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金瓶梅》的张竹坡评点很有价值，但现存的张评本十分复杂，究竟哪一种是原刊本，学界多有不同的看法。目前较为流行的是认为大连图书馆所藏的“本衙藏板，翻刻必究”本是原刊本。本文则从辨析大连本卷首附论《寓意说》末多出227字及《凡例》《第一奇书非淫书论》两篇文字的真伪，正文大量的正体字被改成俗体字，卷首图像的简陋，评点中留下的多种后出翻刻的迹象来论证它并非是原刊本，而且这个本子的刷印时间当是较晚的。
【关键词】《金瓶梅》 评点本 张评本 必究本
《金瓶梅》的张竹坡评点，不但对《金瓶梅》的研究十分重要，而且在整个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也很有价值，故张评本理所当然地受到人们的重视。
早在1985年，笔者曾发表《张竹坡及其金瓶梅评点》一文[①]，接触了张评本不同版本的先后问题。之后三十多年来，新的版本不断发现，情况极为复杂。不过，其中大多是明显后刻、且粗制滥造，没有讨论的价值。
今学界关注的，实际上就集中在两个系统的本子之间：一个是“在兹堂”本系统，另一个是“本衙藏板、翻刻必究”本（下简称“必究本”）系统。
所谓“在兹堂”本系统的本子，其有代表性的主要是在兹堂本、康熙乙亥本、皋鹤草堂本及近年影印的苹华堂本等。
1982年，戴不凡先生最早提出张评本中的“最早刻本”是在兹堂本[②]，附和者不少。
至2012年，李金泉先生发表《苹华堂刊<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版本考》一文，在将以上各本的版页作了认真比对的基础上，得出了在兹堂本系统的本子都是“苹华堂本的同版后印”的结论，并从刻工、评点、流传等不同角度“彻底的否定”了包括苹华堂本在内的“在兹堂”本系统的本子为初刻本的说法[③]。
在兹堂本
在这期间，王汝梅先生提出了大连图书馆藏的“本衙藏板，翻刻必究”本（下简称“大连本”）是张评本中的原刊本的看法。
特别是他与多伦多大学的米列娜教授一起发现大连本卷首的《寓意说》末，比其他各本多出与张竹坡的生平大致合榫的227字之后，很自然地将学者们探究张评原刊本的目光投向了“必究本”系统，一般就认为大连本是张评本中的原刊本了。
其实，目前所见“必究本”系统有七种本子[④]：
大连图书馆藏本、韩国梨花女子大学图书馆藏本（下简称“梨花女大本”）、吉林大学图书馆藏本（下简称“吉大本”）、首都图书馆藏本（下简称“首图本”）、日本东洋文库藏本（下简称“东洋文库本”）、张青松藏一本，卷首谢颐《序》首页“序”字下有“桂馨堂”一印（下简称“张桂本”），张青松另藏一本，扉页右下角钤有“本衙藏板”一印（下简称“张衙本”）[⑤]。
本衙本
此七本，互有异同，各有特点,今从其卷首扉页、图像、附论来看，大致可分三类：
一类是以大连本为代表，同板的还有梨花女大本，其主要共同点是卷首《寓意说》末皆多227字，且多《凡例》《第一奇书非淫书论》两篇附论；
另一类以吉大本为代表，包括首图本、东洋文库本与张桂本，皆无《寓意说》多出的227字与两篇附论；
第三类是张衙本，它的卷首扉页、插图与各篇附论，亦与大连本同板，然其正文与评点是另据更近似吉大本的本子重新翻刻的。
另从这七种必究本从扉页来看，除去已佚扉页的梨花女大本之外，剩下六种虽然貌似略同，特别是中间大书“第一奇书”的“第”字，皆用“艹”字当头，与“必究本”之外的其他各种张评本多以“竹”字为头明显有别。
但若仔细辨认，则可见其扉页框线的转角处有异，约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大连本与张衙本的弯角处明显多了一折，而吉大本等另一类的弯角虽也略有一点凹势，但基本上是顺弯的。
