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深圳人，2000年12月第一次到香港，ITU电信展所在的会议展览中心曾举行回归接收仪式。从此不可收拾，因五花八门的目的去过好多次，买过不少电子产品，拖过不少箱奶粉，还看了李安拍的谍战片。
图注：2022年1月4日环球贸易广场101层东大校友“海天盛宴”
图注：看多了警匪片，午夜拍油（麻地）尖（沙咀）警区总部
香港电子业从六十年代初开始发展，到现在刚好走过一甲子（60年）。如果没有繁荣的香港电子业，很难想象中国电子业能有今天的繁华。
70年代末改革开放后，港商是最早进入内地的“外商”，带来了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北有小岗，南有上屋”。深圳劳务工博物馆原址是1978年12月18日成立的石岩上屋热线圈厂，由当时的石岩镇上屋大队与港商合作成立。这是有史以来深圳市第一家，也是中国大陆第一批“三来一补”、“两头在外”的加工企业。该厂最初为海外家电品牌代工生产包括发热线圈在内的零部件，后快速发展，转而代工咖啡机等小家电整机。
图注：劳务工博物馆里展示的上屋热线圈厂的生产线
六七十年代：代工收音机红火，出口加速
我在深圳开车，经常收到“香港电台第一台”，听粤语歌。陈慧琳在96年歌曲《收音机》中唱到：冻结意识冻结你的漂亮，冻结记忆，传来旋律飞扬，不想结一粒音一粒音，敲打得心里骚痒，无穷联想无穷遐想。
无线广播是通信的一个里程碑，科技老兵戴辉刚发表一篇文章《中国收音机100年史》。比上海略晚一点，同样在二十年代，香港就已经有了电台，1928年正式开播。先设英文台，后又有了华语台（演变为今天的香港电台第一台）。但以前购买收音机需要牌照，每年缴交一次牌费，直至1967年，取消收费。
来源：戴健文：细说香港早期广播历史──1928年至1940年
1947年美国贝尔实验室发明晶体管，1954年美国REGEMCE（丽晶电子） 和 德州仪器第一个开发出半导体收音机。1955年8月，东京都兴工业株式会社（索尼公司前身）发布了索尼 TR-55，同年底发布TR-72，具有六个晶体管，推挽输出和大大改善的音质，到60年代初在日本国内和出口市场（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和德国）都广受青睐。日本因而第一个商业化生产晶体管收音机。
图注：索尼原子粒收音机广告，源：The Industrial History of Hong Kong Group
图注：1955年底推出的索尼TR-72，戴辉摄于上海无线电博物馆
战后的五十年代，从内地蜂拥而来了大量劳动力到香港，服装鞋帽和塑胶产业等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因此起步。忙碌之余听收音机成为难得的享受，在香港电台外多了两个私营电台 (Rediffusion Radio in 1949 and Commercial Radio in 1959)。
香港的电子业起家于六十年代，甚至早于七十年代起家的台湾。 胡孝清（Peter Hsiao-Tsing Woo）被称为“香港电子工业之父”，他于1924年出生于上海，曾于交通大学修读管理学。1948年一家人坐船到香港，身上只有800元美金（一说500美元）。幸经同乡介绍，盘了一间弥敦道一个楼梯口开的电器行，他没有学过电子但是对此很有兴趣，从每天100港币的销售收入开始艰难起步。1954年，他看到了收音机的发展方向，并获得了德国蓝宝收音机（Blaupunkt radios）的香港分销权。
右：1949年在弥敦道646号的小店里
左：1975年获港督MacLehose（麦理浩）颁英帝国官佐勋衔（Order of the British Empire）
来源: 胡孝清著作《积财在天——一个成功商人信仰的心路历程》
1958年3月，胡孝清成立香宾电业有限公司（Champagne Engineering），并进口日本晶体管组装晶体管收音机，成为香港第一家电子公司。
