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1月16号经过广州火车站，那时候正是春运返程高峰期的开始，车站外人群挤的水泄不通，为了分流，整个广场被围起来，在最外面设了个入口，必须有当日车票才能进去。我从外围绕过去，里面等待归家的旅客熙熙琅琅，喧嚣的厉害。那时候距离武汉第一个肺炎感染者已经过了两周多，也无意在新闻上看到过有关武汉有肺炎的报道，看着不痛不痒，谁又曾想到，两周后武汉宣布封城。看到这个消息那会，我正在印尼旅行，并没有完全意识到病毒的严重性。和几个路上碰到的同胞，我们照常在人群中逛街，逛景点，然后晚上回到青旅喝茶，聊天。而后来有关新冠肺炎的新闻越来越多，看着一路飙风的感染人数以及第一代感染者极高的死亡率，我们聊天的话题开始从旅行到慢慢穿插肺炎的话题，然后到每天只谈肺炎，甚至停下了所有旅行计划，每天一大早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新闻App,看最新的肺炎感染数据和新闻报道。恐慌开始悄悄蔓延。而当时的印尼，因为没有一例感染，只有少数人比如我们中国游客，开始带口罩出去。2月1号那天，全国累计病例已经破万，死亡人数直逼当年非典的内地死亡总数，我们一大早坐上了从印尼中部旅游城市日惹市到东部主要城市泗水的火车，我的飞机是两天后从泗水经新加坡中转回广州。前一晚新加坡宣布了一条非常严厉的针对中国游客的政策，拒绝所有14天前到过中国的游客中转新加坡，我算了下自己飞机起飞那天在印尼呆的时候将超过14天，庆幸着自己能顺利回家。那一早的火车，带口罩的依旧很少，但是我们坐的那节车厢，也有几个当地人带了口罩，我因为顺路买了两盒口罩准备带回家，也说服同行的伙伴一起戴上了口罩，但是到了车厢看到都是当地人，因为要坐5个半小时的火车，就把口罩摘了。毕竟印尼有两亿多人口，而且未发现一个病例，碰到感染者的几率几乎为零。火车出发没多久，突然收到短信，航班被强制取消，没有任何解释，我叫人在国内的老婆打电话订票的App客服，一直占线，要打进去是不可能了，本来想着晚上到了泗水再重新查机票，后来老婆说出发之前给我买了保险，可以补差价，我看着各种媒体上大篇的有关肺炎的报道，担心国内的家人，想着也不会有心情再呆在国外了，想从泗水直接飞回去，但是没有直达航班，如果经过第三国周转一个怕在有了肺炎病例的第三国增加被感染的可能，一个怕被第三国拒绝中转或机票再次被强制取消，虽然一路东行从最西边的雅加达到了最东边的泗水，却也没办法，只得走回头路，买了第二天一早泗水直飞雅加达，然后下午雅加达直飞广州的机票。事后证明我这个匆忙的决定是幸运的，因为同行两个伙伴机票也相继被取消，而且重新定了后又被取消，而2月4号那最后一趟直飞回国的机票已经涨到了七千，之后就停飞了，所以直到现在他们都滞留在印尼。当天晚上泗水一直下着暴雨，想着国内紧缺口罩，我冒着雨找到了一家大商场，一路问到了一个连锁店，却发现是个类似于屈臣氏的卖化妆品和日用品的连锁店，原来那个商场是不配药店的，只得叫当地人帮忙在地图上搜索，然后打了个的士过去，因为在市中心，道路复杂加上晚上堵车，绕了半个小时才到了一家药店，只剩三盒医用口罩，我都买了，想了下觉得不够，又搭的士去了另一家，刚好碰到一家大药店，口罩充足，于是又买了四盒，基本可以把托运塞满了。想着同行的两个小伙伴过几天也要回，我顺便把地址定位发给了他们，并号召大家一起带满口罩回去发给身边的家人朋友和社区。
于是第二天一大早，我带着打包好的一大箱口罩，想着它们回去后的贡献，非常满足的启程回家了。从早上出发到下午一点排队登上回国的飞机前，一路上戴口罩的并不多，上了回国的飞机，只见清一色全部人都戴着口罩，气氛变得凝重起来，我感觉自己仿佛从外面进入了疫区，想着回去要见两岁的儿子，不得不慎重起来。于是飞行途中大家都脱了口罩吃饭那会，我坚持戴着口罩放弃了自己那份免费午餐和免费红酒，应该说从早上出发到半夜一点到家，都只敢在没有人的地方脱下来吃点自己带的东西，然后又马上戴上。N95的密闭性太好，憋的有点想吐，不过想着就要回家了，倒是没有觉得难受。飞机下午五点提前到了广州，我取了行李，来到国际出发大厅，约的网约车是一个小时后在这个路口接我。只见年前出发时热闹的机场大厅，这会异常空旷，偶尔一两个旅客，都是戴着口罩匆匆而过，我找了一个没有人的座位区，小心翼翼的脱下口罩吃了几口饼干，总感觉座位上，柱子上，周边各个地方，都有可能粘着病毒，于是戴上口罩又去了洗手间把手洗了一遍，这已经是这一天第N次用洗手液洗手了。在机场大厅无人的角落坐了一个小时，那边司机来电话说快到了，我走到外面马路边，偶尔有旅客从车里出来经过身边，我想到家里两岁的儿子，赶紧往边上挪了几步，在离出入口几米外的地方等着，想着这三个多小时的回家车程，一定不要脱口罩。
