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1年，刚当选的芝加哥市议员詹姆斯·皮维在《芝加哥论坛报》上指出，为了城市的形象，必须清除所有的“街道障碍”。
他说“障碍”，并不是占道小贩、夜市烧烤，也不是广告牌和社区店面，而是路面上的乞丐。
具体来说，所谓“障碍”，指的是“下拉着眼角和面容悲苦的独腿人，他们总是坐在街边让人往帽子里丢便士”，或者“在街面上喊‘香……蕉……’的那群人”，还有“带着两个生病的孩子的女人，她的孩子就像刚从毛纺厂的梳毛机里拉出来一样，乱蓬蓬的”，或者那些“在街角伴着手摇风琴哼哼《莫丽亲爱的》的那伙人”。
迅速都市化扩张时期的美国城市，也存在“脏乱差”
不能不说，它并非鲁莽，反而是有着缜密的规划。这看起来很有道理，“不劳动者不得食”，况且，被送到救济院，这是多大的恩惠呀。
可是，制定这条法律的时候，或许他们选择性遗忘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实——这些乞丐原本就是从救济院跑出来的。
救济院在欧美的发端挺早，狄更斯的《雾都孤儿》里也讲了救济院的情况。从救济院刚诞生的时候起，讨论的重要话题就是“谁值得救济？”寡妇和孩子，不用说，肯定要救济，真的残疾人呢，也似乎应该在救济之列。可身体健全的穷人呢？他们难道不是因为自己对自己的放纵和不负责，才堕入穷困的吗？这种人应该救济吗？
但这种福利机构缺乏监管，特别容易滋生腐败。就拿芝加哥来说，1872年，原本规划的库克郡的救济院就是用来收容残疾人和生活无依者的，不过无论是管理者还是普通市民，无非是求个“眼不见心不烦”，只需要腾出一个地方给他们不想看到的人呆，并不会关心他们生活得怎么样。换句话说，要得只是一个“隔离”。那么，没监管，罪恶就出来了。
库克救济院
首先受到冲击的是女性，因为对女性是否合乎标准的限定特别严格。不仅是穷/残，它被扩大到所有“不得体”的女性都要受罚，其中就包括“不雅、肮脏、穿着不得体、庸俗大胆地展示自己”，总之，会导致不当联想的女性都有问题。
还有移民，他们看起来陌生、似乎意图不轨；以及新获得自由的黑人。原本种植园为了生产要照顾到黑人奴隶的身体健康，可是奴隶制取消以后，黑人的健康情况反而没人管了，所以看当时的数据统计很有趣，直到1910年以前，黑人的健康状况急转直下，甚至当时有人预言，到了2000年黑人会灭绝。那么这些大量患病的黑人也来到了城市，也理所当然变成了被隔离的目标。于是，筛选到最后，什么人才是最安全的能在城市里公开生活的人呢？答案是：白人。他还得体格健壮、会说英语、以及在社会上足够独立。
这个情况维持了多久呢？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士兵从欧战的战场上回来，缺胳膊少腿，有的还发了疯。这下，那些原本符合条件的人也变成了异类，何况他们还是其他体面人的孩子、老公和父亲。于是，这个法律就执行不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