日本索尼公司在此前一年开发了第一台全晶体管袖珍收音机（TR-63， pocketable radio），体积非常小，这是一项全球性的商业成功，改变了“一家一台收音机”的局面，进入了“一人一台”的个人消费电子时代，这种致力于产品的小型化的思维也从此成为了索尼的传统（后来有了WALKMAN）。
但索尼在英国等市场遇到了很多阻力，政府征收高关税以保护当地电子行业免受廉价日本进口产品的影响。因为当时香港还是英联邦的一部分，森田昭夫认为在香港组装收音机可以解决他的问题，因此将香宾作为在香港组装索尼收音机的分包商。这是索尼在海外的第一个生产工厂。最开始是在一个住宅单位里设立了两条生产线，采用日本引进的晶体管收音机套件进行组装，这更象是家庭作坊。该工厂组装了 TR-510 和 TR-623，一个月可以安装4000台，然后发往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和其他英联邦国家。好景不长，60年3月，索尼因为在属于英联邦的爱尔兰设立了一个工厂，所以停止了合作。
注：香港制造的袖珍型原子粒收音机，图源：《乜乜物物 :老香港的庶民风情》
这反而给胡孝清带来了崭新的机遇。香宾公司得到花旗银行的贷款，扩大产能到每月上万台收音机，还自创 “Blue Bell”品牌制作收音机。
图注：香宾公司制造的Blue Bell七晶体管收音机， 源: www.radiomuseum.org
因为二战之后的婴儿潮（46-64年7600万新生儿），美国有强大的市场需求，香港收音机对美国的出口在 1960-61 年间增长了 15 倍。到 1961 年，香港有 12 家组装收音机的公司，其中胡孝清的公司仍然是最大的，并且由于劳动力和管理成本低，香港制造居然能比日本制造更有竞争力。到 1962 年，香港的收音机总产量超过 100 万台，其中一半以上运往美国。同年，日本政府决定禁止向香港出口晶体管，香港制造商很快用英国和美国的晶体管进行了替代。
注：香港制造的袖珍型原子粒收音机，图源：《乜乜物物 :老香港的庶民风情》
这哥们很努力，从61年到79年退休，他飞了美国和欧洲超过50次，飞日本超过200次（这么看来日本又恢复了对香港的晶体管供应）。1962 年 5 月，成立环球电子(ATLAS）整合了业务。到 1967 年，Atlas 每月生产 250,000 台收音机。该公司非常成功，于 1969 年在新成立的远东证券交易所上市，成为第一家在香港股市上市的电子公司。除了晶体管收音机，还提供盒式磁带录音机、FM 多路立体声音响设备，也提供多晶硅调谐电容器、射频变压器、振荡器线圈、电解电容器、输入和输出电源变压器以及铁氧体棒等电子零部件。 1979 年 12 月 31 日，他以 100 万美元的价格将他在 Atlas 中属于他的 49% 股份卖给了美国商人 Albert J. Miller，并宣布退休而进入慈善事业。在 AJ Miller 的领导下，该公司更名为 Atlas Industries，并作为 IBM 的计算机磁头和软盘驱动器的大型供应商获得了短暂的转机，直到 1985 年IBM 取消订单而进入了破产管理程序。（参考资料：The Industrial History of Hong Kong Group，Peter H.T. Woo – Father of the Hong Kong Electronics Industry – by York Lo）
图注：香港制造袖珍收音机广告，图源：香港贸易月刊（1965）
香港塑胶产业发达（参考李嘉诚的起家历史），可生产收音机的塑胶结构件，也造就了采用皮革制作收音机套的商机，类似的案例有郭台铭1974年创立鸿海精密从制造黑白电视机旋钮起家。来自香港的张伟斌说：七十年代，父亲花大半个月收入买的收音机，被人通过窗口偷走了，用竹竿挑走～～因为收音机有皮套和背带。
图注：70年代下乡知识青年听采用收音机
香港的电子工厂数目由1960年的4间增至1961年的12家，到了1962年5月更增至14家。在七八十年代，香港成为了半导体收音机甚至电子业制造的中心。1970年有230间工厂，再暴增到1980年的1316间；而受雇人数也由1960年183人到1970年的3.8万人，再增加到1980年的9.3万人。1980年，在港电子厂增至1316家，雇员达到9.3万人。出口值达到134.17亿港元，此时已经占到香港出口总值的12.2%，成为香港第二大行业。1981年半导体收音机的出口量超过美国和西德，居世界首位。到1992年底，香港共有1305家电子厂，电子产品出口值迅速增为602.91亿元，占香港制造业生产总值的25.8%，产品也非常多元化了。随后，是向内地（北上）的大迁移，背后原因则是香港房价和工薪的飙涨。
