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最不讨人喜欢的那些岁月里，他们的宽容，他们的不离不弃，给了我很多温暖。所以我说我是“时”，他们是“光”。
说实在的，因为长期在海外，你管它叫乡愁也好，或者叫怀念青春也好吧，我经常会想起我的这些好朋友，大多是北京人。黄磊就是其中之一，典型的北京男孩，典型的北京大院儿男孩。北京大院儿男孩有很多共同的特质，比较文艺，比较仗义，也比较清高，总是“看不上这个，看不上那个”。北京有很多胡同，也有南城、北城之分，他也是典型的文艺大院儿里长大的孩子。北京大院儿分很多种，部队大院儿可能是大家最熟悉的，因为部队大院儿里诞生了各种各样大家耳熟能详的大腕儿吧，比如崔健、冯小刚、姜文、马未都等。当然也有很多别的大院儿，也诞生了一些比如我这样的人。文艺大院儿里也诞生了很多有意思的人，北影大院儿出了一群电影人，包括陈凯歌等。
黄磊家是戏剧大院儿，因为他父亲是著名的话剧演员，国家一级演员，也是实验话剧院著名的老台柱子。他成长于那种文艺大院儿，所以一身充满文艺气息。
文艺圈里，搞戏剧的通常看不起搞电影的，因为电影毕竟是娱乐，电视剧就更娱乐了。搞戏剧的人都觉得自己高高在上。即便在今天，中戏的人自认搞的是戏剧，更深刻，更哲学，又是“莎士比亚”又是《等待戈多》的，因此还是看不上北京电影学院的人。黄磊的父亲黄小立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黄磊则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再加上成长于戏剧大院儿，黄磊心中一直藏着一个戏剧梦。因此他后来也拍了不少话剧，也一直在努力推动乌镇戏剧节等。每逢乌镇戏剧节，我们都会欢聚一次。为了推动乌镇戏剧节，他甚至在乌镇还安了个家，非常美丽的江南小镇上的家。
第一次到剧组还挺高兴，我是很早就进了剧组。因为导演说这个电影里有很多音乐，我得早点进组，得教女一号弹钢琴，得教很多人唱歌。随后我就开启了幸福的剧组生活。那个时候也不觉得艰苦，今天看可能觉得艰苦，那时候觉得很正常，三个人住一屋，我和黄磊以及他们班的王劲松—现在好像已经是电影学院表演学院院长了。黄磊他们班是电影学院著名的明星班之一，除了他，他们班还有姜武、俞飞鸿等等一票明星。当然，大家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么大名声。
王劲松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因此从来都是我跟黄磊俩人出去喝酒。我俩经常去一个小酒馆里喝酒。有一次喝多了，喝到半夜，桌上喝空的啤酒罐，一个个码起来，一直码到天花板。记得喝完出了酒馆后，发生了一件趣事儿。我俩看见一个下班的女孩，好像就是那个酒馆的服务员，飞快地骑着车从我们身边经过，背上印着一只鸭子的图案。我俩就冲她大喊：“你背上有一只鸭子。”那姑娘就回头喊了一句：“那就是你。”
我俩回到屋里后，说：“王劲松这个伪君子，每天在那儿装模作样。早上起来要念6000遍‘阿弥陀佛’，手里还不停地捻着念珠。”那时候黄磊还不信佛，后来黄磊也成了虔诚的佛教徒。我俩跟王劲松开玩笑说：“你早上起来不用念6000遍‘阿弥陀佛’，你念6000遍‘××××（脏话）’，也会净化自己。因为什么话念6000遍，最后都会净化自己，因为它已经不是原来的意思了。”有一天晚上我俩回去，说：“咱俩把这个伪君子的被子掀了，看看他赤身裸体什么样子。”当时在场的还有剧组的女演员，大家都说：“今天揭露一下王劲松。”然后我俩就过去把他被子掀了，结果被子底下的王劲松衣服裤子全穿得好好的，就差没穿鞋了！他睁开眼睛看着我们，说：“我早知道你们回来会掀我被子，所以我就穿得整整齐齐。”王劲松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演员，他们后来还一起演话剧，《红字》《牛虻》等。我每次从排练开始就去看，也参与点音乐之类的工作。
后来，不管这些学生成了多大的明星，齐老师拍话剧的时候，只要叫大家回来，不管片酬多高的片子，大家都会推掉，回学校来拍齐老师的话剧，其中就包括我去看过的《红字》《牛虻》等。
黄磊硕士毕业后，自己当了老师，给97班表演系当班主任。其实有很多明星毕业以后分回电影学院当老师，但是真正对这份事业特别上心，真正当好班主任，对自己学生无比好的，我印象中只有两个人，一个是谢园，另一个就是黄磊。
黄磊可能是最认真的班主任吧，全部心血投入他们97班，还曾经请我去讲过课，动用自己所有的资源来帮助学生们。因为教艺术这个事儿，不光得教你，而且还得帮你。它不像教理工，我只管教你，至于你毕业以后上哪儿当工程师去跟我没关系。艺术不是，艺术是一半儿当老师，一半儿当师父，师父还得帮你的事业。黄磊那时候帮助学生到什么地步？只要有戏找他拍，他就一定要带上学生们，说：“必须给我的学生们一些角色，我才去演。”
他们班后来也出了不少明星，海清、黄海波等。认识黄磊20多年来，我印象中他最像知识分子的地方就在于，在当班主任的四年里，为培养学生倾注了全部心血。以至于后来他连酒都不喝了，也信了佛，简直成了一个彻彻底底的民国知识分子的形象。以前天天和我们混在一块儿玩、喝酒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他还经常教育我该如何如何，说：“高晓松，你不能这样生活，你是一个知识分子。”有时候我还跟他“吵架”，我说：“我也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我读四中，读清华，都没把自己弄成知识分子，你怎么就那么知识分子了呢？你会后悔的。”他说：“高晓松，会后悔的是你。”我俩经常就这么“吵架”。
他目睹了我年少时候好几段恋爱，那时候我经常一失恋了就跑他宿舍去，趴床上哭一会儿。直到现在，每次聚会，他都跟人揭我老底，说：“他，高晓松，一失恋了就跑到我屋里给我的枕头哭得湿了吧唧的。”但是没关系啊，谁都有年轻的时候，年轻的时候该混就得混嘛，老了以后再当知识分子不迟。
我后来长时间身在海外，经常怀念我们一起度过的美好的年少时光。我还跟他说过：“老了以后才知道什么叫时光，就是我的成长是‘时’，你们是‘光’。”“你们”包括老狼，还有其他一些北京的朋友。因为我年轻的时候是一刺儿头，不太讨人喜欢。但是他和老狼等朋友，都是特别讨人喜欢的人。在我最不讨人喜欢的那些岁月里，他们的宽容，他们的不离不弃，给了我很多温暖。所以我说“我是‘时’，你们是‘光’”。
这么多年过去了，大家的情谊不曾改变。有很多特别私密的话，我当然不能在这说了。有时候我俩遇见，比如上一次在三亚，会一起喝喝酒，聊到半夜，发很多感慨。我们共同经历了这个变化最快的时代，从我们小的时候坚信的那些理想，那些改造中国、纵横四海的雄心壮志，到坚持做文青和知识分子，一直到今天的商业大潮下，大家纷纷下海。我也跑到互联网公司去任职，他也拍出了《深夜食堂》。
我们目睹了这个时代的变迁。幸福的是，无论时光多长，大家还能是特别好的朋友。
文章摘自高晓松《矮大紧指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