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前在1941年3月中交棒卸任后，于同一年前往美国出席国际橡胶会议，没想到太平洋战争爆发让他滞留美国四年，因此而安然避开日军占领新加坡的艰难岁月。战争一结束，他就在1945年11月回到新加坡。
中华总商会是在1945年9月1日恢复运作，由陈六使暂时担任主席和主持会务，直到正会长连瀛洲于10月回新。 这段期间，总商会曾派人到泰国的死亡铁路慰问华侨难民，1946年1月为抗日英雄林谋盛举行公祭。当时资源匮乏，商会因此得协助英殖民地政府推行香烟配给、布类配给，向当局交涉战时的保险索赔。
李光前是在1946年8月18日的董事会选举中，当选新一届董事会的32名董事之一，并在9月19日的复选中出任正会长，杨溢璘任副会长。李光前在就职仪式上，认为当时最紧迫的问题是粮食短缺，呼吁对粮食问题有研究的人提出良策，协助政府解决粮食危机。他也呼吁大家和衷共济，团结起来重建千疮百孔的社会。
战后有各种事务待处理，李光前就职后先分配小组委员会处理各种事务，例如派伍燊才出席政府的车辆分配优先权委员会，委任叶玉堆担任全马战时损失赔偿委员会的商会代表，推荐林子明代表商会出席防空监务员抚恤委员会等。
声援印尼排华灾民
华南水灾扩大救济
另外，他也忙着处理当局统制侨汇的问题。当时银行汇率比外间业者所定的15％高，政府的措施既打击了侨汇行业，又增加寄款人负担，中华总商会因此决定代表中华汇业总会，出面与政府交涉，要求改善情况。
战后出任总商会会长的李光前，也很关心发生在周边地区的事，必要时带领总商会伸出援手，例如他在1946年10月16日的董事会议上发起筹款，帮助苏门答腊岛的峇眼亚庇和井里汶受兵祸影响的灾民，又在两星期后成立九人小组处理救济灾民事宜。
1947年初，当时还是荷兰属地的印尼巨港发生华人遭暴徒杀害抢劫的惨案，李光前知道后马上向商会董事部报告此事。
1月15日的会议记录对此事的诠释是荷兰人在战后对巨港华人之利益不加重视，肆意开炮造成纷乱时局，让印尼暴徒有了趁火打劫的机会。商会董事除了赶运救济品，还议决在1月20日召开侨团大会，让巨港的代表详述惨案发生经过，授权李光前草拟原则，向荷兰当局和印尼政府提出严重抗议，要他们保证不让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同一年的7月7日，董事们召开临时会议，原来华南地区发生水灾，广东会馆要求商会领导筹款救济。那次水灾不仅殃及广东和桂林，福建龙岩地区也受灾，董事会因此决定要兼筹并顾，让各地灾区都能受惠。
9月3日，印尼雅加达中华总商会来函请求救济爪哇和苏门答腊的华人，还派了三名代表在临时董事会上列席，讲述当地情况。六天后，李光前再召开临时会议听取大家的意见，最后决定邀请到访的中国音乐团义演，也请中国歌舞剧艺社和其他剧团义演筹款。
李光前在战后的任期内，还成立小组研究马来亚宪制，以便在制定宪制时提出商会的看法。当市政局提出新条规，规定所有市政局议员必须是英国籍时，总商会马上提出抗议，并由李光前、叶玉堆和叶平玉一起起草信函。
当英殖民政府欲推行所得税时，总商会也马上致电反对，还召集各商团开联席会议，讨论的结果是一致提出抗议。
无论是战争爆发前夕或百废待兴的战后，李光前都在新加坡社会处在最艰难的时刻挺身而出，以一名有担当的儒商姿态，领导了华社重要支柱之一的中华总商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