图注：1958年三洋电机在香港推出系列产品，包括收音机
有位知名企业家的人生经历与收音机交集甚多。光弘科技董事长唐建兴在上海愚园路附近长大，受了蔡元培、沈钧儒、黄炎培等民国大儒的熏陶，1975年开始和收音机与收录机打交道，对红灯、海燕牌收音机和上海牌录音机非常熟悉，78年自己组装了第一台电子管磁带录音机，80年拥有了第一台卡式收录机（四喇叭）。1982年去香港定居，次年初进入香港三洋电机（Sanyo）生产收录机，当年年底，派驻刚成立的蛇口三洋。84年，华强三洋合资公司成立，他担任了收录机厂生产部主任，并升任高级经理，工作到1997年。之后，加入光弘科技从事SMT（表面贴装）制造。
图注：华强三洋的大广告牌，源：深圳38岁奉送一组老照片
香港成为电子产品贸易中心，九龙深水埗鸭寮街最早成为了电子零件的集散地，渐渐发展成以电子硬件、电讯、数码产品为主的市场。我在花园街、铜锣湾、海港城等多地留下购买经历。
图注：庙街的一间电子产品摊档，作者戴辉摄
图注：庙街的”天后古庙“，作者戴辉摄
七八十年代：电子表做到世界第二
70年代初，集成电路的兴起，电子表产业发展了起来，起初价格很高。1972年，英特尔收购了Microma，野心勃勃地想进入这个领域，推出的电子表定价为400美元。结果，几年之后，随着日本企业（西铁城、卡西欧、精工等）的疯狂扩产，价格降到了数十美元。1978年，英特尔灰头土脸地退出了这个行业，从此再也不做电子整机了，专注做CPU。
图注：硅谷英特尔博物馆里的早期电子表
80年代初期，日本和香港地区生产的电子表在全球手表市场占领TOP2位置。
1985年，我在湖南省南县读初二的时候，有了一块液晶显示的电子表。这也是我第一次拥有采用了集成电路（IC）的产品。我戴在手腕上，珍惜地用衣袖保护住，时不时扒出来看上一眼。那跳动的数字啊，就好比我青春悸动的心。
这是老家政府组团来深圳考察，在沙头角香港一侧买的港货，据说是买了“一撮箕”带回来。说是当时的价格是5港币一块，相比我父母手腕上一百多人民币一块的上海表，可谓“杀伤力惊人”。
上海的表业也就此衰落。上海牌、宝石花，那是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啊。去年在南京路附近，一不留神找到了上海手表专卖店，满满都是情怀！
图注：南京路的上海手表专卖店与老师傅坐镇的钟表修理店
一半的瑞士手表工人失业。石英电子表一个月的误差不超过15秒，机械表的误差则达100秒。迫不得已，83年5月，瑞士7家银行联手投资10亿瑞士发廊，买下最大两家瑞士表厂ASUAG、SSIH的98%股份，合并为阿斯钟表康采恩，聘请医学博士汤姆克，推出时尚石英表品牌SWATCH。此外，欧米茄和天梭等品牌也推出电子表。
图注：南京路和瑞士手表霓虹灯，作者戴辉摄
今天台积电如此牛逼，而中国台湾芯片产业的第一桶金，也来自香港电子表产业。
1977年，台湾工研院在台湾落成了第一座集成电路三英寸示范工厂。员工则在美国当年最大的收音机和电视机厂商RCA接受了训练。第一批产品就是电子表的IC，这是台湾制造的第一颗集成电路。一位在香港做电子表的台商给了他们10万颗芯片的订单。不到一年，工研院的芯片生产良率甚至超过了师傅美国RCA。
大概是93年，我们学了《数字逻辑电路》课程，用最基础的门电路搭出了一个数字钟逻辑电路。搞了一通宵，眼睛都插绿了。
图注：时钟的逻辑电路
深圳有手表品牌飞亚达，由大众情人高圆圆代言。手机时代到来后，整合了手机的功能，但被整合的又何止只有手表！可穿戴时代到来后，小米和华为等公司有了不错的新一代手环/手表，步步高的儿童手表也有名。和华米CEO黄汪（中科大毕业）聊天很风趣，他说2014年华米支持小米推出仅79元的智能手环之后，他在深圳街道上行走担心被人打，因为放倒了深圳一批智能手环。这是“小米消灭山寨”的活生生案例啊。
图注：华米黄汪与作者戴辉于半导体投资联盟年会
