击力度更严，让人“不敢为”。缉毒破案的比例、法网的密度，要比拐卖妇女儿童的比例大的多。相较而言，对于贩卖儿童的打击，警方配备力量稍显不足。只要干，伸手就会被抓，这个才是威慑力。
没有收买，就没有拐卖。农村地区传统的“养女不如生儿”的生育观念不改变，拐卖儿童犯罪行为就难以铲除。
▲费县农村墙上随处可见上述标语。新京报记者 赵凯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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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暗访湖南婴儿地下贩卖交易网络：亲儿子被6万元卖掉
来源：潇湘晨报
2018年6月21日上午9点多，在益阳赫山区现代儿童妇女医院4楼病房内，一个婴儿在月嫂的怀中，刚刚出生几天的他不会知道，他的亲生母亲正准备通过中介之手将其以6万元的价格卖出去。
医院内儿童
6月中旬，潇湘晨报记者从打拐志愿者处得知一条线索，其加入了一个专门为婴儿卖家和买家联系的微信群，微信群中的中介专门联系外地产妇来湖南进行生产，等待婴儿出生后又联系买家将其出售。
记者与志愿者一道以买家身份与中介见面接触后，发现一个更完整的婴儿地下交易链条：中介除了负责联系买卖双方赚取差价外，还让产妇冒充他人身份在医院生产，违规办理出生证明，赚取高额利润。
接到记者举报后，益阳赫山公安迅速组织警力到场调查，控制相关嫌疑人。目前，多名中介涉嫌拐卖儿童罪被刑事拘留，多名涉案嫌疑人被控制，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之中。
微信群内发布领送婴儿信息，网络涉及全国多省市
6月中旬，潇湘晨报记者从知名打拐志愿者上官正义处了解到一条疑似涉嫌买卖婴儿的线索。上官正义称，早在两三年前，他就卧底加入过一个可能存在买卖婴儿现象的 QQ 群，群内成员有数百人，但群内交流比较隐蔽，在中介发布相关信息后，买家就与其私聊了。
在前一段时间，志愿者发现，这个 QQ 群已经被禁言。群公告显示，“由于 QQ 群不安全因素，群主决定所有领的和送养的全部要转入到微信大群。”从展示的信息看，类似的微信群有5个；同时，要加入这些群需要与群主联系，并交纳几十元不等“认证费”。
志愿者以买家身份加了一名联系人微信，在缴纳10元认证费用后，被拉进入一个微信群。潇湘晨报记者看到，这个微信群内有100多名成员，主要来自全国多个省市，每个成员的昵称都标注了自己的需求，一些成员以“S”开头，表示 “ 送”，一些以“L”开头，表示 “领 ”，比如一名成员的名称为 “L 女宝，河北”，表示该成员在河北，需要购买一个女性婴儿。据群主介绍，“领养”每个婴儿收费6到9万元。
在群内，每天都会有来自全国大量买家和部分卖家在群内交流，不时有人发布待产信息。群主表示，她发布的领送信息都是100%真实，私下交流不能确保真实性。对于买主的要求是“拥有身份证、结婚照、户口齐全、不孕家庭”，对于卖家(宝妈)要求为“未婚意外怀孕，已婚无力抚养，父母双方达成一致。”在买家和卖家完成交易后，群主会要求他们退群。
6月17日凌晨，群主发来信息，“刚出生健康男宝，有需要匹配的从速!在湖南益阳 ”，并发来了两段婴儿和产妇视频。据此人介绍，这是一个在6月16日刚刚出生的男婴，生母是江西上饶人，生父是浙江温州人，这是他们的二胎，因为无力抚养，他们决定将孩子送走。产妇在事前从外地已经到达益阳，并在益阳一家医院成功生产，如果要 “领养”需要赶到益阳将孩子抱走，同时需要支付6万元的“营养费”，匹配不成功可退还200%的车费。
实际收费6万元，却签订 “无偿送养协议”
为了核实情况，在经过与这名中介多次沟通后，6月20日，记者与志愿者一道从长沙赶赴益阳。这名中介一开始表示，产妇是在益阳和睦佳妇幼医院，后来又称，产妇在益阳现代儿童妇女医院。
6月20日下午4点左右，记者将与中介见面的地点约在在益阳现代儿童妇女医院附近一茶馆内。不一会儿，一名身着白色上衣，体型稍胖的年轻女子来到了房间内。
“我是一个人来的，你们这边来多少人都没关系，我信息肯定确保100%真实。” 这名女子自称叫做“可乐”，做中介“不是一天两天了”。很多产妇都是提前和他们约好，从外地赶过来之后，他们负责联系医院进行生产；然后寻找买家，一般产后两三天就可以将婴儿出手。
“之前将医院记错了，因为两边都有宝妈，我太忙了。”“可乐”说，他们在益阳、长沙、株洲都有点，她自己是临时从株洲过来的。之前有很多“成功案例”，并且与这些地方的一些私营医院“都有关系”。
“可乐”一开始拿出一张益阳市新生儿疾病筛查中心出具的“新生儿疾病筛查查询卡”。“半个月之后孩子的体检结果都可以看得到，如果有任何问题，你到时候可以和我联系，宝宝和钱都可以退回来。”“可乐”说，她帮记者联系这个产妇是 6月初来到的益阳，并在6月16日产下一名男婴，身体健康。
“可乐”随后向记者介绍了整个买卖过程的程序，她稍晚会带记者去医院看一下产妇和婴儿，确定健康情况后，产妇会签订一份“送样协议”给买家。在产妇和孩子出院后，买家抱到孩子后，直接在车上将6万元交给她，其他费用不用管。
