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新闻处发言人埃里克·伯格隆德11日深夜表示：斯德哥尔摩地区正在减少新冠病毒检测人数，从12日起对怀疑自己感染新冠病毒的人停止检测，只对已入院者和高危人群进行抽样。那么我们现在能据此认定瑞典已放弃抵抗吗？这里我们需要弄清的是瑞典减少检测人数的原因是什么。我们知道美国限制检测是因为担心泄露国内的流感疫情真相，日本限制检测是担心奥运会开不成，那么瑞典的动机是什么？事实上瑞典并没美、日这样强烈想要尽可能少报数据的动机，那么瑞典减少检测人数的原因很可能是其国内的医疗资源可能已不够再展开大规模的检测。
从1月23日武汉封城至今武汉乃至全国都承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压力。事实上疫情期间武汉乃至整个湖北靠自己的力量是难以与疫情战斗的，可以说武汉是靠来自全国各地乃至全球各方力量的支持下坚持下来的。如果没有改革开放40年打下的强大物质基础，那么我们还能如此从容应对疫情吗？上千万人口的大城市封城一个月是很多国家所不敢想象的，单是物资供应的问题就是很多国家所难以克服的。在生活物资方面是如此，在医疗资源上同样如此，所以对那些资源相对有限的小国而言：中国模式恐怕就未必是能学得了的。
新加坡的例子说明小国防疫模式注定与大国不同。目前即使是受到我国支援并正在效仿我国防疫模式的伊朗、韩国也不可能完全照搬我国的所有经验，因为小国的国情和大国是不一样的。3月1日韩国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发布的新版治疗管理方案明确指出：把重点放在重症患者的治疗上，将有限的医院床位分配给优先病人或病情较重的病人。伊朗则调低了自己的治愈标准：伊朗并不是非要患者完全恢复正常才宣布治愈出院，而是对那些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后已可以自行痊愈的非重症患者让他们出院回家隔离，然后把腾出来的床位以及医护力量用于救治下一位患者。
现在我们需要做的有两点：一是加强我们的出入境管理，从而杜绝境外疫情输入；二是呼吁我国滞留在瑞典的公民自觉在家隔离，因为减少与外界接触就是减少感染的机率。我们不是没能力或不愿意接回滞留在外的中国公民，这在之前的利比亚撤侨、也门撤侨中已得到了充分证实，然而在当前疫情形势下我们有必要对国民的健康安全负责。在当前形势下不流动是最大的安全、不出门是最好的保护。目前国家即使展开撤侨工作也只能视各地具体的疫情形势分批次的有序展开，不宜大规模操作。我国驻瑞典大使馆可以针对瑞典目前的疫情形势对我国在当地的公民提供生活物资和医疗服务方面力所能及的帮助。
然而病毒的传播不该是双向的吗？如果说印第安人无法适应欧洲人带来的病毒，那么欧洲人就能适应印第安人身上携带的病毒吗？也许欧洲人在殖民美洲的过程中也有一部分人染病身亡，然而他们却没出现像印第安人那样的大规模灭绝现象，难道说是因为欧洲人具备比印第安人更强的免疫力吗？事实上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在欧洲的大航海时代到来前欧洲人曾经历过一场浩劫：在1348年—1350年的三年之内欧洲有近3千万人因黑死病而失去生命，以致于当时的欧洲人一度怀疑世界末日即将到来。然而熬过这场浩劫的欧洲人却因此具备了更强的身体免疫力；相比之下印第安人长期生活在一种封闭状态中，所以他们对病毒的抵抗力是低于欧洲人的。
既然反正能扛过去，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加强管控呢？因为我刚才说过了如果我们采取放任自流的方式势必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目前我国在医学干预情况下病毒致死率在3%左右，如果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势必会大大增加这一比率。2003年的SARS病毒造成了8000多人感染，其中有700多人死亡，死亡率接近于10%。尽管新冠病毒的致死率低于当年的SARS病毒，然而由于新冠病毒具有比SARS病毒更强的传染性，所以在全国范围内造成的死亡人数远远超过了当年SARS病毒。尽管从宏观层面而言：最后一定会有人扛过来不假，然而从我们每个个体其实所面临的就两种结果：要么扛过去，要么刚不过去，各占50%的机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