顺风车司机四十来岁，显然安全意识不够，也不管我是从哪里过来，虽然挂了个口罩在头上，但是一路上除了出入关卡测体温，都是全程不带，车开的极快，我从后面看了里程表，140多公里的时速，还好路上人少，我这会奔波了一天，也懒得沟通，只一个人戴着口罩，憋着不喝水也少说话，迷迷糊糊坐在后排。想着这一晚赶回爸妈家，然后第二天一早就去老婆爸妈那边和她们呆着，直到疫情得到控制再回城，而这会要做的，就是尽量减少自己被感染的可能性。谁也说不准，这个完全没有保护意识的司机，会不会是病毒的潜伏者。
在几乎没有其他车辆的高速上疾驰了三个多小时，终于到了收费站，外面站了几个交警，登记了车辆，给我们量了体温就放行了。就这么简单，我想着，不过后面的事远比我想的复杂。首先是进县城边界，有四五个工作人员登记了车辆信息和个人信息，询问了我们的去向，然后再司机快送我到家的时候，又打了电话过来，因为司机是外地人，如果是留在我们镇里，那必须时刻汇报行踪，如果是送了我马上离开，必须从刚才登记经过的地方原路返回，看着离去。我开始意识到形势的严峻，特别是在小县城里，一旦有病毒进来，是完全没有医疗设施和人员处理的，所以必须更加严厉的实施封城政策。不过好歹到家了，从早晨五点到半夜一点，坐了一趟的士，两趟飞机，加三个多小时的汽车，终于是到家了。无论在印尼有多安全，都没有回国和回家安心。我煮了个面，洗了个澡，忐忑的处理所有随身带回来的东西，深怕有病毒附在上面，把所有的包和干净的衣服挂在外面晾着，然后把脏衣服全放洗衣机洗了，睡觉前又用洗手液把手洗了一遍，祈祷自己没有染上病毒，想着当年非典患者的后遗症，要是染上了传给孩子，就算治好了也要拖累一生吧。就这样思前想后的睡了。
第二天上午迷糊中被妈叫醒，说楼下来了几个干部做登记的。我下楼把自己近期的行程一一告诉了他们，医务人员给我测了体温，一切正常，为了消除他们的担忧，我强调自己从广州一路回来都没有脱过口罩，而且戴的是N95。又问了医务人员口罩是否够用，她说有些紧缺，三天用一个，我赶紧拿了一盒口罩50个送给她们，想着老婆孩子那边镇里应该也需要，等下就开车带过去分发。这次旅行出去了两周多，从小年到现在快到元宵节了，这会赶过去就不出去了，和家人和全国人民一起面对这冠状病毒，等着过元宵。悲剧的是，事与愿违。政策远比我想的严厉。就在我回家的前一天，县里公布了一个政策，考虑到广州温州深圳染病人数居高不下，所有从以上城市回来的，等同于从湖北回来的，必须在家隔离14天，期间不得外出。我虽然只在广州机场呆了一个小时，但这关键时刻，当然也没的例外，医务人员按照政策，每天必须来我家测量两次体温，而我在这14天，必须呆在家里，不得出去探亲访友。我这一路奔波回来的热情，就这么凉了。心乱了一下午，只想着下午封路的人撤了后就直接去老婆孩子那边，然后在那边隔离，反正自己不出去就是，也没造成社会影响。不过最终，纠结了半天，还是犹豫了。任何事都有个万一，谁又能保证自己百分百安全呢？病毒的潜伏期是14天，没过潜伏期，就有患病的可能，毕竟自己一路碰到了那么多人，如果自己是病毒感染者，那这一会移动到那边，就感染了两边的家人。再想想那些在一线抗战的医务人员和工作人员，自己唯一能做的，就是服从政策，少添乱。可是这14天的隔离，真的是太长了，这就意味着，过了元宵，还要再过一周。我就每天一个人呆在三楼，频繁地刷着有关肺炎新闻，看着一路飙升的数据，感觉离见妻儿的时间越拉越长，想着疫情结束后自己最想做的事，望着楼下的一片片老屋顶，小孩子依旧在外面跑着闹着，偶尔几个村民悠闲的在村里走着，聊聊天或者去菜园摘摘菜，也不带口罩，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乡村里一片祥和，没有城市里的紧张气氛，这里显然表面上比城市更加安全，毕竟过完年只有出去的，很少回来的，可是一旦有病毒进入，由于大家都没有防护意识，那将很快传播开，想着在另一个镇里的孩子，不由得一阵寒颤，可如今自己能做的，就是把带回来的口罩分给周边的人，然后把自己隔离起来，等着云开见雾的那一刻。
年后肺炎期间空旷的广州白云机场国际出发大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