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8日美联储祭出了终极武器：直接购买商业票据。对美国这完全是饮鸩止渴，对中国乃至全世界这是赤裸裸的剪羊毛，甩锅。
1、3月16日美联储all in “零利率+7000亿美元QE”，这7000亿QE购买的还是国债和抵押贷款证券。18日美联储直接绕开商业银行购买商票，即企业短期无担保商业票据。而且财政部还给加了个保险，向美联储提供100亿美元的信贷保护。
学术点讲，这是嚣张的美元霸权，我们的货币、你们的问题，通俗说就是存粹耍流氓。大家知道美元是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占63%，其中 ，中国（大陆）外储3.1万亿美元，日本1.2万亿美元，沙特阿拉伯4866亿美元，印度3972亿美元，韩国3853亿美元，巴西3583亿美元。
反观美国国债21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却只有440亿美元！
简单说，美国直接把由于疫情和金融危机导致的损失向全球分摊，中国又是最大的，这是十分不负责任的。情景是不是很熟悉？
2、12年前，2008年美国自己搞出来次贷危机，并牵连其他国家，蔓延成国际金融危机，推出了3轮QE，包括大规模购买商票，救助华尔街金融机构和过度消费模式，再次把祸水转嫁给世界其他国家，中国也是最大的。当时甚至美国还流行一种观点：是中国高储蓄、高外储主动把钱借给美国，才导致美国流动性过剩，引发房地产泡沫和次贷危机。
2009年3月温总理在“两会”中外记者会上表示，“我们把巨额资金借给美国，当然关心我们资产的安全。说句老实话，我确实有些担心。”说的已经非常委婉和客气了。
面对不断超发贬值的美元，可是，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
3、要防止美国通过货币放水和美元贬值剪羊毛。我们建议未来应适当抛售美债，减持美元资产，在全球大规模买入黄金、石油、天然气、铁矿石、土地租赁权、农产品、海外高科技公司股票等。
中国外债规模很低，没必要储备高达3万亿美元的外储，降到1.5万亿基本够用了，没必要为美国过度消费和举债融资，过度持有只有零点几利息的美国债券。而且中国吸收了1998年亚洲金融（港股00662）风暴东南亚国家的教训，一直对短期资本账户开放十分谨慎，关键时期可以动用临时资本管制。
大国的宏观政策都是有很强外部性的，2008年四万亿大规模刺激计划间接救了美国。如果这次中国不跟，特朗普大选悬了，更温和的拜登就有希望了。当然擅长自毁长城的特朗普留在任上，对中国未尝不是好事。
4、对美国自身而言，我还是那句话，完全是在饮鸩止渴。美欧金融市场雪崩，疫情只是导火索，根源是货币长期超发的经济、金融、社会脆弱性。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至今，12年过去了，美国欧洲主要靠量化宽松和超低利率，导致资产价格泡沫、债务杠杆上升、居民财富差距拉大、社会撕裂、政治观点激化、贸易保护主义盛行。
美国面临股市泡沫、企业高债务杠杆、金融机构风险、社会撕裂四大危机。欧洲、亚洲等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从金融周期的角度，这是一次总清算。
美国这么搞，贸易保护，货币大放水，政治被民粹主义绑架，货币被政治绑架，是在走火入魔，自废武功。现在美国已不再是灯塔，开始黯淡了。我们这一代人要放弃幻想，有清醒的认识。
如果中国能推动以新基建和减税为主的财政政策，扩大开放，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改善收入分配和社会治理，国运来了。
5、第三次全球大危机已经来临。幸运的是，我们做好了准备，《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作者带领团队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金融去杠杆，精准拆弹，力挽狂澜，提前树起了篱笆，保障了我国金融安全。这都展示了其专业素质和丰富经验，以及在重压下坚持信仰的意志。天下安注意相，天下乱注意将。中美贸易摩擦一战打的也漂亮，顺势推动了久拖不决的改革开放，国有将相。
6、如果你干正确的事，运气就会在你这边。这一次全球疫情大流行和金融危机，对中国可能蕴藏重大战略机遇。中国国运真好，本来中美贸易摩擦，美国开始遏制中国，新冷战。但现在，美国一开始麻痹大意，现在疫情爆发，金融市场恐慌，自顾不暇，特朗普这次大选自身难保。油价暴跌打击美国页岩油产业，而中国作为最大的原油进口国，最受益。美联储大放水，中国搞新基建，高下立判。你说，这时候要不要卖点美债，间接干预一下美国大选？
中国这次应对疫情是加分的，在抗击疫情和恢复生产方面走在全球前面，中国的成功经验为全球点亮了希望。而且2018-2019年中美贸易摩擦期间，面对美国大搞贸易保护主义，中国借机推动了改革开放，展现大国气质。
值得重视的是，我们要做好应对全球经济金融危机的准备。面对欧美疫情大流行，中国出口订单将大幅下滑，因此，国内控住疫情后，应扩大内需，新基建、减税等都十分必要，否则企业没有订单，就会裁员，就业问题会出来，现在已经有苗头了。
7、我们在2020年初旗帜鲜明倡导“新基建”，提出“我们正站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边缘”。引发社会各界大论战和资本市场较大反应。
过去20年，我们形成了一套分析经济形势的框架体系（参考《大势研判》《新周期：中国宏观经济理论与实战》《房地产周期》），先后预测了“新5%比旧8%好”“5000点不是梦”“改革牛”“海拔已高风大慢走”“一线房价翻一倍”“新周期”。
不同于“离场论”“洗洗睡”的过度悲观派，以及“全面超美”“厉害了”的盲目赞歌派，我们一直保持对中国经济的理性分析和建设性研究。
3.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是危机的前兆。两次危机发生前的另一个共同特点，是较少数的人占有较多的社会财富（见图2）。大萧条期间所表现出的，是私人占有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表现形式是实体经济产能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这一次危机则与全球化、互联网和知识经济的发展、经济虚拟化程度提升、不同国家人口结构的变化有更多关系。但最突出的表现是，生产资料名义所有权和实质支配权分离，权力集中到虚拟经济领域极少数知识精英手中。分配差距也不仅表现在一个国家内部不同的社会群体之间，而且表现在传统的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之间。在全球化和互联网全面发展的过程中，世界经济形成了相互依赖的三角形循环，新兴市场国家成为全球制造中心，资源富足国家提供原材料和能源，发达国家通过负债消费，拉动新兴市场国家产能利用。虽然形式上的变化很多，但是产能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仍然是主要矛盾。
