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劲禾, 王康威
上个月，新加坡卫生部高级政务部长许宝琨医生以全国职工总会副秘书长身份在新加坡国会指出，本地有3万2000名全职员工的月收入，即使算入就业入息补助和雇主公积金，仍然少于1300元，这群人占本地劳动队伍的1.7％。
新加坡国防部兼人力部高级政务部长扎吉哈在刚过去的国会上补充，这个群体的教育水平偏低，半数的最高学历只有中学程度。
他们之中以文员、清洁工、餐饮员工和商店推销员居多；年龄在50岁及以上，或是打假期工的15岁至24岁青年。
新加坡淡滨尼租赁组屋中的许多低收入者说，他们没有自信提升自己以谋求更高薪金。（邝启聪摄）
月入1300元的课题浮上台面，是因为新加坡工人党根据政府2019年一家四口的家庭平均基本生活必需品开支调查报告，建议把最低工资定在这个水平。
《联合早报》记者走访租赁组屋，拼凑社会底层全职工作者的生活面貌，了解月入1300元能否满足他们的基本生活需求。
受访专家认为，在总结多少工资才足够之前，应该为基本生活下定义。
自从丈夫四年前中风入住疗养院后，从家庭主妇转为全职清洁工的胡丽华（50岁）就不曾买过新衣服。
扣除雇员公积金，再加上政府发放给低收入者的就业入息补助，胡丽华的实得月入约900元。不过，疗养院每月的费用为500元，疗养院让她每月付100元，余款欠着，她坦言不知何时才能偿还。
胡丽华站在半掩的窗前向外眺望。（王康威摄）
新加坡朝野议员近期在国会就1300元最低工资展开激烈辩论，月入少于这个款额的全职员工在《联合早报》记者上门采访时透露，这样的实得工资只够温饱，像逛街或上餐馆的消遣都是奢侈。
胡丽华说：“我也想打扮，想买洗脸霜和漂亮的衣服，没有这方面的消费，生活感觉很灰暗。”
去年一项关于本地年长者需要多少预算过基本生活的调查发现，基本生活不仅是满足衣食住行，还包括能独立自主，有娱乐消遣，让人感觉是在生活而不只是生存。
领导该调查的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助理教授黄国和博士，目前针对其他年龄层展开调查。
他受询时说，要决定月入多少才能过基本生活，可先召集不同背景的国人，共同选出一篮子基本生活所需的产品和服务，并计算购买这些产品和服务要花费多少钱。
“这意味着当收入低于这个标准，就得牺牲一些基本需求。这可能是住在不合适的住宅、少吃几顿饭，或减少与亲友来往。”
新加坡国防部兼人力部高级政务部长扎吉哈谈及实得月入低于1300元的全职工作群体时也说，这些员工一半来自人均月入超过1300元的家庭，并不是家中唯一经济支柱。
记者在走访租赁组屋找寻低薪工人时，发现虽然有不少员工月入只有1300元，但在加上就业入息补助金和公积金后，他们的月入达到1500元。这样一来，符合薪金范围的员工并不多。
为了照顾孩子，西蒂（Siti Nur Khairah，28岁）放弃了须工作12小时的厨房助手职位，改当薪水较低的环境稽查员。扣除公积金后，她的实得月入约1200元，但由于还未35岁，她不能领取就业入息补助。
从西蒂身上，我们看到的是：最低工资多少才足够的问题，还牵涉到许多低收入者的一份薪水，不只是要养活自己。她的丈夫是搬运工人，视公司项目而定，薪水可多可少，两个孩子目前上小学和幼儿园，还有一个刚出生。
西蒂说，夫妻俩几乎存不到钱，有时入不敷出，还得跟家人借，更别说娱乐消遣了。“我们家几乎不出去玩，有时间就待在家。”
普遍面对更艰巨结构性挑战
针对低收入者的情况，社会工作者认为他们普遍面对更艰巨的结构性挑战。
加上公积金和就业入息补助，巫昌麒（46岁，制造业）月入大约1300元，他之前从事清洁员工，但收入不稳定，去年经朋友介绍加入风油制造厂。
他说：“当然也想要提高薪水，也想找新工作，但我对他们所说的培训和技能提升也是一窍不通，也不知要怎么找，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之后再打算。”