又，大连本等的字迹明显略粗，稍感拙重，特别是其中“第一奇书”的“书”字，行笔与另一类各本明显有别。
大连本
张衙本 张衙本
吉大本
首图本 首图本
东洋文库本
张桂本
这七种“必究本”开始时并未受人注目。
1988年，齐鲁书社重印《张竹坡第一奇书金瓶梅》时，王汝梅先生在《重印本跋》中说“在国内新发现一部完整的张评康熙原刊本”[⑥]。
这实际上是首次提出了大连本是张评中的“原刊本”。
至2003年，王先生在《关于<金瓶梅>张评本的新发现》中就明确交代此原刊本“在大连图书馆发现”，并在分析大连本与吉大本的若干异同后论定：“大连图藏本为张竹坡于1695年刊刻的初刻本。”[⑦]
大连本果真是张竹坡《第一奇书》的初刻本吗？我原来根据30年前的“完整的在前，缺略的在后”的习惯思维，认为有回评，有《凡例》《第一奇书非淫书论》的本子是“完整”的本子,缺少这些内容的本子是书商翻刻时为减少成本而经过删节的本子，所以也相信并附和大连本是原刊本的说法。
但近二、三年来，经过反复调查与思考，觉得大连本是原刊本的结论当重新思考。
苹华堂藏本
一、《寓意说》末多出227字是后加的
也就是在《关于<金瓶梅>张评本的新发现》一文中，王先生说，1993年他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米列娜教授同访大连图书馆时，米列娜教授首先发现该书《寓意说》末多出227字。
由于“此段文字涉及竹坡生事皆为实录”[⑧]，故认为是可证该本为初刻的第一条重要证据。
虽然，当时刘辉先生因这段文字以“竹坡”自称而提出过怀疑[⑨]，但由于这段文字中颇多竹坡自述身世的文字大致与其经历合榫，故大都学者、包括笔者还是信以为真。
但最近我认真一读，疑窦丛生，主要有三点：
一是此段文字与《寓意说》全篇文意脱节。
本来，《寓意说》是在分析一些小说中人名的寓意，到“悲哉悲哉”，文意已尽。续加的这227字却凭空大谈整个批书的原由，殊感突兀，根本与上文不相衔接。
二是作者的叙述语气有问题。
刘辉先生曾认为，竹坡“从来不以‘竹坡’自称”，特别是“竹坡，彭城人”一句，“完全是另有一个竹坡在这里吹捧竹坡的口吻”[⑩]。227字中的多数文字确实更像用第三人称下笔作客观的介绍，不似竹坡自述。
《金瓶梅研究》第七辑
然近煞尾处却说“予亦自信其眼照古人用意处”云云，明确用的是第一人称，有点像竹坡自述了。不过，最后一句“缘作《寓意说》，以弁于前”，又颇蹊跷。
弁于此本《第一奇书》前的文字共有十馀篇，其中有的主要是谈创作意图的，倒没有此类的话，而在这篇讲人名“寓意”的文字后，独独加了这样一句话，实在是有点硬加进去的味道。
三、《寓意说》全篇共出现四个“气”字，前三处“至春吐气”、“遇陶妈妈而吐气”、“故西门死，气如牛吼”，都是刻了当时规范通行的“氣”字，而唯独在这227字中刻到“凌云志气，分外消尽”的“气”字时，却刻了很少见到的俗体字（如图，梨花女大本、张衙本同）：
看来，这227字当是后来翻刻者所持的原本上，有人见有“留白”，即随手批加上了此段文字，刻工受命而就依样画葫芦，照此刊上了。
试想，假如此227字与前面的文字是出于同一作者之手，为什么在短短的3000余字的一篇文章中，作者在前面所用的都是“氣”字，而到最后偏偏在这多出的227字中冒出了一个“气”字呢？难道会是出于一人之手吗？
这种刻工照刻后人批语的情况，并不鲜见，像首图藏崇祯本《金瓶梅》图像后有一首“回道人”（吕洞宾）的词，也就是由翻刻者刻上了在原书空白处有人抄上去的这首词，致使后来者甚至就附会此书是也用过“回道人”之名的李渔所作了。
这些破绽，显然被前人看出，所以在后来众多的张评本的翻刻本中（用同板重印者除外），大都没有照搬，绝少在世上流传了。
二、正文大量的正体字被改成俗体字