八九十年代，电话机和程控交换机崛起
2014年1月，应东大香港校友会的邀请赴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聆听了林文震（-2017.12.16）讲述他的人生历程，也挖掘出了一段宝贵的中国现代电子产业科技史。
图注：前正中林文震和夫人罗慈（浙大毕业），前右五东大副校长浦跃朴，中左一作者戴辉
林文震于1956年从南京工学院毕业分配到中科院自动化所。16年后的1972年，因马来归侨的身份，他一家人移居到了香港，并于1976年创立香港赛霸创力有限公司。赛霸开发了多款电话机，采用最新的芯片科技，产品的创新甚至超越日美同行，客户包括美国四大贝尔公司（VERIZON、SBC、QWEST和BELLSOUTH），1978/83/91三度获得了香港工业总会和当时港督设立的香港工业设计大奖，获七项美国发明专利。
香港的电话机产业从此开始热火沸腾。八十年代，天时达（蔡清楚）和亿利达（刘永龄）等公司纷纷来到刚开放的深圳设立研发和生产。1985年，在深圳成立的中兴半导体（中兴通信前身），最早的业务是电话机的来料加工。
TCL、德赛、侨兴、步步高等企业也是从电话机产业开始做大的。
图注：步步高“非常小男人”，后来发展出OPPO、VIVO
搞定了电话机之后，再做电话程控交换机就有技术和物质基础了。一条细细的电话线，一头连着电话机，一头连着电信局的程控交换机，技术上是有类似之处的。
香港康力集团（Conic Group）旗下的鸿年电子（Hung Nien Electronics）从电话机开发出发，于1986年12月开发出了HAX小型用户电话交换机的第一台样机，采用单片机集成电路以及模拟空分制式，通过中国邮电部鉴定，５个月后批量投放内地市场。在后来的７年时间里，共售出各型程控交换机近300万线，在当年是一个天文数字。鸿年在内地的小容量交换机市场上一度获得No.1市场份额，也是中国第一个成功的程控交换机企业。
香港鸿年的掌舵人居然是1966年毕业于南京工学院（东大前身）无线电系的王美岳，他于1984年底从北京来到年巨亏3000万港币的香港鸿年电子，并于1986-1993年担任鸿年电子董事长兼总经理。他提出了“科技兴业，敢为人先”的口号，力推技术含量高的程控交换机的开发，在惠州等地设厂制造，并大力发展代理商。1993年，“鸿年”以及合资公司的营业额已达10亿港元，盈利超过7800万港元，俨然是一个大企业集团。东大首席教授时龙兴说曾参与为鸿年设计过无线寻呼系统（BP机曾经很火）。
任正非1987年创立了华为。他认识了辽宁农话处的一个处长，因而结识了香港鸿年，并成为代理商之一。鸿年的技术比较好，HAX-100可以做到200门。 1987年创立的珠海经济特区通讯技术开发公司（毕业于北邮的沈定兴）研发的BH01可带24门，华为也获得了代理权。
图注：华为代理的HAX-100程控交换机
初创企业华为根本没有什么钱，王美岳执掌的香港鸿年便给予华为很大额度的授信（据说超亿元人民币），可以先提货，卖出去拿到货款之后再付款。1988-90的两年多里，华为通过代理业务，获得了第一桶金，更重要的是，构筑了全国的销售平台。华为的资料上有两段话：“到农村去，到农村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凡购买华为产品，可以无条件退货，退货的客人和购货的客人一样受欢迎。” 如果没有鸿年在背后的强大金融支持，上面的承诺就难以做到。
长江后浪推前浪，香港鸿年已湮没在历史中，但其曾是中国通信设备产业的学习样板与“引路人”，是有历史贡献的。
徐文伟在1990年获得东大自控专业硕士学位，也就是在那一年我刚进校。1991年，华为挖来了隔壁港资企业亿利达的徐文伟和他的小兄弟聂建林（中科大毕业生），开始做正向设计，于是有了第一颗芯片和第一个操作系统。
图注：徐文伟（中）、校友总会姚志彪与作者戴辉（2019）
我曾随东大副校长浦跃朴与亿利达董事长刘纪明先生（刘永龄先生之子）吃过饭。谈起往事，他提到亿利达和东大在内的多所高校已经合作了很多年，培养了很多人才。“电话机芯片”之王叶晶曾在亿利达实习，我的大学C语言老师、中晨对讲机（迷你对讲机定义者）陆李曾在那里工作多年。
2019年，黄大卫副校长（左二）拜访香港亿利达，左三刘纪明