飞跃家庭服务中心主任凌展辉说，低薪工人普遍面对结构性挑战，如缺乏自信和动力或英语程度不高。加上家庭和经济上的压力，导致他们难以调整心态。
“中年的工友觉得自己一直落在其他人后头，我们的社工能帮他们向不同机构求助，陪他们找新工作，但愿不愿意踏出那一步，只能靠他们自己，我们最多能推他们一把。”
关怀辅导中心首席治疗师卓佳敏则说，对很多人而言，收入若无法应付基本生活，其他的担忧，如情绪焦虑与亲子关系，都不会是重要的考量。
卓佳敏说，低薪工人普遍缺乏自信和动力，加上家庭和经济上压力，导致他们难以调整心态。（联合晚报档案照）
“他们一些面对经济的困难或医药费，我们须解决他们的基本生活需要，他们才能谈接下来的计划，以及如何面对问题。”
个案１ 摊贩助手生活平淡 买马票找乐趣
郑源德（50岁）因为冠病疫情失业，最近刚找到在某工厂食堂当鸡饭摊位助手的工作，扣除公积金后月入估计约1100元。
他受访说，他和妻子通常都吃菜饭省钱，偶尔花一块钱买马票找乐子，“有买才有希望”。他中过最大的奖是250元。
郑源德说，与上一任妻子离婚后，曾经共有的三房式组屋归前妻所有，如今与第二任妻子住在租赁组屋，租金有一年从原本每个月99元突然涨至165元。
他不清楚涨价的原因，但这相信和他收入增长有关。根据建屋发展局网站，一旦家庭月入超过800元，租金也会跟着起，但如果租金增长显著“吃进”收入增长，就可豁免起租。
郑源德说：“日子是挺不容易的，如果省省用，平平淡淡过还可以吧。”
他曾想过提升厨艺，去当个厨师，提高收入，但想到学习期间不能工作没有收入就打退堂鼓，而他认为就算培训有补贴也不见得够用。
他也说，现在多数教学都用英语，教育程度只有小五的他听不懂。“老实说，到了我们这种年龄，学不到什么的。”
虽然收入低，但郑源德每个月还是会花300元买香烟。他说，年轻时好玩，染上烟瘾，但现在不敢戒烟，怕出现戒断症状，身体受不了而死亡，称有朋友就是这样走的。“我们这种常年习惯体内有致癌物质的人，戒掉的话，很快就会‘交登记’。”
个案２ 清洁工盼薪金提高 受人尊重
“我们员工做到要死，你们却看不到我们的辛苦。我们用自己的劳力赚钱，又不是偷抢拐骗，为什么不能被尊重？”
对胡丽华（50岁）来说，生活的苦不只是收入无法维持家庭开销，更多是不被别人尊重。作为一名清洁工，她在工作场合饱受他人的嘲讽，却无法回应。
“如果薪金能更高一点，或许生活会比较有尊严。我支持通过立法的角度，至少保障我们的权益，让我们的劳力受到认可。”
胡丽华的丈夫中风前曾是包装工人，收入约1400元，两人过着简单幸福的生活，如今失去丈夫的依靠，她必须自力更生。
教育程度只到小六的她，无法从事讲究学历的工作。当清洁工意味着她每天早上6时30分摸黑开工，放工后的生活极为单调，她也甚少买鱼肉。
在渐进式薪金模式下，她一旦提升技能，就应能获得加薪，但她坦言：“公司曾让我去上英语和电脑课，但我都拒绝了。我很怕上课，他们都说老师很凶。”
至于能否找义工协助改善生活条件，胡丽华抱着怀疑态度。“我曾找过义工帮忙，但他们帮了三个月就会结束，最多也是给予食物，不能真正帮上忙。”
学者：实际生活开支可能更高
目前有关1300元最低工资的讨论建立在一家四口平均基本生活必需品开支调查结果的基础上，但受访专家指出，社会广泛认可的基本生活开支可能更高。
新跃社科大学商学院副教授特斯拉博士说，实际开支本来就受家庭经济条件约束，可能不足以做到饮食均衡、有充足的居住空间，或让孩子补习。
他说，像黄国和与团队所研究的“基本收入标准”（Minimum Income Standards），是先定义何谓基本生活，然后才评估收入是否足够。
“很难说哪个方法比较好，但我认为只要你相信在富裕社会里的家庭，应该有存活以外的一些消费，那就应该认真看待与生活水平有关的研究。”
特斯拉也认为，最低工资应该考虑到人们养家的负担。“如果认为最低工资应该只够养活自己，等同于说除非一个人的收入远超出最低工资，否则就没有资格组织家庭。”
最低工资的另一个争议点是由谁买单。2012年推行的渐进式薪金模式，八年里为清洁、保安、园景和电梯维修四个行业的不同技能层级制定最低工资，让员工通过提升技能和生产力获得加薪。这些都是外包行业，在强制推行渐进式薪金模式之前，常因客户不愿支付更多钱采用服务，导致员工薪水难以提升。
