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么一位华侨资本家，他的商业帝国雄霸南洋，自己每月的花销却不足两块银元，他倾尽家产建立包含厦门大学在内的118所学校，却无偿捐给国家，没有给子孙留下一分钱。
国难当头，他更是以身作则带领侨胞捐款捐物，短短三年间就为抗战筹得资金4亿元，捐赠飞机217架、汽车1000多辆，在他的号召下，这些战略物资由3200多名华侨司机、修理工，冲破敌人的封锁，日夜兼程抢运至最前线。
在他的葬礼上，周总理和朱老总亲自为他牵引灵车送行，元帅们纷纷赶来吊唁，为一位资本家举办如此高规格的葬礼，在新中国还是头一遭，但他绝对受得起这般殊荣，因为他是连伟人都钦佩不已的民族光辉：陈嘉庚老先生。
陈嘉庚老先生
陈嘉庚原名陈甲庚，1874年出生于厦门市集美区的一个小渔村中，那是中华大地最黑暗的百年历史，这份屈辱伴随着他的成长，不断加深。
1891年，年仅17岁的陈嘉庚接到父亲的来信，孤身远渡重洋去往新加坡，帮助父亲打理米店学习经商，他很有天赋又善于动脑，生意做得有声有色，但他从未忘记过祖国，献身报国救民水火是他心中不可磨灭的信念。
两年后陈嘉庚回国结婚，他从小与母亲相依为命，养成了勤俭节约的品质，他没有大办婚礼，而是劝说母亲和妻子，将父亲为他辛苦攒下的2000银元结婚钱，拿去开办私塾，供村中孩子读书，名为“惕斋学塾”，寓意时刻警惕，勿忘国耻。
在之后的十年里，陈嘉庚不断奔走于国内国外，一边处理家事一边发展自己的产业，在他回国期间，父亲因为用人不善，导致陈家产业一夜崩塌，欠下几十万巨款，父亲也郁郁而终。
按照新加坡法律，陈嘉庚完全可以抽身之外，但他还是毅然决然接受了这个烂摊子，向所有债权人承诺会代父还债，如同罗永浩老师一样，他们选择了一条十分沉重的道路。
但也赢得了信誉和口碑，陈嘉庚的凤梨罐头厂订单数量暴增，他一笔一笔还清了父亲欠下的债款，而他一诺千金的招牌，也被东南亚华侨圈子所熟知，随着一战爆发，陈嘉庚立刻把握机会进军橡胶产业，陈氏商业帝国瞬间崛起。
并在1925年达到了巅峰，陈嘉庚的资产共计1200万叻币，其中包括橡胶园60万亩，橡胶制品、食品、建材、服装、百货等厂房30多处，100多家分行49个代理处分布在五大洲45个国家，麾下员工3万多人。
毋庸置疑，陈嘉庚是一位极其成功的实业家，而他真正的目标，从来都不是钞票。陈家所有的产品，都被打上了国货的标签，注册的商标名为“钟牌”，钟里藏中又可延伸为警钟，寓意着警钟长鸣，提醒天下侨胞勿忘祖国、勿忘国耻。
早在1910年，陈嘉庚便加入同盟会，剪去象征着封建束缚的辫子，以出资援助的方式，置身于革命浪潮之中，但革命并不算成功，陈嘉庚沉思了很久，认为只有提高国民素质，才能让民族觉醒，兴办教育迫在眉睫。
同盟会
1912年，38岁的陈嘉庚带着妻子儿女从新加坡回到厦门集美，他所看到的是一群又一群的光腚顽童，原来旧学荒废，新学无力兴办，孩子们无人管教才变得顽劣不堪。
陈嘉庚十分痛心，立即出资开办新式学校，供孩子们接受新思想的教育，并以此为基础，不断扩建教学规模，逐步发展为完善的教学体系，除幼儿园、小学、中学等基础学校外，另有师范、商业、农牧、航海等技能学校，统一名为集美学校。
陈嘉庚并不在学校中任职，而是招聘校长和教师，找不到合适的他就开办高等学校自己培养，他将自己的产业交付于胞弟打理，但要求只有一条，那就是所有的盈利结余全部寄回国内，为学校提供运转资金。
1919年，陈嘉庚决定筹办厦门大学，当即捐款100万作为创办费，又许诺300万常年费，分12年捐出，因为400万对于当时的陈嘉庚来说，是他全部身家的两倍，他根本拿不出来，只能先捐出100万，剩下的边挣边捐。
为了凑这100万，陈嘉庚几乎将自己在南洋的全部房产都变卖了，或许也正是因为他的无偿付出都被国人看在眼里，支持他生意的人越来越多，最终成就了陈嘉庚的商业帝国。