香港整机产业辐射华南，造就辉煌
目前，中国电子整机的产能占全球约一半，华南又占中国产能的约一半。深圳电子业向莞惠及珠三角溢出，甚至波及到长沙和南昌等地。一度有个说法：东莞一堵路，全球电子产品价格就跳动。
随着电子产品的小型化，轻薄化的发展趋势，现在电子产品中的线路板，很多都采用的是SMT制造工艺，即表面贴装技术，就是所有的电子元器件都是贴焊在线路板的表面。不需要像之前那样，从线路板上预留的过孔中插过去，再从背面焊接。
图注：SMT（表面贴装）电路板示例
图注：一条标准SMT产线，深圳明锐理想科技供图
目前中国大陆有约3万条SMT产线。华南地区SMT工艺水平居全球最高之列，汇集众多世界级的EMS（电子外包制造）企业。全球最大的EMS企业富士康总部（深圳龙华）就在我家附近，每天早晚都可以看到络绎不绝的年轻人流，就如过江之鲫。大陆也诞生了比亚迪、深科技（属中电）、光弘（唐建兴）、立讯（王来春创立，曾服务于富士康）、环旭、卓翼等大型EMS企业。在上海愚园路长大的唐建兴说，其实在电子制造这一块，我们在品质、技术上一点都不亚于伟创力、旭电、捷普这些跨国企业，跟他们最大的区别的就是我们还不够大。
图注：华强北不相信眼泪，相信MONEY吗？
再来看看SMT的发展历史。1970 年代后期日本率先研制成功了自动贴片机，由内部的专用设备逐步改进为商品化的通用设备，大批量地应用在家用电子产品生产中。SMT 这种先进电子板级组装工艺技术正式启动了。94年宿舍哥们的日本WALKMAN摔裂了，我看到里面的电路板，惊为天人。
无引脚或短引线表面组装元器件（简称SMC/SMD，中文称片状元器件）便于改善电子产品高频性能，因此最早最多地应用量大面广的彩色电视机电子调谐器上。1984 年下半年起至 1985 年间调谐器行业引进自动 SMT 设备生产线计 18 家之多. 85-90年这五年中，贴片机引进数量为 120 台。
桂林电子工业学院陈冠方教授早在1980 年代初期怀着极大的兴趣进行跟踪研究，并在 1990 年开办了第一个 SMT 课程， 学生深受行业的欢迎。明锐理想AOI（核心SMT检测设备）的创始合伙人张志晓就是这里的学生。
1995 年起，大量的港资企业把电子产品组装生产基地转移到毗邻的深圳与广东地区，外资 SMT生产线的大量进入，直接导致 SMC/SMD元器件的价格大幅下降，引起更多企业转向采用 SMC/SMD元器件取代传统的插装元器件的兴趣，致使珠江三角洲地区引进 SMT 生产线量迅速陡增。这阶段间，国务院作出发展移动通信（手机）的决定，激发通信产品制造业引进 SMT 的需求，致使应用 SMT 企业数量猛增了一千多家。1995-1999 年的五年中引进的贴片机数量共约 3500 台。这阶段各沿海地区三资企业也随之也迅速增长，但珠三角地区相对开放力度大优惠政策，刺激港澳台、日本、新加坡的投资与生产线转移增长，因此贴片机引进数量最多，占全中国 45％左右。由于起步早、基数大，珠三角地区的贴片机数量保有率始终在 40％左右。（参考：《中国 SMT最初25 年发展历史进程概要》）
华强北贸易起家是靠卖芯片和电子料。来自潮汕的柯汉忠（科信实业）曾向我们介绍他是最早之一在华强北卖片式元器件用于SMT产线的人。
图注：88年华强北有了电子元器件市场，戴辉摄于华强北博物馆
这里还有一段轶事。东大电子物理工科硕士敦勇在80年代末来到深圳某国企，但原定的建电子厂却没下文了。闲来无事，他就经常跑去华强北看电子零件解闷。2005年，他阴差阳错地走上了影视剧制作之路，和大导演郑晓龙一起制作了《芈月传》《甄嬛传》《急诊科医生》《功勋》（部分）等知名电视剧。
大疆科技——粤港澳大湾区最成功范例
汪滔2003年入读香港科技大学电子及计算机工程学系。2005年，与两位同学开始研究无人驾驶飞行技术，成功让飞机起飞 。2006年，在香港科技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导师是李泽湘，说服老师同意他自己决定毕业课题的方向——研究遥控直升机的飞行控制系统，研究的核心在于使航模能够自动悬停。同年，他创办了深圳市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并成功在2008年把研发的第一款较为成熟的直升机飞行控制系统XP3.1面市。2010年，名不见经传的大疆参加了南山创赛，评委张群慧眼识英雄，成为大疆第一位天使投资人。