“可乐”自己当面手写了一份“送养协议”，她称产妇之后会按照这个自己手写一份，买家如果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提出来。送养协议写道，“本人自愿将儿子无偿送养给好心人，希望以后你们能善待孩子。”
“我有一点要和你讲清楚的是，必须写无偿送养，知道为什么吗？一旦涉及金钱，你也知道，中国法律是不容许买卖儿童的。这个如果写了有钱的话，那以后你们自己负责后果。”“可乐”向记者交待到。
产妇会不会后悔将自己孩子卖出？“可乐”向记者打包票称，孩子妈妈签了协议，不会后悔。“国家是明令禁止买卖儿童的，后悔的话被抓的就是她，到时候受苦的是她自己，所以他肯定不会，你这边更不能。”“可乐”说。
买卖婴儿过程暗藏 ” 关联 ” 生意：孕妇冒充他人代办出生证明
那买来的孩子是否有出生证明？以后是否能够上户呢？在与“可乐”交流过程中，记者提出质疑。“可乐”称，记者是拿不到出生医学证明的，因为这次孩子的出生证明是以产妇的身份开出来的，记者拿着也没有用，带到身上也不安全。
那有没有办法能够使孩子顺利上户呢？在经过与记者长时间交流后，“可乐”向记者“支招”。“你自己先带回去，回去找找关系，实在找不到关系，你可以找我。”“可乐”说，如果要获得正规医院的出生医学证明，她可以下次找到另外一个待产孕妇，下次生产的时候以买家的身份办理入院手续。待产妇分娩后，医院便可开出买家身份的出生医学证明。
在打消记者顾虑，“可乐”向记者展示了一份其在湖南省红十字妇幼医院办理的一份出生医学记录，并表示之前已经办理过多份这样的证明。
“可乐”透露，办理出生证明才是他们主要的业务，办一个证需要5万元，一个月之内就可以拿到证。
“一整套的资料，到了上户口的地方，他什么都不会问，就直接把户口上了，因为是正规医院出来。”“可乐”说，“为什么要和医院有关系，因为产妇和你们的信息肯定不是同一个，如果医院没有关系，他们不会给你发证。”
6月20日晚上7点多，根据记者和中介的约定，记者赶到了益阳市现代儿童妇女医院的4楼的一个病房内，终于见到了这名产妇和婴儿。产妇躺在病床上，婴儿因为黄疸偏高，还躺在蓝光治疗箱内，现场还有一名月嫂在照顾。
“你完全可以放心，我家里还有孩子。我还希望以后不要联系最好。”这名产妇说，自己是江西人，丈夫浙江温州人，家里还有一个6岁的孩子，前几年公公得了癌症，之前对婆婆谎称已经打掉了，但自己一直在外面，后来就决定将孩子 “送”掉，在几天前坐客车来到了益阳。
为了证实自己的身份，这名女子还展示了自己手机里的身份证照片。此证件显示，其真名叫朱某勤，江西上饶人，今年31岁。
但记者从其床头卡上看到，其登记的信息叫做“王某明”，年龄为38岁。记者借机提出质疑，中介“可乐”解释道，这是因为在入院时肯定不能登记真实信息，所以随便报的名字。“这里是私立医院，报一下身份证号码，地址就行了，不会要求看原件。”“可乐”说道。
在等“中介”走出病房的间隙，记者与产妇悄悄交流，这名产妇说，王某明实际上是出生证明上的母亲信息。但其不愿意透露自己究竟能得到多少费用，等记者想与产妇进一步交流时，“可乐”立即回到了病房。
看到记者多次质疑，“可乐”也显得生气起来。“你们小心没有错，但是已经小心得过分了。”“可乐”说。
记者随后从医院医生处得知，这名婴儿的出生医学证明已经开出。记者从该产妇的入院资料中看到，其登记的身份证也是使用“王某明”的名字，不过其身份证头像以改为产妇头像，相关检查资料均登记为“王某明”的信息。
警方突击查处，一名中介已被刑事拘留
6月21日，是记者与中介约定的进行交易的日子。在之前进行取证后，记者兵分两路，一路到达医院继续与中介周旋，另一路则立即向益阳市公安局赫山分局举报。
上午9点多，记者到达医院后，“可乐”和另外一名年轻女子也先后到达，并准备为产妇办理出院手续。
“来，让妈妈抱抱你。”在月嫂给孩子泡奶粉喂完之后，这名产妇在孩子出生4天后第一次抱起了他。
而在医院楼下，赫山公安分局刑侦大队的民警在楼下集结，并展开布控。9点46分，警方进入产妇所在病房。
“把你的身份证出示一下。”面对警方突袭，房内人员都愣住了，警方随即控制现场。“真的不是我，我是过来帮忙的，他们都是自愿的，我只是过来签个线而已，我真的什么都没做。”“可乐”一开始将自己的一个用于交流的手机藏匿在自己身上，警方在护士帮助下找到这个手机，“可乐”随即蹲在了地上。
现场的信息显示，“可乐”真名肖某乐，湖南醴陵人，29岁，随行年轻女子为贵州人。产妇真名朱某勤，江西上饶人，31岁。朱某勤在现场承认，其实她与丈夫早已分开，经人介绍联系上中介，中介答应生产后给予其4万元费用。
警方同时也确认，中介利用朱某勤生产过程，实际也为一名山东籍的女子王某明违规办理出生证明。也就是说，王某明实际是这张出生证明的买主，如果这个交易能够顺利成交，中介从这一单中就至少能赚取7万元。
随即，警方将现场的多名涉案人员带走，并展开突审。几个小时后，肖某乐的一名上线落网。这名上线出生于1990年，落网时驾驶一辆保时捷跑车。
记者获悉，警方已对此事立案调查，涉案的中介肖某乐及其上线已被刑事拘留，售卖亲生儿子的朱某勤也被采取刑事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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