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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蝗，真正是从明朝好起来的，因为那时候的人知识越来越多，还有了一个治蝗专家徐光启。但是天降其灾，请天与神来治，怎么也还得齐头并举。
这到了治蝗大法已经基本完备的清朝，也是如此。曾遭受重灾的江西那些刘将军庙，基本都是在咸丰时代建起来的。
清朝的灾祸一直不断，可谓集大成者，越到晚清越厉害，而咸丰是相当不幸的一位皇帝。
他在位11年，太平天国，列强逼宫，火烧圆明园，一波接一波，水灾兵乱之类的不算，光蝗灾就闹了7年。而且还波及10多个省，约1/3的天下。
这其中最厉害的，大概是1854至1857那几年。
看资料，咸丰登基不久的53年，广西蝗灾就极其严重，广西巡抚劳崇光曾三次报告灾情。而这之后，那简直就没完没了。
蝗虫当然就是我们俗称的蚂蚱，这玩意儿特别喜欢蹦跶，而且还相当励志，远比公号文章更为励志。
因为它们是一刻不闲的，目标一定，那就绝不改变，据说一天蹦跶个五六里地绝无问题。而飞蝗，一小时能飞几十里远，漂洋过海都能来看你。
所以蝗虫乱飞，那根本不只是为了找食物，人家那个性，就是勤快，爱迁移。
如此这般，那么蝗灾当然就常常波及四周，甚至更远，因此咸丰帝那几年就看了无数的蝗灾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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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朝的蝗灾闹着闹着，到1856年，忽然就闹到直隶来了。
9月间，直隶大多数地方的庄稼树木野草都成了枯枝，直隶巡抚桂良最初上报的是70个州县遭灾。咸丰比较起来，还算一个很负责很有作为的皇帝，他当然着急，于是他就下了严令，必须扑灭！
蝗灾关乎国计民生，地方官治蝗不力，必予严惩，这从很早就已经开始，但是蝗灾确实难治啊，所以咸丰的严令并起不了太大作用。地方官为了政绩，为了乌纱帽，反而会纷纷造假。
桂良第一个报告：蝗虫都抓完了，没了，田禾无伤。有些飞蝗经过，并无停落，完全于大局无碍。
就像蝗虫只是假道伐虢，只去祸害别的省一样。
可是这是在京畿之地啊，咸丰没那么傻，更何况地方官各自为政，那报告全不一样。比如负责治安的官员会说，饥民造反，是因为蝗灾，压制不住，是因为灾情重大。
一面是报捷，田禾无伤，大局无碍，一面是遍地饥荒，灾民造反，这谁都能看出那里面有什么猫腻。
尤其是，咸丰见过蝗群飞过的样子了啊，他太知道它们的厉害了！你乱说乱道，根本就唬不住他。
咸丰见蝗群，却是这么回事：
官员报告中再粉饰，也曾五花八门地描述过蝗群情况，史籍中自然也有大量资料，都曾把蝗群说成人间奇观，这不由咸丰不好奇心大起，想去看看。于是1856年的9月，他就率领大队人马出宫了。
咸丰一行出京城，到近郊，走出好远，也没见到大片蝗虫，只好停下休息。侍从士兵在外，咸丰依旧坐在马车上。
时间不知道过了多久，外面的人忽然听到风起，树叶庄稼沙沙作响，接着就发现天昏地暗。
大家起初都以为是要下雨，根本就没往蝗虫那里想，哪知道，这时候蝗虫飞来，遮天蔽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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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第二天也有上谕：“昨日亲见飞蝗成阵，敝空往来，现虽节逾白露，禾稼渐次登场，尚有未经收获之处，京畿一带被灾，谅必不少。”
所以这就要官员们积极行动，迅速据实呈报，为民除害，安排救灾。
咸丰甚至因为民间把蝗虫当做神虫，不去捕捉，也专门下了谕旨：
百姓无知，“殊为可悯”，不必怪罪，但官员不能无知。立刻传旨各地督抚，通令地方官出示告示，碰到飞蝗入境，不管有无伤害禾稼，都要尽力扑灭。万不要被“俗说”迷惑，以致任其蔓延。
咸丰帝的命令可谓严厉，他也曾专门派官员去各地督察，甚至派专家和军队去帮助灭蝗。
前面已经说过，清朝因为对历朝历代的方法经验做了总结，具有新知识，治蝗方法已经相当完备，但奈何地方官不作为，甚至愚昧，他们或者没有好好执行，或者仍旧只管求神拜佛。
而军队，那就更糟。
他们来了，你就得好吃好喝好伺候，等要做事，你还得给他们大笔贿赂。就是好不容易出动了，他们也并不好好灭蝗，经常是在地里胡跑乱玩，把庄稼踩坏。
所以老百姓都说清军比蝗虫还坏，他们宁愿不用。而地方官出于同样的原因，就是自己没能力灭，也不肯招军队来，他们宁愿谎报。
七年之间，波及十多个省，如此连续的大蝗灾史上罕见，最后遭殃的只能是老百姓，所以咸丰时代的农民起义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不是没有原因。
蝗灾是自然灾害，一般与干旱相连，干旱本就足以造成饥荒，蝗灾无疑是雪上加霜，大自然可真会玩。而古代常常会把它演成人祸，这肯定不只是科技程度、生产力的问题。
感谢我们的国家力量吧，还得感谢我们与印巴之间隔着帕米尔高原、喜马拉雅山、横断山这三大高寒的自然屏障，让那里的蝗虫飞不过来。
文/九鸦
图/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