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蔬菜水果、消毒卫生用品、零食牛奶，卖得好的各个平台都会上架。”王诗玥表示。
经营多个平台，她倾向让消费者自己选平台。她每天上午把不同社区团购的商品发到群里。“就像超市，有些人喜欢沃尔玛，有些人就喜欢百佳。”
团长对平台商品没有说话权，有什么卖什么。只在推荐的时候，对商品做些筛选。王诗玥表示平台提供的商品种类，即使平时也并不多。直达消费者的团长们，并不能向平台提出供应需求。社区团购平台并不自己控货，希望实现以销定售零库存。比如兴盛优选前一天晚上11点前锁定订单，之后再跟供货商协调货品数量。
感受到购物活跃度的王诗玥，订单量却在下降。疫情爆发后，原本的落地配服务，变成了快递发货。王诗玥常合作的快递是南风快递和顺丰。“南风快的话第二天能到，顺丰需要两三天。”社区团购变成了电商生意。顾客因为快递延时，常向王诗玥抱怨。
除了采用快递的方式外，不少团长需要顾客下单后上门提货。同在广州白云区的陈超是群接龙的加盟商，线下经营着2家连锁水果店，挂钩公司品牌供货。
他向《零售老板内参》表示，疫情爆发后，客户配送需求上升。但是上了群接龙的商品，原本就低价让利，一般不提供配送服务，只能上门自提。
他对客户做了筛选，只接待熟知的微信会员。并且通过安排定时分批提货的方式，减少客户在外暴露时间，减少人员接触。
封锁的社区、同质化的商品以及无法落地配等，让本该有机会爆发的社区团购表现平平。
既有固定套餐，也可自由组合，“有的是自己报菜，有了就能配上，没有就没有。菜是从叮咚这样的平台采购来的。”由一人统一将订单汇总，再到各大平台统一订货。蔬菜分装之后，统一配送到小区。形成一套简版“社区团购”模式。
在被问及疫情过后是否还会在群里拼菜，李浩回答完全可以：“价格便宜，还很方便。”
除了这些社区团购之外，各地政府及机关单位也开始以社区团购的方式，将蔬菜等物资送进社区。
2月7日，《长江日报》在武汉发起了“社区团购蔬菜”活动。24小时平台访问量突破330万人次。其方式是筛选出一批有资质、有规模的生鲜、食品、农业企业等成为“市民菜篮子直供商”，满足社区居民的买菜需求。市民进入平台，选择家庭住址所在城区，就可以通过“拼单团购”的方式直接下单，农企工作人员在后台迅速接单，48小时内安排发货配送。
更早之前，山东也采用了一系列包括社区团购在内的手段，以扩大内部消化，减少农产品滞销。例如济宁建设了社区团购平台，农产品免费线上发布，以小区单元为单位，批量统一订购，搭建蔬菜种植基地、销售企业和居民直供直销的平台。
这些“非经营性质”的社区团购，在特殊时期证明了社区团购的价值。反观经营性质的社区团购平台，却在疫情前遭受了运营环节上的冲击。
大部分社区团购平台采取轻资产模式，本身不控货。这种运营模式能够最大程度减小平台的资金及库存压力，被视为平台的保命之举。可供应直接影响平台发挥。
物流直接决定用户体验。社区电商平台与运输员并非雇佣关系。这种宽松的合作关系，能够减小企业的人工成本，弊端是可调度的员工有限。
在直接销售端，团长的主力军是便利店店主、家庭主妇以及空闲时间较多的人员。特殊时期很难保证其正常营业。
商品供应不足，运力不足，以及团长的不营业，都限制了社区团购平台在此次疫情中的发挥。
不过大灾面前，社区团购也在积极贡献力量。扛过疫情，人们可以重新审视社区团购的价值，而那些挨过疫情的平台，也有望完成新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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