而他的千万身家，最终还是被他捐得一干二净，正如他本人所说的那般：“财自我辛苦得来，亦当由我慷慨捐出”，据统计，陈嘉庚一生所创办和资助的各类学校高达118所，捐献给教育事业的款项更是高达1亿美刀。
这对于最巅峰时只有千万家产的陈嘉庚来说，何尝不是一笔沉重的负担，1926年之后，橡胶的价格一落千丈，陈嘉庚的产业遭受重创，为了维持学校开支，陈嘉庚毅然卖掉了60万亩橡胶园，放弃了主要营收来源。
但陈嘉庚唯一后悔的是，他本来计划在国内盖的三座图书馆，因为这场打击没办法动工了，而这也成了他一辈子的遗憾。在之后的数年中，产业愈发低迷，起初他还能勉强支撑学校的运转，之后被新组的董事会限制每月捐款不得超过5000元。
当时陈嘉庚作为董事经理，每月工资4000元，而他只留100，只花不到2元，其余全部汇给集美学校和厦大。就这样又坚持了三年，情况进一步恶化，陈嘉庚不得不抵押房屋、出租仅剩的产业继续为集美学校和厦大提供资金，直到他也实在无法继续维持，才无条件将学校捐给了国家。
陈嘉庚从崛起到散尽家财，不过短短30年时间，但他留下的却是能改变无数代人的希望。不仅在教育事业上如此，在抗战时期，陈嘉庚同样贡献了不可或缺的力量。
厦大
1931年9月18日22时20分，日本关东军的炮火炸毁一段铁路轨道，也炸出了他们的狼子野心，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为了揭露他们的侵华野心，陈嘉庚印刷了一万份宣传单，在南洋各地广泛分发，呼吁侨胞们抵制日货筹款救灾，他的行为招来了敌人的仇恨，陈家的工厂被恶意放火烧毁，但陈嘉庚从不后悔。
1937年7月7日夜晚，擅自在卢沟桥附近展开演习的日军，谎称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驻军提议双方一同派人寻找，日军便不再伪装，直接炮轰宛平城，中华大地积累的百年屈辱，在这一刻彻底爆发，中华民族也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当时世界各地，凡是有50位以上华侨的地方，都纷纷自发成立抗日救国组织，南洋各地侨胞代表找到陈嘉庚，劝说他主持侨胞们的筹赈工作。
陈嘉庚当时已为办学而散尽家财，自认为能力不足无法胜任。但侨胞代表们却不这么想，在他们眼中，陈嘉庚毁家兴学，是无数富商的榜样，更何况南洋众多富商，多半都出自陈嘉庚的商业帝国，只要陈嘉庚愿意登高一呼，他们定会踊跃响应。
陈嘉庚欣然答应，立即将身处南洋的千万华侨号召起来，共同组建“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陈嘉庚成了所有东南亚华侨共同拥戴的领袖，成了团结千万侨胞、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一面大旗。
只要前方炮火一日不停，后方筹款工作就一日不止！
自从南侨总会成立后，陈嘉庚夜以继日地四处奔走奋斗，在他的带领与号召下，仅1939年，南洋汇回祖国的捐款就高达8亿，是其他地方捐款的两倍还要多，其中只有一成是义捐所得，其余九成全部来自富商的个人汇款。
而这些捐款全部都是外汇，按照当时的汇率，换成国币就是32亿。而1939年全年战费的开支是18亿，去掉安置侨胞家眷的7.2亿，还剩7亿可以用在其他地方，再加上其他侨胞筹得的12亿，这已经成了民国在抗战期间的财政支柱。
而身为南侨总会领袖的陈嘉庚，每月都会捐款2千外汇，自己身上永远只剩五元，而他每月的花费，依旧不超过两元。
同时，陈嘉庚认为，南侨总会不该仅是一个单纯的筹款机构，既然肩负着千万侨胞的期许，就应该着眼全局，只要是祖国需要的地方，只要是他们能提供帮助的地方，自当义无反顾。
滇缅公路中的一段