实行渐进式薪金模式后，企业加快利用科技的步伐，提高生产力以维持竞争力。
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服务研究中心副主任王琦燕博士指出，撇开最低工资的理念层面，如果工资不足以让人过基本生活，国家就须投入更多资源帮助他们，成本反而会更高。
她举例说，假设低收入者为了省钱只吃白饭，导致营养不良，最后在医药费上需要援助，成本比确保他们有钱买营养食物还要高。
凌展辉则说，由于家庭情况不同，最低工资的标准在实际操作上是很难拿捏的。“1300元或许对一个人来说是足够的，但如果有三个孩子要养，2000元也还是不够的。”
凌展辉认为，由于家庭情况不同，最低工资的标准在实际操作上很难拿捏。（档案照）
他认为，学界或政治圈将继续讨论渐进式薪金模式还是最低工资哪个好，社工则倾向于根据家庭架构来看如何帮助他们。“例如他们的孩子，我们担心会贫穷循环。如果是父母无法给予他们足够的培训，其他人就应该帮忙，确保他们不会输在起跑点。”
采访后记：低薪不仅是“钱不够用”
作者：王康威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但如果对方面对着饥饿，我们或许应解决他的燃眉之急，让他重拾信心，为未来做更长远的规划。
走访低薪工人时，我们看到低薪不仅是他们面对的客观情况，如生活中的诸多压力和挑战，低薪更是让他们产生负面和消极的态度。
许多受访者把薪金看成生存和尊严问题，因自己三餐温饱都成问题，认定自己属于社会底层，落在其他人后头。
面对手停口停的压力，以及不谙英文英语等结构性挑战，他们固然知道提升技能可改善待遇和生活，但却缺乏自信和能力去跨出这一步。
最低薪金和渐进式薪金模式两者固然都有优缺点，但都旨在实质提升低薪工人的生活。在争辩何者为优的过程中，我们不能忘记低薪工人眼前面对的挑战，因为只有解决眼前困境，才能让他们有信心改变自己的处境。
在采访过程中，我们了解到不同低收入者面对的挑战，也感受到需要帮助的不只是这3万2000名低薪工人。
低薪工人的家庭组成各异，对于有好几个孩子的大家庭来说，单纯地制定最低工资未必能协助他们克服挑战。
另外，社会上也有许多收入不稳定的合约工人，他们因家庭或健康问题无法从事全职工作，只能当兼职工，每月赚四五百元。
就算低薪工人的家人和兼职工作者不算入那3万2000人当中，但这些人也需要我们的关注和帮忙，不让任何人被社会遗漏，才能真正促进社会流动性。
采访后记：门缝看生活冰山一角
作者：陈劲禾
走访租赁组屋，敲开的门不下10道。几乎每一次，我都是站在门外采访，只能透过铁门窥探受访者背后那窄小的世界。
低收入户在格局上的束缚，不仅仅是限于居住空间。那些愿意多谈的，都透露他们没有寻找生活乐趣的余裕，生活只有工作、顾家、吃饭、睡觉，几乎没有别的。
记得去年有学者发表关于本地年长者需要多少预算过基本生活时，有网民质疑为什么要包括度假和送礼预算，但学者在报告中已解释，一年一次的度假能让人放松身心，礼尚往来有助于维持关系。
这项调查汇集不同背景的100多人，有的住租赁组屋或一般组屋，有的住私宅，目的是试图创造社会的缩影，让他们共同定义基本生活，得出的结论是在“物质和精神上都应获得满足”。
这也延伸到低收入者的工资是否足以让他们过得体面、能在别人面前抬得起头。虽然精神上的满足不一定要通过消费来达成，但能选择要不要消费给人一种自主权，让人感觉生活在自己的掌控之中。
或许长期处在身不由己的环境，不少受访者对改善自身处境好像已经放弃，有的忙着工作，没空思考如何自我提升，有的没有自信，认为自己不学无术，进修也是徒劳。
没有乐趣、没有期待的生活让人难以想象。有趣的是，受访的中年大叔都不约而同地说，他们的生活乐趣来自买马票。买马票只需一块钱，但想象自己中奖的期待却让他们充满希望。
访问过程中，受访者都没有邀请我进屋的意思。隔着一道门，我知道我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