必究本七种本子的正文，粗看版式及文字内容略同，但用字实有相异之处。以吉大本为代表的首图本、东洋文库本及张桂本虽然偶然也用俗体字，但一般多用通行正体字；
而以大连本为代表的梨花女大本及拚凑的张衙本则充斥着俗体字。又，凡遇叠字时，大连本、梨花女大本、张衙本即将后一个字简刻成统一的“匕”。这里随机略举两例，可见一般。
先举卷首附论中的《寓意说》第7叶反面这一页。这一页吉大本、首图本、东洋文库本及张桂本的第2行的“楼”字，第3、4行的“爱”字、“继”字，第5行的“穷”字，第7、8行的“尔”字，都刊通用的正体字，而在大连本、梨花女大本、张衙本中皆用了俗体字。
首图本《寓言说》7b （吉大本、东洋文库本、张桂本同）
大连本《寓言说》7b（梨花女大本、张衙本同）
吉大本等四本第8行的“绵绵”、“悠悠”，在大连本等三本中均作“绵匕”“悠匕”。
再看正文第1回第22叶正面，吉大本等四本的“厅”“举”“欢”都用了通行的正体字，而大连本等三本都用了俗体字，且第7行的叠词“连连”，第8行的“哥哥”，后一个字都写成了“匕”。
首图本1/22a （吉大本、东洋文库本、张桂本同）
大连本1/22a （梨花女大本、张衙本同）
一般说来，张竹坡亲自操办初刻，当较慎重，而翻刻者都以赢利为目的，会想尽办法偷工减料、求简省略，将正体繁字改成简笔俗字也就在情理之中，特别在通俗文学的翻刻中几成规律。反之，后出翻刻者将原本中的俗字一一改成繁笔正字，这是难以想象的。
三、大连本的图像最为简陋
《金瓶梅》崇祯本以来，卷首所附的100叶200幅图像往往是独立装成两册或一册，所以极易迷失，如今日本内阁文库本与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崇祯本的图像皆佚。
目前必究本中的东洋文库本与梨花女大本、张桂本的图像也无，尚不知是原本未印还是后来所佚，剩下存图像的四部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首图本，第二类是吉大本，第三类是大连本与同板的张衙本。
首图本
首图本的图像是与崇祯本中的天津图书馆藏本、张评本中的苹华堂本所用的是同一套板子，但版裂、缺损等后印的现象明显，当印于较后，故知此本不可能是张评本中的初刻。
吉大本的文字尽管与首图本是同版，但图像并非与首图本相同，也与原王孝慈藏本不一样，是原王孝慈本之后的翻刻本。
请看第22回正面的图像，吉大本与王孝慈本、首图本有明显的不同：
原王孝慈藏崇祯本左下角有“新安刘启先刻”数字，其起笔“新”字低于旁边回目名“蕙”字；
而首图本的“新”字却在“蕙”字之上，可见首图本的图像在覆刻时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而吉大本在翻刻时，干脆就没有刻上“新安刘启先刻”数字。
原王孝慈藏崇祯本第22回图
首图藏张评本第22回图
吉大藏张评本第22回图
其他一些地方都可见其刻得粗疏，如原王孝慈本、首图本第25回反面插图“来旺儿醉中谤讪”墙檐下有图纹，而吉大本省刻了图纹；
原王孝慈本、首图本第20回正面图像“傻帮闲趋奉闹华宴”有帮闲16人，而吉大本仅画12人；王孝慈本、首图本第42回正面图像“逞豪华门前放火”上有人像19人，而吉大本只剩13人；诸如此类，都明显可见吉大本的图像比之原王孝慈本“偷工减料”。
但总体上看，吉大本的图像还是刻得像模像样的，所以仅凭这一点是很难判断它是否是张评本的原刊图像，或者也是借用了其他本子。
与以上两类不同的大连本以及相同的张衙本的图像，其粗制滥造的程度更为严重，不能想象它是由竹坡亲自操办的原刊。
首先，它将原图100叶200幅图像压缩了一半，仅存50叶100幅；
其次，每一图都是用十分粗略、生硬的线条作了简单的勾描，已无原图的韵味；
第三，更不能容忍的是，一开始就将插图的次序排错了：
