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全球关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时，东非正陷入数十年来最严重的沙漠蝗虫灾害，其情景堪称2005年4月上映的《蝗虫毁灭日》里的现实版。
据12日《华盛顿邮报》中描述：
“从远处看，它们就像一股浓烟，随着它们不断靠近，数十亿只呈现在你面前，像暴风雪一样汹涌，像雨滴一样难以计数，像贪婪的怪物一样令人惊恐地扑来。它们猛烈拍打着翅膀，像不祥之云挡住太阳。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都熟知和害怕的害虫，正在入侵东非。”
从这段描述中我们可以感觉到蝗群是多么地可怕！当然，对于蝗灾，不光是东非或者近代才会有发生，其实在我们古代就已经遭受过很多次蝗灾了。许多古文中对于蝗灾也有类似的描写，比如：蝗飞蔽天、草木叶牛毛皆尽、田禾俱尽、民食蝗、人相食……等等，当时的现状惨不忍睹。
沙漠蝗虫
因此，在古代的三大农业自然灾害中，蝗灾是最为严重的自然灾害之一。
蝗虫俗称“蚂蚱”，属直翅目，包括蚱总科、蜢总科、蝗总科三大类，全世界有10000种以上。蝗虫主要包括飞蝗和土蝗，其中沙漠蝗是世界上最具毁灭力的成灾蝗虫。一个普通大小的蝗群大约有4000万只蝗虫，每天可移动150公里，并可以吞噬掉3400万人一天的食物。
而我们中国的飞蝗主要有：东亚飞蝗、亚洲飞蝗、西藏飞蝗三种，其中东亚飞蝗一直以来是我国分布范围最广，危害最严重的种类。
昆虫的一生，它的外部形态与内部器官要经历几次很大的变化才能成虫，我们称它们的变化为“变态”。大多数的昆虫如蝴蝶、苍蝇、蜜蜂等都要经过卵-幼虫-蛹-成虫这四个时期，就叫做完全变态。而蝗虫的一生只有卵-若虫-成虫这三个时期，没有蛹期，被我们称为不完全变态。
蝗虫的“若虫”期也被称为“蝻”，只有翅芽还不能飞，只能跳。当然这个我们古代人们也早已通过细致地观察也已经知道。《太平广记》的《昆虫七·螽斯》中就有记载：“羽翼未成，跳跃而行，其名为蝻。”
明末清初时期，明朝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称帝时，阮大铖专权，当时为了打击以东林党为首的政敌，就作了一本《蝗蝻录》，喻东林党为“蝗”，以东林社为主导思想而后建立的复社则为“蝻”，企图把他们一网打尽。
八腊庙与刘将军庙的驱蝗神信仰
在古代社会里，由于人们对蝗虫的认知有限，所以，面对蝗灾防不胜防、措手无策，所以就有了当时普遍存在的“天谴”思想。
“天谴论”的思想是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而产生的，他们常常认为，上天对人类降下的灾祸和祥兆，是上天对人类的惩罚和嘉奖，而且人的行为也能感化上天以改变原来的安排。
《汉书·董仲舒传》中记载：“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这就是汉代董仲舒提出的“天人感应”的思想。他的言论得到了汉武帝的支持，从而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这种思想一直被各个朝代的统治者所接受，影响了中国几千年。以至于蝗灾来临，许多的地方官员，都不是忙着治理蝗灾，而是忙着发布“通饬”，命令各个州县去祈祷许愿、唱戏修庙，以得到上天的护佑，将蝗虫早日驱逐去境。
因此，建庙祈神，是当时上至皇帝，下至老百姓非常盛行的事情。
中国著名地理学家陈正祥说：“有八蜡庙或刘猛将军庙的地方，一定有严重的蝗虫灾害；反之，没有蝗灾，或偶有蝗灾而并不严重的地区，也就不必此等神庙了。”
南宋景定四年，在今天的苏州建立扬威侯，后加封为“吉祥上义中天王”，所以又名吉祥庵，后人又称为刘猛将军庙，或猛将军堂。当时举行祭祀、庙会演戏的习俗一直延续到了清代。
清代，雍正二年（1724年），刘猛将神则被雍正皇帝换成了元末江淮指挥使刘承忠，并被列为官方驱蝗正神，记入祀典。
刘承忠也是唯一位由官方祭祀、列为驱蝗正神并记入祀典的一位驱蝗神。
虽然民众修建八蜡庙和刘猛将神庙进行祭拜祈福，带有一定的荒谬和迷信色彩，但也在逐渐演变的过程中，沉淀了极富中国文化特色的一种民风习俗。
从消极对蝗到积极治蝗的转变
尽管“天谴论”的思想深入人心，但由于历年的蝗灾给人们带来的危害有增无减，所以，也有些官员提出了灭蝗的措施，唐朝的宰相姚崇就是其中一人。
《旧唐书·姚崇传》记载，唐玄宗时期，河南发生了一次特大蝗灾，只要是蝗虫飞过的地方便寸草不生。然而，此时的人们还是沉迷于消灾祈福，致使灾情越来越严重。宰相姚崇看不下去了，于是给玄宗上奏折，说蝗虫只不过是一种害虫，完全可以消除的。玄宗十分信任姚崇，于是马上批准了奏章，姚崇开始实行用火攻灭蝗的行动。
姚崇灭蝗只是第一步，后来，接着又有了“募民捕蝗”、“以蝗易粟”、“以蝗换钱”的举措。这都可以从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诗中可以看出当时募民捕蝗的情况。
河南长吏言忧农，课人昼夜捕蝗虫。
是时粟斗钱三百，蝗虫之价与粟同。
实行这些措施以后，无疑调动了老百姓捕蝗虫的积极性，得到了当时官员和百姓的热烈响应。
后来，明朝著名的科学家、政治家徐光启写了一本《除蝗疏》，从中归纳了历代许多除蝗虫的方法。受徐光启的影响，进入清朝，有关治蝗的书也渐渐多了起来。如湖广布政使俞森的《捕蝗集要》；山东蒲松龄的《捕蝗虫要法》；江苏顾彦的《治蝗全法》；浙江陈方生的《捕蝗考》等等。
虽然古代人们的治蝗观念，在今天看来是不科学的，但也有其现实的意义。
中国自古就是农耕社会，如果发生了蝗灾，具有“天人合一”的民俗思想的人们，难免会因“天灾”引起“天谴”的联想。又因为蝗灾的发生具有其地域性和季节性，地方官员对于天高皇帝远的许多地区来说，又何尝不是百姓眼中的“天”？而对于那些贪官污吏，在老百姓的眼里，又何尝不是比蝗虫还要可恶？
所以，把地方官员的行为表现与蝗虫的灾害对应起来，寄予一种“以德化灾”的愿望，也其实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所以，恩格斯说：“即使是最荒谬的迷信，其根基也是反映了人类本质的永恒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