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大量物资被困香港，无法被送往抗战前线，唯一的通道是刚刚抢建好的滇缅公路，可滇缅公路崎岖难行，需要翻越3000多米的横断山脉，途经怒江、澜沧江、漾濞江等水系，其中不乏烟瘴之地。
没有技术过硬的司机与汽修工配合，实在难以穿越这条死亡公路，更何况物资规模之大，远不是几十车就能拉完的，陈嘉庚急抗战之所急，立即以南侨总会的名义发出第六号通告，征募驾驶和汽修人员回国。
南洋各地纷纷响应，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便有3200多名司机。汽修工甘愿放弃安稳的生活，义无反顾地冲向前线，3200多位勇士，克服种种困难日夜驰骋，在危机四伏的滇缅公路上抢运物资、兵员，让死亡之路变成了抗战救国的生命线，而这条生命线是一千多位勇士用生命踏出来的！
陈嘉庚作为南洋华侨的领袖，为抗战费尽了心思，他曾坚定不移地相信老蒋能够救人民、国家于水火，但随着听到的消息越来越多，他逐渐觉得民国很不靠谱，存在很多极为严重的问题。
为了了解相关情况，也为了鼓舞祖国军民，陈嘉庚建议组建慰劳视察团返回祖国。陈嘉庚当时已经66岁了，但他不放心慰劳团，生怕被谁操控隐瞒真相，考虑再三后，他决定无论再苦再累，都要亲自回祖国去看看，结果他刚到重庆还没下榻，就对老蒋大失所望。
1940年3月26日，以陈嘉庚为首的慰劳团经由仰光飞往重庆，结果刚到仰光就听到消息，老蒋竟拨款8万元，安排30多个部门来招待他们。
当时正是抗战最艰难的时候，如此铺张实在是不合时宜，就怕重庆起了个坏头，其他地方都跟着学。于是到了重庆之后，陈嘉庚连续三天在报纸上刊登启事，谢绝一切应酬。
28日，陈嘉庚才终于见到蒋委员长，委员长派头极大，座驾还没到就有传令兵高呼，所有人都得恭恭敬敬地起身，直到委员长示意就坐，众人才等委员长坐下后慢慢就坐，随后呈上的无一不是山珍海味，甚至还有一道象鼻，纵然是曾当过首富的陈嘉庚，也从没见过。
事后陈嘉庚跟同伴吐槽，说这哪是委员长啊，这就是个皇帝。
最让他失望的是对方的徇私舞弊，到了重庆之后，正事儿还没打听到，就先得知委员长设宴招待他的地方是行政院长的私人营生，合着那一顿八百大洋的宴席，最后还是吃进他们自己肚子里了。
1940年的重庆街景
陈嘉庚再次强调，这次衣食住行他们自己想办法解决，接待团没办法，只能派了辆专车供慰劳团外出使用，结果没两天，陈嘉庚就发现司机报假账挣外快，陈嘉庚看不惯就把他给辞了。
又过了几天，陈嘉庚外出需要用车，便让接待团再给他派一个司机，结果来的还是那位报假账的，这次就更嚣张了，甚至张口就问陈嘉庚要五元小费去喝茶。
要知道陈嘉庚身上总共就只留五块，每个月更是花费不到两元，结果专车司机张口就要五块，老爷子那叫一个气啊。经过一个多月的观察，陈嘉庚对重庆市彻底失望了。
路上所见行人，男人大多身着长衣马褂，丝毫看不到新气象，女的身着旗袍高跟鞋，涂着口红指甲油，咋看咋不搭；大小办事处，动不动就几十上百人，除了吃干饭，也不见他们有啥作用；酒楼到处都是，定一桌就要上百块，吃饭的却络绎不绝，看穿着多半都是那些办事处的；最可气的是那路灯，跟没人管似的，白天黑夜都一直亮着，浪费资源。
陈嘉庚此时那叫一个迷茫，这些不干正事的人不过四五十岁，未来至少还要再祸害个二三十年，反正他是丝毫看不到希望所在，心情低落至极，陈嘉庚突然想到了另一个地方，那就是延安。
得知陈嘉庚要去延安，委员长突然收起温文尔雅的嘴脸，开始各种抹黑，眼看陈嘉庚非去不可，也只能千叮咛万嘱咐，嘱咐他千万不要被骗到。
5月30日陈嘉庚从西安启程去往延安，一路收到了许多匿名信件，内容无一例外都是抹黑，刻意到让人无法相信。31日下午，陈嘉庚抵达延安，他并没有直接上门，而是先观察延安的百姓，延安百姓无论男女，都穿着布衣或是军装，虽然看起来有些破旧，但每个人精神十足，和重庆相比截然不同。