当属于第1、2回内容的插图与当在第3、4回的插图颠倒了，即第1叶的正反两页印的是“俏潘娘帘下勾情”“老王婆茶坊说事”，到第2叶的正反两页才排上当属第1、2回内容的“西门庆热结十弟兄”“武二郎冷遇亲哥嫂”。 其粗制滥造、漫不经心之态暴露无遗，假如张竹坡生前亲自操办初刻的话，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吗？
大连藏本第1叶图像
大连本第2叶图像
四、《凡例》《第一奇书非淫书论》两篇当非出自竹坡之手
这两篇在吉大本、首图本、东洋文库本及张桂本中是没有的，只是出现在大连本、梨花女大本与张衙本中。
1985年，我在《张竹坡及其<金瓶梅>评本》中就提出了疑问，现在更认为这两篇非张竹坡原作，是后印者略闻社会上出现了批评张评本“或有所指”和“诲淫”的流言后加进去的辩护辞。
先看《凡例》一篇，所言明显与《竹坡闲话》的观点不相合拍。
《凡例》在谈及之所以评点与刊印《金瓶梅》的目的时，只是说“偶因一时文兴，借此一试目力”而已，后面又说其目的乃在“偶为当世同笔墨者闲中解颐”，“予则并无寓讽，设有此心，天地君亲其共恹之”，极力辩解。
与此不同，《竹坡闲话》则用颇带感情的笔触，详细说明了自己批点《金瓶梅》的目的：
《金瓶梅》何为而有此书也哉？曰：此仁人志士，孝子悌弟，不得于时，上不能问诸天下，下不能告诸人，悲愤呜唈而作秽言以泄其愤也。……然则，《金瓶梅》我又何以批之也哉？
我喜其文之洋洋一百回，而千针万线，同出一丝，又千曲万折，不露一线。闲窗独坐，读史，读诸家文，少暇，偶一观之，曰：如此妙文，不为之递出金针，不几辜负作者千秋苦心哉！
久之，心恒怯焉，不敢遽操管以从事，盖其书之细如牛毛，乃千万根共具一体，血脉贯通，藏针伏线，千里相牵，少有所见，不禁望洋而退。
迩来为穷愁所迫，炎凉所激，于难消遣时，恨不自撰一部世情书，以排遣闷怀。几欲下笔，而前后拮构，甚费经营，乃搁笔曰：我且将他人炎凉之书，其所以前我经营者，细细算出，一者可以消我闷怀，二者算出古人之书，亦可算我今天又经营一书。
我虽未有所作，而我所以持往作书之法，不尽备是乎！然则我自做我之《金瓶梅》，我何暇与人批《金瓶梅》也哉！
从中可见，竹坡之所以最后燃起批点《金瓶梅》的热情，不仅仅是由于小说具有极高的艺术性，而更由于它真实地写尽了炎凉世情，激发起一个“不得于时，上不能问诸天下，下不能告诸人”的他，借此以抒发悲愤。
张竹坡《竹坡闲话》书影
他是把自己的批点说成是“我自做我之《金瓶梅》”，完全当作自己创作的一部发愤之作来看待的。与《凡例》所言批书的目的，大相径庭。
另看其对艺术分析的自我评价来看，《凡例》说：“至于锁碎处，未暇请教”云云，语颇自谦，似对自己的艺术分析的细致性并无把握；
相反，《竹坡闲话》对自己的艺术分析从来很自负，认为“作书之法”“尽备于是”。于此也可见，这两篇文章并非出于一人之手。
我们对照全书评点文字和精神来看，显然《竹坡闲话》可信而《凡例》不可信。
次看《第一奇书非淫书论》。此文一再申言：“小子穷愁著书，亦书生常事，又非借此沽名，本因家无寸土，欲觅蝇头以养生耳。”“小子年始二十有六，素与人全无恩怨，本非借不律以泄愤懑，又非裹有余钱借梨枣以博虚名，不过为糊口计。”
这类话，与《竹坡闲话》中所说的批评动机首先就不合，而且与事实也不符。张竹坡家道虽然中落，这从一个出身富家子弟来说确实感到“穷愁”，但他还是可以经常出游，到扬州，到苏州，到京城，不至于沦落到“家无寸土，欲觅蝇头以养生”的地步。
据张道渊《仲兄竹坡传》载：“兄性不羁，一日家居，与客夜坐。客有话及都门诗社之盛者。兄喜曰：‘吾即一往观之，客能从否？’客方以兄言为戏，未即应。次晨，客晓梦未醒，而兄已束装就道矣。”
又说：“兄性好交游，虽居邸舍，而坐上常满。日之所入，仅足以供挥霍。”[11]
张竹坡的这等作派，难道是靠批书来“养生”“糊口”吗？实际上，此文的重心就是为了这部书能不以“淫书”遭禁而已。
