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庭璟 刘欣
【环球时报-环球网报道记者 赵庭璟 刘欣】用“人权”幌子指责并干扰中国在新疆开展的反恐、去极端化措施,是近年西方涉疆舆论操作的“标配”,是否只有中国遭受这样的无端污蔑?其他国家对此怎么看?3月2日下午,由中国驻日内瓦代表团、喀麦隆驻日内瓦代表团和中国人权研究会主办,西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承办的“反恐、去极端化与人权保障”国际研讨会在日内瓦万国宫举办,来自中国、喀麦隆、斯里兰卡、塞尔维亚等亚、非、欧地区的10余位学者围绕反恐议题阐述各自看法。
这是该研讨会于去年9月在乌鲁木齐举办后,首次“移师海外”。现场多国针对西方对反恐议题的“双重标准”的批评让《环球时报》记者印象深刻,塞尔维亚当代历史研究所所长普雷德拉格·马尔科维奇直言不讳:“到底谁对全球稳定有更大贡献,是美国的轰炸还是中国的建设?”
五分钟新疆反恐视频令外国学者对暴恐行为激愤
“国际社会合作共同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这是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团蒋端公使和喀麦隆常驻日内瓦代表团临时代办阿德伍在致辞时共同提到的观点,而
中国人权研究会副秘书长唐献文则引用宋代学者张载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来论证中国人权思想的深刻性源于中华文化深厚的传统底蕴。
在致辞后,研讨会并未立即进入发言环节,一段将纪录片《中国新疆,反恐前沿》浓缩剪辑的5分钟短视频立刻吸引了参会人士的注意力。《环球时报》记者在现场看到,大多数在场嘉宾都专注地观看,即使个别西方学者偶尔以肢体语言表现出“漫不经心”,但其眼睛却几乎没有离开大屏幕。“这不是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视频。”斯里兰卡总统外交关系辅秘、国家安全研究所所长加纳什·科伦伯格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显得很激愤,他表示自己曾到新疆参访过,因此知道以前发生过什么,“无辜百姓在市场上被杀害,在火车站被杀害,甚至包括很小的孩子。这意味着这些恐怖分子根本不关心生命权,中国有权采取必要的步骤来保护人民的安全!现在我去新疆,我觉得我可以到任何地方,而不担心遭遇恐怖袭击,这意味着人民的生命权已得到保障。”
血淋淋的事实固然重要,严谨的法律支撑则更能让听众从深层次理解中国的反恐、去极端化努力。作为两位知名法学专家,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李昌林和西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副院长朱颖分别通过专业的法理考证,解答了“中国新疆反恐、去极端化有哪些经验?”以及“法理基础是什么?”的问题。李昌林明确表示,中国开展反恐、去极端化工作都是严格法律依据的:“思想不是行动,但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思想的表达是行动,因此不应有促进或煽动恐怖主义或极端主义的所谓‘言论自由’。”李昌林表示,中国秉持依法治理、平等对待,区别对待、宽严相济,标本兼治、政府担当的原则,开展反恐、去极端化,依法开展反恐、去极端化。“反恐、去极端化应当对事不对人。既不能特别针对某一民族、某一地域的人,也不能因行为人属于某一民族、某一地域而不予打击。任何理由的恐怖主义、极端主义都是不可原谅的。”“不少恐怖主义、极端主义行为表现为言论。但言论已见之于外,已经构成行为。它超出了宗教教义和言论自由的范畴。不存在煽动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言论自由。打着宗教幌子,煽动分裂国家、破坏民族团结的所谓宗教也根本不是宗教。”
“恐怖主义本质上是以极端暴力为少数人谋取政治利益,但在形式上则是借助利用政治、经济、社会、宗教、民族等历史和现实矛盾、问题和冲突,煽动制造仇恨,以此蛊惑吸引支持者和追随者,催生众多‘独狼式’和大规模的恐怖袭击。”中国人权研究会理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李伟的发言点名了恐怖主义的本质,且直指其根源:“国际恐怖主义之所以仍很猖獗,核心问题主要是极端主义的广泛传播。打着宗教旗号,或打着民族主义旗号,或直接宣扬‘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是很多恐怖主义组织生存蔓延的根本。”
“谁对全球稳定有更大贡献?美国的轰炸还是中国的建设?”