6月1日下午，陈嘉庚去见伟人，而伟人早早地就等在路边，见到陈嘉庚后与他亲切的握手，丝毫没有架子。
而伟人见到陈嘉庚后说的第一件事，更是让他哭笑不得，伟人真挚地向陈嘉庚道歉，说八年之前红军攻克漳州的时候，战士们都没鞋穿，多少人的脚都磨烂了。
实在没办法就砸开了陈嘉庚的鞋店，给战士和百姓们分了。陈嘉庚连忙表示砸得好，鞋制作出来就是给人穿的嘛，又忙问伟人穿了没有，他的鞋子好穿吗？
一旁的卫兵陈昌接话道，当时他给伟人拿了一双，但伟人不肯穿，给了他，鞋子很好穿，就是舍不得穿。陈嘉庚这下彻底放心了，笑道你当时应该拿两双给伟人。
说话期间，几名来自南洋的华侨学生，突然跑进窑洞来，坐在陈嘉庚旁边跟他打听南侨总会的事，陈嘉庚惊讶地发现，这些学生进来时无拘无束，说话也比较自在，当即对延安又有了几分好感。
傍晚时分，伟人在窑洞外的石桌子上设宴招待陈嘉庚，十几号人作陪，桌子太小就搬来一个旧圆桌面架在上面，桌面不干净就取来四张草纸充当桌布。
结果风一吹纸就掉了，干脆连纸也不用了，很快菜就端了上来，一碗没鸡腿的清炖鸡、几盘时令蔬菜，陈嘉庚好奇地看向伟人，伟人有些不好意思的解释，他没钱买鸡，这鸡是隔壁大娘得知有远客要来，处理过后才拿来的，可惜这鸡还能下蛋呢。
大娘儿子生病她都舍不得杀，就把鸡腿给了大娘儿子吃，之后我们会还给大娘一只母鸡，我们今天也算是沾你的光了，至于那几道青菜，都是伟人自己种的，一桌子下来可能还划不到两毛钱。
可以想象陈嘉庚当时的震撼，这顿两毛钱的粗茶淡饭，远比那桌800大洋的山珍海味更合陈嘉庚的胃口。在延安的这段时间里，陈嘉庚还出席了各界的欢迎会、演讲会等，他仔细地观察着干部们的日常生活，想看看他们的表现是否是装出来的。
食堂是没有固定座位的，一桌八个人坐满就能吃饭，陈嘉庚亲眼看到朱老总因为迟到，自己盛了碗饭，随便找了张能塞下人的桌子就狼吞虎咽起来。
有一次，朱老总正在陪陈嘉庚参观军校，一群正在打篮球的学生突然招呼老总和他们来两场，朱老总在征得陈嘉庚同意后，直接脱下大衣跟学生们玩在了一起。
最让人难忘的是，有一次他和伟人在窑洞里聊南洋的情况，很多战士都跑去旁听，有一位勤务兵来得晚了没位置，看见伟人坐的长板凳还有个缝，就直接坐了上去，伟人还主动挪了挪身子，想让这位勤务兵坐的舒服一些。
之后，陈嘉庚有意和伟人聊合作抗战的事情，伟人展示出了十分的诚意，希望陈嘉庚能代他向委员长传达，两者之间的差距实在是让陈嘉庚汗颜不止。
而陈嘉庚也由衷地感叹道：中国的希望在延安！自此以后，他一路鼓舞士气民心，一路夸赞延安，委员长得知后就想下绊子，被陈嘉庚发现后，更是好感全无。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侵占南洋，各国纷纷撤侨，唯独心怀不满的委员长没有音讯，陈嘉庚只得自行疏散侨胞，并换装离开了新加坡，开始了长达三年的避难生活，而他随身总是带着剧毒的药品，他宁愿以身殉国，也绝不成为敌人的傀儡。
三年之中多次险些遭到敌人的毒害，战争结束后，陈嘉庚返回祖国参加开国大典，抗美援朝时他在为祖国捐出50万，而他给自己规定的每日餐费，不准超过5角钱。
1961年8月12日，87岁的陈嘉庚先生在北京逝世，临走时，他将自己全部的300万存款都捐给了国家，没为子孙留下一分钱。在他的葬礼上，周总理和朱老总亲自为他牵引灵车送行，元帅们纷纷赶来吊唁，如此高规格的葬礼，只怕也配不上老先生的一生贡献。
富人常有，陈嘉庚不常有；出资办学的常有，毁家兴学得不常有。陈嘉庚一生艰苦创业，一生不毁诺言，一生艰苦朴素，只做实事。这样的人怎能不叫人钦佩？不叫人肃然起敬？陈嘉庚的一生是平凡而又伟大的，他不遗余力，为祖国尽自己的微薄之力。
而我们能做的，只有让英雄永垂不朽。
《伟人最钦佩的资本家，为兴学业散尽家财，逝世后总理老总亲自执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