请看其文的要害部分就是说：“但目今旧板，现在金陵印刷，原本四处流行买卖。……但恐不学风影等辈，借端恐讹，意在骗诈。夫现今通行发卖，原未禁示。……即云奉行禁止，小子非套翻原板。”
这就是说，恐怕“风影等辈”举报这部书是“淫书”，实际上《金瓶梅》一直在“通行发卖”，没有“禁示”不准印，且此次印行也非“套翻原板”，所以没有犯法。这完全是为了生意经的自我辩说。而且在这里无意中流露了作者对《金瓶梅》的真实看法。
《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
他说：“我的《金瓶梅》，上洗淫乱而存孝弟，变帐簿以作文章，直使《金瓶》一书冰消瓦解，则算小子劈《金瓶梅》原板亦何不可。夫邪说当辟，而辟邪说者必就邪说而辟之，其说方息。今我辟邪说而人非之，是非之者必邪说也。”
这不是首先就承认《金瓶梅》原版是当可劈掉的“邪说”吗？这哪里像出自一个对《金瓶梅》无限推崇的批评家之口！
张竹坡哪儿有过否定原本《金瓶梅》的话？很清楚，此文并非出自张竹坡之手。
对于这两篇文字，以及《寓言说》末的227字，我认为并非出自竹坡之手而一般学者往往信以为真，其主要原因是这三处都特别插入了竹坡批书的年龄与时间，看上去正与他的生平相合。
其实，除这三处之外，竹坡本人从未谈及他的批书时间问题，今天能够推测他的批书时间的可靠材料只有两条，一条是谢颐序的落款时间是：“康熙岁次乙亥清明中浣”。乙亥年，即是竹坡26岁；
另一条是张道渊在《仲兄竹坡传》中说，“遂键户旬有余日而批成”。就凭着这两条，《第一奇书非淫书论》说“小子年始二十有六”；《凡例》说：“成于十数天内”；《寓言说》末说，“乙亥正月人日批起，至本月廿七日告成”。
它们连环套似的相互协调，巧妙地制造了一个张竹坡自书这三篇文字的假象，从而使读者确信无疑，真可谓是用心良苦。
但文章的真假并非靠信手拈来的一些材料拚凑后能一手遮天，判别文章的真假更重要的在于其精神实质，这是较难一装就像的。
一个豪放不羁，无限推崇《金瓶梅》，又想借《金瓶梅》来发愤批书，浇心中块磊的张竹坡，是不可能写出《凡例》《第一奇书非淫书论》这等文字的，更何况里面还有不少的破绽。所以多出这几篇文字的大连本等，不可能是原刊本的。
五、评点中留下了后出的痕迹
张评本的评点十分完整，除了卷首所附古代小说评点本中最为繁复的批评文字之外，正文内有回前评、夹批、旁批、眉批和圈点等各种形式，若将大连本的所有评点与吉大本相校，在大致相同的情况下，还是可以不时发现批点的条目有多寡，批文有出入，相异之处也甚多。
这些差别，有的是很难据此而判断其孰前孰后，因为前少后多、前误后正，或者反过来前多后减、前正后误都是有存在的可能。但其中有些差异还是有一定的特殊性，逆向的推理恐怕是不大能成立的。
吉大本
比如，第1回回评，吉大本有一句：“总之一笔千万用，如神龙天际，变化不测的文字。”
而大连本将“神龙天际”刻成“神龙不除”。试想，批者再糊涂，也不可能将开卷第1回回评就写出莫名其妙的“神龙不除”，这种现象只能是翻刻者在看不清“天际”两字的情况下，就误刻成了形近的“不除”。
假如反过来考虑，原刊就是“神龙不除”，吉大本要将“不除”两字改成“天际”，那恐怕一时也是并不容易想出的。
再如吉大本第4回第9叶反面写郓哥见王婆坐在小凳儿上绩线时，有眉批：
“方知做十分光时，王婆关门纺绩之妙。此处一映，西门、金莲皆跃然欲出。”
此处批到“皆”处该换页，换页后大连本就漏了最后“跃然欲出”四字。假如反过来，要吉大本加出这四个字来也是不可能的。
吉大本4/9b
大连本4/9b
又如第51回写到“薛姑子正待又唱，只見平安兒慌慌張張走來說道”处，吉大本、首图本等有旁批云：“忽然撇去，筆力絕不由人。”
而大连本脱去了“忽然撇”三字，剩下的“去笔力绝不由人”，不就令人莫名其妙了吗？
