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王磬
意大利“锁国”了。
早已处于欧洲新冠肺炎疫情风口浪尖的意大利，又迎来新一轮史无前例的风暴。3月9日当地时间晚上，意大利总理孔特紧急宣布了迄今为止最“硬核”的防疫措施：因新冠疫情严峻，人员流动紧急管控措施将从北部三大区推广至意大利全境。从3月10日开始，如非工作或健康需要，禁止人员跨省流动。全国学校继续停课至4月3日，同时暂停体育赛事与公共活动。
截至3月9日，意大利累计确诊病例达到9172例，位列全球第二；累计死亡463例，致死率高达5.04%，一跃成为主要疫情国家中致死率最高的一个。
如果将时钟往回拨一点：在中国疫情爆发初期，意大利其实是最早对中国停航的国家之一，也是欧盟内部最早宣布全国卫生紧急状态的国家。在2019年“全球健康安全指数”（Global Health Security Index）发布的榜单上，意大利应对大流行病的综合能力排名为31/195，属于全球中上游的水平，并在“监测疾病”、“跨境应对”等多项指数上排名全球第一。
一个医疗条件优良、应对迅速、信息透明的欧洲国家，何以被疫情肆虐至此？从2月下旬爆发社区传染以来，意大利又经历了什么？
姗姗来迟的“一号病人”
仅有两万人口的科多尼奥（Codogno）是伦巴第大区的一个小镇。这里出现的“一号病人”引爆了意大利北部的社区传染。回过头看，没能更早地确诊这位“一号病人”，是病毒在日后得以肆虐全国的第一个伏笔。
意大利最早出现的新冠病人是一对来自武汉的游客夫妇，于1月31日在罗马被确诊。一周之后，另一名刚刚到访武汉的男子也在意大利被确诊。由于及时发现和隔离，这三例来自中国的输入性病例并未扩大传染，因此也不被认为是流行病学意义上的“一号病人”。
直到2月21日，科多尼奥镇的医院里才确诊了首位感染新冠的本国公民。这位名叫马提亚（Mattia）的38岁男子没有清晰的中国接触史，他于2月14日出现了感冒症状，向家庭医生报告但未引起重视；2月18日到急诊室就诊时被认为有轻微的肺炎，但由于严重程度尚不足以住院便让他回家休息。2月19日，他再度回到医院时症状已经加剧。当时医护人员仍然按照常规的肺炎流程进行检查，直到一名富有经验的麻醉师坚持要求院方为他检测新冠病毒感染。2月21日，马提亚检测呈阳性。
社交活动丰富的“一号病人”马提亚被认为是一名“超级传播者”——在接受隔离之前，他将病毒传给了至少13名意大利人，包括他正在怀孕的妻子、一位与他共同慢跑的朋友、三位他朋友父亲酒吧里的客人、八位医院里的工作人员和病人，并有至少一名年迈女性由于病情过重死亡。
自2月22日起，以伦巴第大区为中心，意大利北部地区的确诊病例呈指数级增长，并逐渐扩向全国。2月23日，意大利政府对伦巴第和威尼托大区的11个市镇实施了封锁。
高度老龄化的社会结构
早期的防疫不力为传染扩大播下了种子，但真正致命的是意大利高度老龄化的社会结构。
综合来看，进入疫情爆发期之后，意大利政府的决策其实是相对迅速有力的。在发现社区传染后的两天内，政府就迅速封锁了传染疫源地的11个小镇；当疫情进一步扩大时，政府果断宣布了全国停课；并补贴受到疫情影响的企业。当欧洲大多数国家还在忧心检测能力踟蹰不前时，意大利已经利用本地大学研发出的新型检测方法，4-6小时出结果，以最大力度筛查潜在患者。威尼托大区的Vo’Euganeo镇上有3041名居民，政府对他们全做了检测，无一遗漏，最终筛查出77名患者。
但这些措施没能挡住死神的步伐。截至3月9日，意大利已有463名病人被新冠肺炎夺走了生命，死亡人数仅排在中国之后；5.04%的致死率远高于全球平均的3.4%。意大利的累计确诊人数刚刚超过韩国，但死亡人数是韩国的7倍、重症人数是韩国的13倍。
从全球数据来看，患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是新冠易死人群，而意大利正好是全欧洲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全球排第二，仅次于日本。