港科大还孵化出了多个项目，我了解的就有：长沙希迪智驾（李泽湘）、珠海云洲智能无人船、海柔创新（陈宇奇）、纳德光学（彭华军）、一清创新（刘明）等。
香港科技大学已经在广州建立盛大的校区。年初在香港，汤凯教授讲他将去广州。
1987－1996年，高锟曾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他是光通信发明者，诺奖获得者。早在2006年，港中大已与深圳市政府和中国科学院在深圳建立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SIAT）伙伴合作，是最早于深圳市进行 「产、学、研」 协作的香港高等院校。2014年我在港中大深圳龙岗校区听了2006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克雷格·卡梅隆·梅洛（Craig Cameron Mello）的报告，这是我第一次亲眼见到诺奖得主。
图注：克雷格·梅洛显摆漂亮女儿：中国有黄金机遇！戴辉摄
粤港澳大湾区充分协作，面向未来，这样的可能性还会更多。
香港历来是中外芯片物流和交流重地
改革开放之后，很多西方公司来大陆，早年普遍将大中华区总部设立在香港。
前英特尔执行副总裁马宏升(Sean Maloney)在大中华区耕耘很多年，并推动于2010年在大连建成12英寸晶圆厂。2016年，我有幸和他的公子马致杰（George Maloney，JFROG中国CEO）一起访问以色列。小马哥从小就在香港读书，能讲非常标准的国语和粤语。
图注：左起：原MARVELL市场负责人Aviad Enav Zagha（绰号“A总”）、时任以色列驻中国大使马腾(Matan Vilnai)、JFROG马致杰（George Maloney）与作者戴辉，摄于2016年北京机场
中国香港一直是芯片的重要集散地，即使在新冠疫情中间。华强北离不开香港，就像西方离不开耶路撒冷。香港像是一只吞吐芯片的巨兽，源源不断地将华强北的芯片出口，又将世界各地的芯片聚集到华强北这片热土。上规模的芯片代理商都在香港有分公司和仓库，艾睿、安富利、大联大、中电港、华强电子这样的芯片代理巨头自不待言，我认识的代理商如启祥国际（李文涛）、伟德国际（朱旭）也一样。上市公司韦尔股份就是从代理芯片开始切入研发，并蛇吞象硅谷豪威科技的。
1987年台积电推广了代工模式之后，无晶圆芯片设计模式兴起。香港早年在芯片设计上也很有分量。
联想1988年在总工倪光南领导下开始研发芯片，到1993就研发出五个ASIC（专用集成电路）芯片，进而产业化。联想汉卡、程控交换机与激光打印机均采用了自主设计研发的ASIC芯片。研发过程中用到了西方公司在香港的资源。
图：1991年6月，倪光南在香港联想给柳传志、吕谭平、张祖祥等演示在激光打印机上加联想激光打印卡(ASIC芯片)的效果。
图为采用TLX9200芯片的9型汉卡（又称CSVGA卡）
图为TLX9200版图，其上集成了21000个门，采用1微米工艺
1991年，华为徐文伟设计了一颗芯片，在香港的西方公司那里进行EDA仿真，并在美国德州仪器流片，这就有了第一颗芯片，是程控交换机的用户/中继协议处理芯片。仿真的几万美元是一大笔外汇。搞EDA的李征说，如果失败，可能连华为公司都没了。
倪光南曾说道：“没做成事之前，可能都会被当成唐吉诃德。”特以陈奕迅( Eason Chan )演唱的《孤勇者》结尾，致敬电子业众多努力奋斗的英雄豪杰：
他们说，要带着光，驯服每一头怪兽，
他们说，要缝好你的伤，没有人爱小丑，
为何孤独不可光荣，
人只有不完美，值得歌颂，
谁说污泥满身的不算英雄。
去吗？去啊！以最卑微的梦，
战吗？战啊！以最孤高的梦，
致那黑夜中的呜咽与怒吼，
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
图注：堂吉诃德 东山精密赵浩供图
（校对/范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