以上这类只能是翻刻致误的现象是很多的，这里就不想列举了。
下面想着重谈谈大连本多出的批语问题。
大连本与吉大本的评点相校，尽管偶而也有吉大本多出而大连本没有的旁批等，如第77回第2叶正面与第10叶正面吉大本多了“何处说来”、“可恶”两条旁批，但大量的是大连本多出的。
这里要逐条辨清究竟是大连本后增的还是吉大本后减的，恐怕在事实上已是不可能，但有一些现象还是可以说明大连本是后增的。
比如，我们可以发现多处同一句正文下已有夹批，大连本却在旁边又添上一句旁批，或者在上面再加一句眉批，例如第72回第2叶正面写到春梅道：“……秋菊，你往后边问他们借来使使罢。”
在此句下吉大本、大连本都有夹批“春梅使秋菊，秋菊才来。”可是在大连本旁又多一句旁批：“春梅意，不在闹。”
接下去73回第2叶正面、第3叶正面等处都有这样的现象。
再如，第71回第7叶反面，写到西门庆梦见死后的李瓶儿立于月下，挽之入室，相抱而哭后，李瓶儿道：“奴寻访至此。对你说，我已寻了房儿了，今特来见你一面，早晚便搬去了。”
此处吉大本、大连本都有夹批：“一向未搬，却在何处？”然大连本多出旁批：“与子虚语一丝不错。瓶儿、子虚必云房子，固是孽账。”
大连本
再有眉批：“托梦必之何家，又留蓝氏余唾。”可是在吉大本中，很少出现既作夹批之后，再加旁批与眉批的现象。
假如竹坡认为一条夹批意有未尽的话，都是在前一条批语下加一个“○”，将以隔开，然后接着再批第二层，甚至第三层的意思。
众所周知，竹坡评点乃在匆忙之中一气呵成的，顺笔而下，没有必要另换地方，另用形式再加批语的。
在这里，我特别注意到大连本多出的批语，都是旁批、眉批与回评，全书没有增加一条完整的夹批。
这里的奥妙何在呢？这是因为大连本在翻刻时，其版式是尽力与祖本保持一致，每一页从哪一个字开始到哪一个字结束，都是一成不变的（除个别回末在不影响移动版面的情况下处理回末诗时有异）。
所以大连本与吉大本粗看起来，每一页正文的位置都是大致相同的。这样，在翻刻时可以保证不会脱文，至少不会漏段。
但是，这样的翻刻就不允许将正文文字随意增减了。动一字，就要移版面，动全局。
因此，要增批语，只能增加旁批与眉批（回评的页面较少，影响不大，且大连本多出的回评大都是加在末尾），而不能增加正文中的夹批了。
或许有人会问，为什么不可能反过来思考：原刊即如大连本那样多出旁批等，而吉大本在翻刻时漏刻了呢？
我下面再举两类不同的例子来说明：只能是大连本后增而不可能是吉大本后删。
第一类例子请见第70回第6叶反面，写西门庆去京得到了翟谦的接见，两人交谈间一共有12次以“亲家”相称，竹坡分别在“亲家”句下用夹批标明次数。
其中在翟谦对西门说“你同不得夏大人”句下，吉大本有夹批“亲热”两字。大连本难得在夹批“亲热”处加了“分外”两个字。
在这双行夹批中加了两个字，就多占了正文一字的位置，假如不作处理，这一行就排不下了。
于是刻工就将前面出现第四次“亲家”而当夹批的一个“四”字删去，以腾出一字的位置，然后只能将这个“四”字补加在旁边。
吉大本70/6b
大连本70/6b
在匆忙之中，又将这个“四”字补错了位置：没有补在“亲家”旁。
这个例子就十分清楚地暴露了大连本之所以多出的批语大都是旁批、眉批、回评的原由，同时也暴露了大连本多出的批语多数是后加的。
大连本增加的旁批，还有的一看即是后人所增的语气。
例如大连本第99回12叶正面写到韩爱姐到陈敬济坟前祭扫时，说到“奴与他虽是露水夫妻，他与奴说山盟，言海誓，情深意厚，实指望和他同谐到老”处，有夹批：“此等艾火可炙一部淫妇淫声等病。”
在此批前后，竹坡共并用了七句“此等艾火可炙……”的批赞语，没有一处在前面加一个“又”“再”之类递进的副词，而就在这第三处的大连本上却多出了一条旁批曰：“又可炙……。”这个“又”字，就不自觉而却十分自然地流露了一个后批者在七批之外增加一批的口气。