5.大众的心理都处于极端的投机状态，不断提出使自己相信可以一夜致富的理由。两次危机前的产业神话和收入分配出现的巨大差距，往往导致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心理状态出现变异。改变其社会地位的急切心情，使大众都开始追求一夜暴富，人们宁愿相信各种投机奇迹，人类本性中的贪婪和健忘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没有多少人可以经受泡沫产业的诱惑，社会心态浮躁具有普遍性，在宽松货币环境和以提高杠杆率为实质的金融创新助推下，大量举债进行高风险投机，产生了巨大的资产泡沫，大萧条前主要是股市泡沫，这次危机前是房地产泡沫。正如加尔布雷思所描述的，当经济处于过度繁荣状态的时候，没有人不相信泡沫会继续膨胀，人们不是找出理由使自己理性，而是找出理由使自己相信盲目冒险的正确性。可以肯定的是，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和制度条件下，人类这种自我膨胀的说服力量和缺乏理性是导致危机的重要原因。由此我们也可以提出一个相关的质疑：经济学关于理性人的假设是否具有永恒性？6.两次危机都与货币政策相关联。在两次危机之前，最方便的手段是采取更为宽松的货币信贷政策。大萧条前，泛滥的信贷政策引起了股市的泡沫和投机的狂热；在这次危机前，美联储极其宽松的货币政策、金融放松监管和次级贷款都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使得经济泡沫恶性膨胀。在经济泡沫导致消费价格上涨的压力下，货币当局不得不采取紧缩货币政策，从而捅破了泡沫，改变了投机者的心理预期，使得迟早发生的事终于发生（见图4）。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1929年大萧条还没有明确的宏观经济理论指导，而本次金融危机则是宏观经济政策长期服从于政治选举目标。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货币当局对宏观经济形势都缺乏准确的理解，大萧条时期美联储的决策者基本没有总需求管理的意识，而这次美联储则对已经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与美国作为储备货币国所应该执行的货币政策认识很不到位。
9.危机只有发展到最困难的阶段，才有可能倒逼出有效的解决方案，这一解决方案往往是重大的理论创新。大萧条后，世界在绝望中发生了凯恩斯革命。在这次危机中，虽然凯恩斯理论再一次获得生命力，但人口老龄化、全球产能过剩、资源约束强化所导致的潜在生产能力下降，加上劳动力市场更加“粘性”，使单纯扩张总需求的政策撞到天花板。同时，全球通缩压力、欧洲主权债务恶化等导致的负面效应显现，全球经济又一次进入十分困难和复杂的境地。前一段兴起的心理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相结合的不少研究引人注目，目前兴起的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呼声提高，这说明全球都在等待着理论创新。这次理论创新可能围绕全球经济最实质和困难的问题展开：世界出现的总需求萎缩和资本、技术与劳动力在全球宏观配置失衡的局面，加上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陷入绝境，既带来本国的社会政治问题，也快速向全球传染，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尚无明确思路。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单个国家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明显不足，而大国相互合作又如此困难，急需提出一个可行方案，解决这个全球性的复杂问题。我们看到，全球经济的恶化又一次产生巨大的倒逼力量，这在最近结束的欧盟峰会上已经体现出来。同时还要看到，尽管理论创新十分重要，但全球经济能否走出危机，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部运气因素，这在1929年大萧条的末期表现得十分充分。
10.危机具有强烈的再分配效应，它将导致大国实力的转移和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变化。“基辛格定律”可能被再次验证。基辛格在他的名著《大外交》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世界每隔百年会出现一个新的全球大国。这个判断可能被两次危机所证实。大萧条后世界经济重心由欧洲转向美洲，美国在世界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美元占据支配地位，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诞生，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这次危机发生后，全球发展的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二十国集团（G20）平台产生，世界实力对比正在急剧变动，国际经济秩序正在发生变化。从这个意义上看，危机不仅具有对生产力发展的破坏作用，也有积极的创新作用，更有强烈的再分配效应。总之，大危机所分配的不只是一个国家国内的财富，而且是国家之间实力的对比。危机的再分配效应是无法抗拒的，世界经济秩序将继续发生稳步但不可逆转的重大变革（见图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