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澳大利亚作为罪犯的流放之地，不是天然形成的，而是被刻意“制造”出来的：英国人一开始并非“恰好”发现了澳大利亚可以作为流放地的用途，而是有意“制造”了一大批“犯人”，强行将犯人送到了澳大利亚，让那些戴罪之躯用劳动来赎罪，帮助英国开垦新的领土。所以，从直观上看，澳大利亚确实是罪犯的流放之地，然而，更加接近事实的真相是，英国主动策划了一个关于犯人和流放地的剧本，大英帝国治下的男男女女不自觉地成为了配合演出的演员。
被“制造”的罪犯
自从轰轰烈烈的工业革命开始，英国就开始将罪犯发配海外（Transportation beyond the seas），因为英国国内的监狱早已人满之患，实在放不下了。
16世纪开始，由于资本主义发展，英国出现了圈地运动。1760年以后，登记在册的圈占土地的活动有5000多次，牵扯600万英亩的耕地。自1740年至1788年，4万多个百亩以下的小农场被大地主收购，300英亩以上的大农场不断涌现，一些自耕农和佃农沦为贵族或大地主的雇农。不愿意当雇农的自耕农原本可以在公有荒地上放牧，基本能维持生计，但很快这项福利也被废止，这些衣食无着的人在农村无立锥之地，只能涌进城镇打工谋生，以致城市人口暴增。
城市生活成本高，工作又不好找，所以出现大批穷苦的工人和失业者。他们为情势所逼，想要活下去，眼前只有两条路：一是向工厂老板争取权益，要求涨工资；二是铤而走险，沦为小偷或强盗，靠非法手段为生。
这两条路，其实最终都会把人变成罪犯。第一条路起初不犯法，不过在资本原始积累阶段，资本家根本不会考虑提高工人待遇的提议，双方矛盾爆发，工人只能破坏机器，最终沦为罪犯；第二条路就更直接了，一开始就是犯罪。
英国政府之所以“小罪大罚”，其实有三个目的：
第一、疏散监狱中的罪犯，缓解监狱人满为患的状况。
第二、趁机疏散过剩的城市人口，减轻激增的人口压力。
第三、将大量犯人转移到澳大利亚，进行殖民地建设。
可以看出，前两条其实都在为第三条服务，为了实现建设澳大利亚的目标，英国当局不断扩大逮捕范围，甚至到了滥用刑罚的地步，例如偷了两粒鞋扣的也被判7年监禁，之所以定7年刑罚，是因为判刑7年以上才够流放资格。
早期的悉尼湾
殖民地遇到的第二个问题，是缺乏技能和知识。第一批舰队为澳大利亚送去了1493人，罪犯占778人，其中男犯520人，排除掉旅途中死亡的20多人，实际劳动力没有多少，更严重的是，上千人中既没有地质学家和生物学家，也缺乏有经验的农夫。勉强播下的庄稼要么被害虫啃坏，要么长势不佳，另外，因为罪犯责任心不强，牛群不断走失，家禽逐渐病亡。当时的澳大利亚正可谓五谷不登，六畜不旺，连口粮都无法自给自足，生活只能依靠英国的供应。
屋漏偏逢连夜雨，仅存的一艘补给船失事沉没；计划中驶来澳大利亚的第二舰队又延期离英；派去南非求援的军舰也遭遇海难，眼看新殖民地就要因断粮而毁灭，总督只好以身作则，带头削减粮食，积极自救。
菲利普总督以发展农牧业为首要目标，他不仅要让澳大利亚自给自足，还要把这里变成粮仓，为大英帝国提供粮食和牲口。鉴于知识和技能的不足，总督花钱从英国聘来50位农业专家，指导殖民者开荒种田，开发悉尼附近的肥沃的土地。
菲利普总督于1792年12月离开澳大利亚返回英国，他走时殖民地人口已达3000人，耕地面积达1700英亩，另有4000英亩赠送给自由民和军官。也就是说，澳大利亚彼时已经基本实现了粮食自给自足，同时，这块殖民地也由罪犯们的流放之地，变成了自由人趋之若鹜的新家园。
澳大利亚的出现
澳大利亚作为南半球不可多得的大陆，本身具有不可忽视的战略意义。表面上看，它一开始是被英国相中作为替代北美流放罪犯的不毛之地，但实际上，大英帝国的计划并不是把这块大陆变为一所海外大监狱，那样就大材小用了，他们的终极目标是将澳大利亚建成第二个不列颠。
由于罪犯们前期的付出，澳大利亚不再荒芜，基础设施逐渐完善，大批英国自由民被吸引至此。这些自由民与获得自由的罪犯通力合作，开垦荒地、疏通水源、繁殖牲畜，渐渐建成了6个殖民地和1个北领地。不久之后，为了解决共有的难题，谋求相同的利益，几个殖民地开始深入接触，迈向了统一之路，澳大利亚作为一个完整的政治体，最终迈上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