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9月28日凯末尔在中部城市开塞利亲自讲解拉丁字母化后的现代土耳其语
现代土耳其语所用的字体和词汇与土耳其共和国的成立息息相关。1923年共和国创立时，有成千上万来自巴尔干和中东的难民。促进土耳其现代化的“共和国国父”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Mustafa Kemal Atatürk）认为土耳其人应该教会这些难民何为“土耳其”身份，而语言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凯末尔十分重视把土耳其语引向纯正的活动，他认为语言为民族之脊梁，土耳其语是土耳其民族神圣的一件珍宝，是土耳其民族的心脏和思想。凯末尔坚信简化复杂难懂的奥斯曼土耳其语必须先从语言纯化抓起，“一个民族众多最明显的特点之一就是语言。一个自称是来自土耳其民族的人，首先并且一定要说土耳其语的。如果相信一个不说土耳其语的人还与土耳其文化、社会有联系，那就大错特错了。”凯末尔为了把现代土耳其语变成一个正式的语言，希望首先清理掉不必要的外来语词汇，并对语言的简洁化也十分看重。
奥斯曼语的字母表
土耳其文字改革时期的报纸《共和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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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语言革命的替罪羊
随着阿拉伯语词汇影响的减少，与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词汇的模版、阿拉伯语词根辅音、词素和语言规律联系不紧密的词变成了重要的语言符号。语言改革后，土耳其语实现了纯正化，而与之一并到来的必然还有新的争议。
实际上，土耳其语言革命的幕后发起人是一位犹太人——莫伊斯·科恩（Moiz Kohen，1883-1961）于1928年发起了“公民们，请讲土耳其语！”的宣传活动。现在看来他的身份匪夷所思，但其实与当年土耳其开国者们类似。他借着熟悉诸多语言的优势，开启了土耳其的语言革命。
《替罪羊：姆尼斯·泰金纳普》
同年11月，禁止使用阿拉伯字体的法案通过，以后土耳其书写都启用拉丁文字。通晓亚美尼亚语、土耳其语、英语、希腊语、西班牙语、拉丁语、德语、俄语和保加利亚语九种语言的土耳其语言协会秘书长亚、美尼亚族的语言学家阿格普·马尔塔彦·迪拉恰尔（Agop Martayan Dilâçar，迪拉恰尔这个姓氏是凯末尔亲自赐赠的，字面意为“开启语言”）支持了这项法案。他结合西方语言，把它们揉搓在了土耳其语的规律中。比如新词“likeokul”（学校），听上去很像法语的ecole（学校），同时具象地表达了“被知识的箭（ok）射中”。该想法也与犹太人泰金纳普推进拉丁化的土耳其语的政治目的不谋而合。
位于伊斯坦布尔Fatih老城区的Balat街道
这种言论和倾向从一个辩论发展成更暴力的问题：很多不会讲土耳其语的人被袭击。学校奖励同学们把不小心说了其他语言的“坏孩子”告到老师那里。讲库尔德语的库尔德地区受到了尤其严重的摧残，因为他们人数更多也对政府有更大的威胁。逊尼派穆斯林刊物《Akbaba（鹫）》也变本加厉地用了泰金纳普针对Balat群体的攻击性材料来丑化土耳其犹太人。
从金角湾西望历史半岛上的Balat街区，左侧为苏丹赛里姆一世清真寺（Yavuz Sultan Selim Camii），右侧为费奈尔希腊男子高中（Fener Rum Erkek Lisesi）
泰金纳普估计会很讨厌土耳其语的口语风格，有着无数的外来词和网络用语。他曾希望发明一个完美的、不变的土耳其语。这种语言从来没有存在过。如果泰金纳普现在再次重访Balat，他可能仍然听不太懂这居然是“土耳其语”。1940年代和50年代的反犹太运动之后大部分犹太人都搬离了Balat。
土耳其语非常具有活力和可变通性，没过几个月就有新的词汇出现，而随之也有几个词消失不见。泰金纳普、莫伊斯·科恩改名、全力拥抱土耳其身份时，他相信这是给予了身后几代人一个可以成为“国民”身份的礼物。但时过境迁，人们发现他留下的礼物不是改革后的语言，而是他笔下的那些Balat犹太人形象。这些阻碍社会发展前进的负面的、且很有街头代表性的人物形象，也算是为那早已逝去的土耳其犹太群体作出的一点纪念吧。
语言革命最终被社会各界接受了，与此同时，社会各界人群经过语言与文化上的适应，很多外来语源土耳其语词也被今天的人们用“土耳其化”的词汇形式继续使用着。伴随着土耳其语的纯化与简化运动，奥斯曼语主义、纯语主义、虚构主义和语言法西斯主义等争论也纷至沓来，甚至使用哪种词语也被当成了划分意识形态的工具。而这些争论到今天虽然有所减少，但依旧没有停止。
世界上不存在绝对纯净、纯正和纯种的语言，历史上不曾存在，当今世界更不存在。
附：部分纯正土耳其语与源于阿拉伯语波斯语词根的土耳其语对照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