试想，原批者怎可能在第三处重叠加批，且毫无必要地再加上了一个“又”字呢？
从以上批语中可见，大连本不可能是原刊，而是一种对原刊评点动过手脚的翻刻本。
六、从有无回评来考虑大连本是否是原刊本的问题。
在张评本中，不论是必究本系统还是在兹堂本系统及其他系统的本子，都存在着有回评和无回评的差别。
在必究本中，不论是大连本一类的本子，还是吉大本一类的本子，也都存在着有回评与无回评的两种。
过去，我始终认为有回评系统的本子完整而接近初刊，无回评的是因为后来翻刻者出于牟利而从简删略[12]。
正是在这常规成见的指导下，我对没有回评的首图本及东洋文库本一向不予重视，1985年去京，一看首图本没有回评，就搁下了。
1986年去东洋文库，也只翻了一下。当时去一位日本学者的办公室，他兴冲冲地拿着化大钱全套复印的这部书给我看，我说：“你怎么没有复印那里有回评的那一套呢？”他一时也傻了眼。
当王汝梅、米列娜两先生发现大连本的《寓意说》末多227字后，我又去东洋文库查看有没有这227字，一看是没有的，所以仍不予重视。
直到前年我将东洋文库本、首图本的有关页面与大连本、吉大本、梨花女大本仔细一校后，发现了不少问题，从而启发了我跳出常规思维，重新思考这个有无回评的问题。
1987年，黄霖教授（右）在日本讲学
实际上，张评本的回评本不论是在兹堂本系统还是必究本系统及其他系统的本子，都存在着一个显著的特点，即其正文的页码与回前评的页码是不相连续的[13]，每一回回评放在正文前，当回评结束时，页码也结束，正文的页码重新从1开始。
恕我孤陋寡闻，就我见过的所有诗文曲稗各种评点本，卷首或回前评与正文的页码各起炉灶的评本就仅见此一家。这种另起炉灶的现象，应该说就是回评后加的一个明显征象。
我认定这种重起炉灶的现象是回评后加的理由，还由于发现回评与正文的刻工压根儿就不是同一人。
这里且举吉大本、大连本（两本相同）两例：
一个是关于“个”字。在正文与卷首的附论中都是刻作“箇”，而在回前评中却刻成了“個”：
吉大本正文1/1b“个”
《趣谈》1b“个”
回评1/5b“个”
大连本正文1/1b“个”
《趣谈》1b“个”
回评1/5b“个”
另一个是关于“色”字。在正文与卷首附论中的“色”字的上面部分是个“刀”字，而回前评中的色是即同通行的“色”字。
吉大本正文1 a“刀巴 ”
《大略》2b“刀巴”
回评1a“色”
大连本正文1a“刀巴 ”
《大略》2b“刀巴”
回评1a“色”
以上可证，回评与正文的剞劂是出于两人之手。
在这里，或许有人会认为，这可能是书坊主在安排刻工雕板时，就是同时以正文与回评分别安排工作的。
我认为，这种可能应该是不会有的。这从回目名的刊刻就可见分晓：
回目名一般当刻在本回的最前面，假如回前有回评的话，也当在回评前刻上，其顺序均为：
第几回、回目名，然后是回评、正文，如金圣叹评《第五才子书水浒传》、毛氏父子评《三国志演义》等莫不如此。
坊主假如真是让刻回评者与刻正文者同时分别进行的话，肯定会注意到这一点，在回评前刻上第几回及回目名后，不会再请刻正文者重复刻上回目名次与回目名的。
可是吉大本、大连本在置于后面的正文前已刻上第几回及回目名后，在每一回的回评前既叠床架屋地刻了个“第几回”，又省略了回目名，这不是明证回评与正文刻有先后，回评就是加插进去的吗？
以上六点，都可证大连本不可能是原刊本。
内阁本
最后要附带说明一点是，大连本、梨花女大本与吉大本一类的正文文字，在有的地方是“大连图藏本同崇祯本，而吉大图藏本则与崇祯本相异”，因而显得大连本等“更接近崇祯本”[14]。
如第2回16叶反面第1行大连本等的“贩钞”，吉大本等作“财钞”；第12回第1叶反面第4行大连本等的“粲枕孤帏”，吉大本等作“单枕孤帏”；第13回第5叶正面第5行大连本的“顾睦”，吉大本等作“顾照”等等，