《环球时报》记者注意到,“双重标准”是本次研讨会被各国嘉宾提到最多的概念,这反映出在反恐和去极端化议题上,除中国外还有相当多的国家遭受西方不公正的指责。加纳什·科伦伯格表示,斯里兰卡的反恐行动也遭到西方的舆论攻击。他认为,每个国家都应该找到符合自己国情的方式来应对恐怖主义威胁,“在新疆的反恐行动应取决于中国,没有人能告诉中国该怎么做。正如没有人能告诉斯里兰卡该怎么做一样。”
“人权的概念被滥用了。”塞尔维亚当代历史研究所所长、社会党副主席普雷德拉格·马尔科维奇在发言时提到,二战后至今,利比亚、阿富汗、叙利亚成千上万平民被杀害,中国外交官和记者在南联盟被杀害,“是不是只有美国和它的盟友才配有人权?我们需要统一的标准,而不是双重标准。中国已经修建了很多桥梁和大楼,比历史上任何国家都迅速,到底谁对全球的稳定有更大贡献,是美国的轰炸还是中国的建设?”
各国对“双重标准”的谴责方式虽不同,但其遭受的不公正却是一样的。中国人权研究会理事、新疆大学法学院副院长艾尔肯·沙木沙克在发言时点出了一种最典型的“双重标准”模式:“将对西方国家构成威胁的恐怖组织或恐怖分子视为反恐对象,对那些既没有对西方构成威胁又能对西方的‘战略对手’造成麻烦的恐怖组织或恐怖分子视而不见,甚至纵容支持恐怖暴行庇护恐怖分子,为他们进行辩护并提供各种支持。”
“双重标准”并不只高悬在政府声明层面,西方舆论场对其运用更为狡猾,中国人权研究会理事、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郑亮在其题为《恐怖主义报道的媒介责任:西方媒体中的新疆形象》的发言中统计了四家西方媒体《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卫报》和《每日电讯报》从2000年到2015年间涉疆暴恐新闻,他敏锐指出西方舆论涉疆报道的惯用套路:“通过研究西方在涉疆恐怖案事件报道中的引用来源就会发现,对于案件情况部分,其报道多引用中国政府的声音,但是,对于事件的评价和定性,却大多引用中国政府反对者的声音。”郑亮认为,西方媒体对新疆选择性、不负责任的报道实际上正在纵容恐怖分子,从而有损于保护人权。
问答环节激烈交锋 中国学者连珠发问
各国学者发言完毕之后,研讨会进入问答环节,一位自称来自某国际人权机构的听众又抛出去年底所谓“12位‘联合国专家’致信中国政府,表达对拘押维吾尔人担忧”的问题,在中国人权研究会常务理事、西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执行院长张永和、郑亮和李昌林均指出其观点荒谬之处后,这位提问者仍然继续纠缠,并表示“这是‘专家’的意见,所以可信。”
对此,反恐专家李伟主动要求回答问题,并提出一连串问题:“我不知道这些专家是不是研究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专家,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来过中国,到过新疆?有没有听过新疆老百姓怎么说?西方一些人是不是还要看到新疆的老百姓继续生活在恐惧之中?是不是认为只有这样才是‘保障人权’”?面对连珠发问,该提问者并没有再作出回应。
另一位提问者则质疑中国政府在新疆的反恐和去极端化行动“是否在利用反恐作为压制不同意见的烟幕弹?”对此李伟回应称,中国历来反对打反恐旗号来谋取自己利益的“工具主义”做法,“刚才看到的五分钟视频里,民众倒在恐怖分子血淋淋的屠刀之下,不是烟幕的问题,逛早市被汽车冲撞,也不是烟幕弹的问题,这都是铁的事实,我们确确实实在反恐。我不能理解的是,把这种极端的暴力形容为不同意见,推而广之,国际社会反恐都是要压制不同意见吗?这从逻辑上就站不住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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