意大利卫生部对前105名死者的统计显示，他们平均年龄为81岁，大部分为男性。三分之二的死者生前患有2种以上慢性疾病，最常见的是高血压，心血管疾病以及糖尿病。新冠病毒入侵后引发炎症风暴，42.2%的死者年龄在80至89岁之间，32.4%的介于70和79岁之间，8.4%介于60和69岁之间。
意大利有全欧洲最高的老年人占比——2018年的数据显示，社会中有22.6%的人口都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居欧盟第一。意大利的年龄中位数45.9岁也高于欧盟的中位数42.8岁，居欧盟第二。
接近1400万的意大利老年人口是个庞大的高危群体。政府一方面建议老人们减少出行——65岁以上、有健康问题的老人、75岁以上的健康老人，都被政府建议尽可能待在家里；另一方面，政府于3月初宣布了全境停学，其后的考虑之一是，儿童虽然不是新冠的易感易死人群，但很有可能成为家中老人的传染源。
然而，一旦错过了早期控制的窗口，总体感染人数激增，医疗资源出现挤兑，老人就是抗风险能力最弱的群体。
正常状况下，意大利每10万人中可保证262.5张监护病床，在欧盟国家里排在中游水平。但到了3月初，随着每日新增1000例以上病例成为常态，北方三大重灾区的医疗机构纷纷发出警报：监护病床已经使用了95%，捉襟见肘。伦巴第大区甚至开始向疫情相对轻微的托斯卡纳大区转移病人。3月8日，总理不得不签署法令，征调20万医护进入重灾区抗疫。
医疗机构也不得不做出艰难的伦理选择。3月7日，意大利重症监护协会SIAARTI发布了关于新冠救治的“伦理建议十五条”，指出为了使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最大化，有必要设置进入ICU的年龄限制，将资源留给“最有可能存活的人”和“生命剩余年份更多的人”。也就是说，一旦医疗资源出现短缺，医生很有可能会优先救治年轻人，而老年人的生命则被放弃。
各自为政的欧洲盟友
无法从外界、特别是欧洲盟友那里获得及时有效的援助，是意大利继续身陷疫情泥潭的外部原因。
随着塞浦路斯3月9日首次确诊新冠病例，27个欧盟国家终于无一“免疫”。除了疫情最严重的意大利，德国、法国、西班牙均已有过千确诊。不少观察人士称，新冠疫情是2015年难民危机之后欧洲国家共同面临的最大挑战。
1月底，意大利刚刚决定停飞中国时，曾希望可以说服其他欧盟国家也采取类似的措施。申根协定之下，如果只有一个欧盟国家限飞，效果将会十分有限。但大多数欧盟国家拒绝了这个请求，只有捷克也决定限飞。
上周，意大利尝试通过欧盟民事防护机制（EU’s civil protection mechanism）向欧盟请求防护物资的支援，但遭到了成员国的拒绝。意大利原本希望，欧盟可以协调成员国进行物资采购，再按照疫情严重程度分发给各国。不过疫情之下，成员国大多自顾不暇，希望把口罩等防护物资留在本国使用。目前德法均禁止了口罩出口。上周末，德国还拦截了一辆开往瑞士的口罩货车。
作为一个超国家组织，欧盟对成员国的约束能力非常有限，更多是扮演一种协调的角色。一位欧盟外交官对Politico表示，卫生政策“是国家职能，而非欧盟的职能”，欧盟不能干涉成员国是否停飞、是否封城、如何调配防疫物资。欧盟职能只是助推成员国让它们各自进行协调。
欧洲疾控中心（ECDC）是欧盟下属的传染病防治协调组织，成立于2003年非典爆发之后。2月24日，欧洲疾控中心同世卫组织一道向意大利派出了专家组。但有批评声音指出，欧洲疾控中心并未在新冠疫情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英国《金融时报》发表社论，指欧盟应适当放松财政纪律以协助意大利应对疫情。欧盟要求成员国的赤字率不超过3%。目前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北部地区正是意大利的经济引擎。适当松绑、政府多一点增加预算的空间将有利于疫情防范，而欧盟尚未作出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