这些充其量也只能说明大连本等在翻刻时，个别用词比起吉大本、首图本等来还是尊重了原刊，但这不足以证明大连本就是原刊。
而且，大连本作为一种翻刻本，用这套板子刷印时，已经是较后的了。在“必究本”系统中，大都板子由于存放得久、刷印得多，可见字迹模糊及板裂的现象相当严重，
而最严重的就莫过于这大连本了，请看第62回第3、4叶两块板子与同板的梨花女大本一对照，就可以清晰地看到大连本已经完全裂断了，
在拚凑刷印时竟张冠李戴，完全拚错了位置，将原板裂断的第4叶的上半面与第3叶的下半面拚成大连本的第3叶（因叶码在下半面中缝），而原刊第3叶的上半面与第4叶的下半面拚成大连本的第4叶。
大连本第62回第3叶
大连本第62回第4叶 大连本第62回第4叶
梨花女大本第62回第3a
梨花女大本第62回第4a
这充分地说明了大连本不但不是原刊本，而且用这副板子刷印时已经相当晚了。
本文作者 黄 霖 教 授
作者附言：
本文在阅读、收集各本资料的过程中，得到了王汝梅、张青松、马文大、李金泉、王昊诸先生及高日晖、宋贞和、柳秀旼等学生的幫助，特此志谢。
注 释：
[①]黄霖《张竹坡及其金瓶梅评点》，《中国古典文学丛考》第一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7月。
[②]戴不凡《小说见闻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40页。
[③]李金泉《苹华堂刊<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版本考》，台北《书目季刊》第45卷第4期，2012年3月。
[④]据鸟居久晴《<金瓶梅>版本考》一文所载，他曾在汇文堂主人大岛五郎氏那里读过另外一种“本衙藏本,翻刻必究”本，并有著录。见黄霖、王国安编译《日本研究<金瓶梅>论文集》，齐鲁书社，1989年，第39-40页。
[⑤]2017年新加坡南洋出版社影印大连图书馆藏《彭城张竹坡批评奇书金瓶梅第一奇书》,给研究者提供了方便，但其册廿六附录一《张青松藏本衙藏板翻刻必究本》混取了张青松藏分别钤有“本衙藏本”与“桂馨堂”印章的两本的书影，甚至夹杂了两本之外的书页，却没有注明，故此附录不可取信。
[⑥]王汝梅、李昭恂、于凤树校点《张竹坡第一奇书金瓶梅》下册，齐鲁书社，1988年版，第1598页。
[⑦]王汝梅《关于<金瓶梅>张评本的新发现》，《金瓶梅文化研究》第四辑，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年版，第63、65页
[⑧]王汝梅《关于<金瓶梅>张评本的新发现》，《金瓶梅文化研究》第四辑，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年版，第64页。
[⑨]刘辉《<会评会校金瓶梅>再版后记》，《金瓶梅研究》第七辑，知识出版社，2002年，第226-230页。
[⑩]刘辉《<会评会校金瓶梅>再版后记》，《金瓶梅研究》第七辑，知识出版社，2002年，第227-228页。
[11]张道渊《仲兄竹坡传》，《张氏族谱·传述》，乾隆四十二年（1777）刊本。
[12] 黄霖《张竹坡及其〈金瓶梅〉评本》，第273-283页。
[13]据笔者目前所知，惟张衙本回评的页码，除个别回外，基本都与正文相连续。
[14]王汝梅《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前言》，王汝梅校注《皋鹤堂白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吉林大学出版社，2011年9月，第6-8页。
文章作者单位：复旦大学
本文由作者授权刊发，原文刊于《文学遗产》，2020，第4期，转发请注明出处。